构想国学愿复兴
在学部刚刚建立的时候，罗振玉还提出一个建设国学馆的提案。他在《集蓼编》回忆说：
各省应该建设一所国学馆，其中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图书馆，二是博物馆，三是研究所。因为治学应该多读书，而考古则应该多见古器物，现在关中和洛阳一带的古器物不断出土，这些都已经流入外国商船了，我们更应该购买下来以供研究。至于研究所，选在国学方面有基础的，不论已经做官还是没有做官，不管是举人、贡生，还是监生，都允许他们进入研究所，在经学、史学、文学、考古等门类方面不设限制，也不限研究的年数。选国内有名望有学问的老年人做所长，指导那些年轻人，研究方法和以前的书院的相同。各研究人员的著作可以通过馆长呈送所在省的提学司，向督抚说明情况后送到学部。学部检查后，如果觉得书确实写得很精深，把作者招到学部当面考试，那些学识渊博的、出名很久的学者就不用到学部考试，直接由学部上奏奖励。[1]
罗琨、张永山评价说：“据今所见，明确提出将近代图书馆、博物馆纳入国学研究的机构，改进研究手段，这是最早一份资料。这样的国学馆，已经有近代研究所的雏形，而与旧式书院有了根本的不同。”[2]笔者很赞同这种评价。
1907年张之洞被调到北京做官，任体仁阁大学士、军机大臣，兼管学部，到任后拿建设古学堂的事征求罗振玉的意见。罗振玉认为，国学广博繁多，而学堂的年限很短，同时还要学习其他科学知识，所以学堂难以教授国学，而为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国学馆最容易取得成效。张之洞听后很赞同，并表示要上奏实施。罗振玉把奏折呈送上去后，又是因为主管官吏认为不太重要而搁置了下来，两年后张之洞病逝，这个国学馆的提议就泡汤了。
有意思的是罗振玉的国学馆设想在110年后的今天实现了。
2016年8月30日，我国已经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建成了中国国学中心，全称是中国国学研究与交流中心，又称“中国国学馆”。国学馆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宗旨，致力于研究和展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道德、智慧、审美的丰富内涵及其当代价值，促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设行政秘书处、财务管理处、工程建设处、展陈策划处、学术研究处、对外交流合作处等6个处。与罗振玉的设想相比，除了图书馆之外，博物馆和研究所都有，宗旨都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此外，在2006年，中国国学文化艺术中心成立，宗旨是广泛传播中华优秀文化，与罗振玉的也相同，主要从事国学教育、编写国学教材和国学交流的工作。
罗振玉认为研究国学，首先应该整理出版经学书籍。1916年他在《适园丛书序》中回顾了当时在学部时刊刻六类经书的设想。
我以前在北京时，六次尝试与朋友们讨论筹备“刊经苑”的设想，专门刊刻经部的书，分为六类：一、群经。把现存的历代石经的墨本和雕版刻本刊印出来，以前的古写本虽然仅剩残卷也要刊印，并且要刊印宋代刻本。二、经注。把现存的各经书的注疏单行本和宋代十行本中第一次刻印且没有补刻的本子刊印出来。三、经说。把各家讲解儒家经典的书刊印出来，如徐乾学[3]编的《通志堂经解》[4]、钱仪吉[5]编的《经苑》[6]、当朝的两《经解》[7]，经反复考虑后增加或删去一些再刊印。四、训诂、文物、小学、校勘。刊印古代说解文字的书，《尔雅》、《方言》、《广雅》、《释名》，解释礼乐、车服、宫室、天象、地形的书，各种名物图，对各种儒家经典进行校勘的书。五、目录。刊印史书和方志所记载的经部书目，宋代《崇文总目》等书目中的经部书目，《经义考》、《小学考》的书目，《四库全书总目》的经部提要、《四库存目》的经部书目。六、传记。刊印《通经表》、《传经表》、各种史书中的《儒林传》、当朝精通儒经的各家的传记。如果按照这个计划编辑，一万卷即可刊印完毕。刊刻的时间大概需要十年。筹集刻印的费用时，只要能得到几位喜爱古籍又有钱的有识之士就可以了。再有十位高雅通达之人担任编校工作，这件事就一定能成功。这套书编成后，各位有功之人的崇高品德和伟大功业将和天地一样永垂不朽！这就不只是超过佛家《大藏经》的功德了。[8]
对于这个设想，刘琨、张永山说得好：“按此六类刊出经部之书，即可反映诸经较原始的面貌和最早的注疏，又汇集后来的研究成果。而通经诸家传记则可揭示各个时代研究成果的背景材料，这不仅对‘保固有之国粹’有积极意义，更能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良好的基础。”[9]
这是一个宏大的计划，需要很多钱、很多人、很多时间，主持、参与者没有大志愿和大毅力是难以完成的。儒释道三家，除了儒家外，在古代都有图书总集，道家有《道藏》，佛家有《佛藏》（《大藏经》）。
拿《道藏》来说，不说唐代编的《一切道经》、宋代编的《三洞经书》，早在明代正统十年（1445）就刊行了《正统道藏》，收书5305卷，万历三十五年（1607）又缉印了《万历续道藏》，这正续《道藏》共收入各类道书1476种，5485卷。清代编有《道藏辑要》，共收入道书314种，集成244册。到了当代，1992年和1994年编纂出版了《藏外道书》，收道教经籍和著述991种，16开36大册，由巴蜀书社出版。此外，还有《敦煌道藏》，成书于南北朝后期至唐朝中期约200年的时间，收录道教遗书抄本500余件，尤其以唐高宗、武后至唐玄宗时代的抄本最多，其内容包括道家诸子、道教经典、科仪等约有100多种道书，其中约有半数抄本是《正统道藏》未收入的早期道教典籍。1996年起，由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张继禹道长主持编修《中华道藏》，是以明代正统、续《道藏》为底本，保持三洞四辅的基本框架，对三洞四辅以外的经书又根据不同的内容进行了相应的归类，共分七大部类，各部类所收经书，按道派源流和时代先后编排次序。聚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耗时8年，终于在2004年正式出版发行。1999年，中国台湾出版了《中华续道藏》，是补续《正统道藏》及《万历续道藏》的道书丛编，旨在出版明代《道藏》所未收之道书。在出版之初，预计修纂5辑，每辑20册，全书出齐共100册。由龚鹏程、陈廖安主编的《中华续道藏初辑》已于1999年由中国台湾新文丰公司出版。2015年，我国大陆也开始编纂《中华续道藏》，2016年“《中华续道藏》编纂工程”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被列为2016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中华续道藏》是继《中华道藏》之后的又一大型道教文化工程，将对大量未收录的道教典籍及流传于民间的道教经书和科仪文献进行抢救、整理和点校。
而就《佛藏》而言，现存的《大藏经》，按照文字可分为汉文、藏文、蒙文、满文、西夏文、日文和巴利语系等7个大系统。汉文《大藏经》是大小乘佛教典籍兼收的丛书，我国从宋代开始编纂，各个时代编纂的《大藏经》都不相同。北宋开宝年间（968—976），我国第一部木版雕印的《大藏经》问世，此后，经历元、明、清、民国，共出版过木刻和排印本的《大藏经》20种。《中华大藏经》由《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辑，中华书局出版，汉文部分由3编组成。第1编为历代《大藏经》所收集的编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共2000多部，10000多卷。它以稀世珍本金代《赵城藏》为影印底本，补足它本而成。《赵城藏》缺失的部分，用《高丽藏》补足，同时收录了包括《房山石经》在内的12种《大藏经》中按千字文编次的全部经籍。另外，此编还选用了《房山石经》《碛砂藏》《资福藏》《普宁藏》《永乐南藏》《径山藏》《清藏》《高丽藏》等8种有代表性的《大藏经》作校本，与《赵城藏》对比校勘，罗列异同。《中华大藏经》的第2编是历代汉文《大藏经》中所收的没有千字文编号的典籍，也有2000多部，10000多卷，它包括《嘉兴藏》的续藏、又续藏，日本《续藏》，《房山石经》正编未收部分，《频伽藏》、《普慧藏》以及敦煌遗书中的特有经论等。《中华大藏经》的第1、第2两编总数可达4200多种，23000多卷，将分装220册。第3编是新编的，打算收入历代《大藏经》中未收的藏外佛书和近代新出现的佛教译著。《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第1编在1984年开始出版，已经发行90册。
相比之下，《儒藏》的编纂实在是太晚了。20世纪末，我国才开始编纂《儒藏》。季羡林先生说得好：“《儒藏》实在是非做不行啦，要不然影响我们国家的面子。人家问，《佛藏》有了，《道藏》有了，为什么没有《儒藏》？人家一问，我们回答不出来。此外还得要补课，年轻人还得认识繁体字。我们现在的年轻人不认识繁体字的情况必须改变。原来我有个想法，大学一年级，不管哪个系，开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同时，也开中国的国学课。不管哪个系，一年级没有修完这个，不能毕业。我觉得应该这样。此外，过去有个说法认为，我们的《四库全书》就是《儒藏》，这个观点是不对的，当然，《四库全书》是了不起的东西，但《四库全书》不能叫《儒藏》。”“儒释道三家，我们有《佛藏》和《道藏》，唯独缺少《儒藏》，交代不过去啊。中国不是提倡中国文化吗？‘藏’里面就包含中国文化。”[10]
“四川大学《儒藏》，系儒学文献大型丛书，旨在收集、整理、保存和传播儒学文献及其史料，所收典籍上起先秦，下迄清末，两千余年儒学成就及历史集兹于一编。”《儒藏》以“三藏二十四目”统摄之。“关于这一分类体系，四川大学《儒藏》总编纂舒大刚教授曾有专文论述，详见《〈儒藏〉编纂之分类体系初探》、《论〈儒藏〉史部的分类问题》及《试论〈儒藏〉论部的分类方法》。据舒教授所言，从学术史的角度审察，儒学文献的类别大致不外乎三类，即：以经书为主体的经注、经解和经说著作系列；以儒学理论为主体的儒家子学、礼教、政论等系列；以儒学历史为内容的人物、流派、制度等史料著作系列。由此可称其为‘儒经’、‘儒论’、‘儒史’，或简称为‘经’、‘论’、‘史’。换言之，儒经，即以儒学‘十三经’本经为核心，以历代儒者对‘十三经’的解释、阐说和论述为主体的经类图书，略当于综合性丛书中的‘经部’，或《汉书·艺文志》中的‘六艺略’。儒论，即在‘十三经’启发下产生的儒家理论性著作，略当于综合性丛书‘子部’的‘儒家类’和其他门类中有关儒学理论的著作。儒史，即有关儒学史的著作和资料，如儒学人物传、年谱、学案，有关儒学教育、选举、机构等制度的著作等。它们分布于综合性丛书‘史部’的各个子目（如传记、编年、政书）之中。如此，经、论、史三大藏，可以统摄所有儒学著作和儒学史料。每部之下，再根据需要，将文献分为若干类目。”[11]
而北京大学的“《儒藏》工程包括《儒藏》编纂和‘儒家思想与儒家经典研究’。《儒藏》编纂分《儒藏》‘精华编’的编纂（包括《儒藏总目》）和《儒藏》大全的编纂两步走。《儒藏》大全将收录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儒家典籍文献近6千部，约15亿字，计划于2022年完成。先行编纂的《儒藏》‘精华编’将收录中国四部之书及出土文献中在学术思想史上具有代表性的儒家典籍文献461种，分编为281册，并选收韩国、日本、越南历史上以汉文著述的重要儒学著作100种，分编为40册，共计321册，2亿多字”[12]。2014年《儒藏》“精华编”已经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100册，约6000余万字。
从内容看，我国现在正在编纂的《儒藏》是包括罗振玉的“刊经苑”儒家经学丛书的设想的。四川大学《儒藏》的经、论、史三藏分别相当于罗振玉所说的“群经”“经注”“经说”“传记”。再过几十年，罗振玉的“梦想”就会实现了。
罗振玉的目光远大，思想超前，很多重要的提议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实施，主要是由于当时的社会条件不具备。
【注释】
[1]译文参考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
[2]参考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
[3]徐乾学（1631—1694）：字原一、幼慧，号健庵、玉峰先生，江苏昆山人，顾炎武外甥，清代学者、藏书家。家有藏书楼“传是楼”，是中国藏书史上著名的藏书楼。1670年考进士得第三名（探花），被授编修，先后担任日讲起居注官、《明史》总裁官、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左都御史、刑部尚书。1673年编成《通志堂经解》。
[4]《通志堂经解》：徐乾学、纳兰性德编，最初成书于1673年，是清代最早出现的一部阐释儒家经义的大型丛书，收录先秦、唐、宋、元、明经解138种，纳兰成德自撰2种，共计1800卷。
[5]钱仪吉（1783—1850）：初名逵吉，字蔼人，号衎石、新梧、心壶，浙江嘉兴人。1808年中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户部主事、刑科给事中、工科给事中。博通群籍，精研儒家经典，治经先求训故，博考众说，折中取义，不拘成说。酷爱藏书，拥有仙蝶斋藏书楼，是浙江著名藏书家。著作有《经典证文》《说文雅厌》《碑传集》等，编有《经苑》等丛书。先后在粤东学海堂、河南大梁书院担任主讲。
[6]《经苑》：又名《大梁书院经解》，清钱仪吉编，专收唐、宋、元、明人经说，而以宋元人为主，意在补《通志堂经解》之缺，纠《学海堂经解》之偏，共25种、254卷。
[7]两《经解》：指《皇清经解》和《续清经解》，是清代两部重要的经学丛书，都是清人解经之作，以汉人的观点为宗。《皇清经解》又称《学海堂经解》、《清经解》，清代阮元编，共收清代著作73家、183种，共1400卷，是汇集儒家经学经解之大成，是对乾嘉学术的一次全面总结。《续皇清经解》又称《皇清经解续编》、《续经解》、《南菁（书院）经解》，清代王先谦编，共收清代学者训释儒家经典的著作111家，209种。
[8]译文参考罗振玉：《适园丛书序》，罗振玉编：《贞松老人外集》（卷一）。
[9]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3页。
[10]季羡林口述、蔡德贵整理：《〈儒藏〉是一件非做不行的事情》，《辽宁日报》2008年12月，转引自历史千年网，网址：http://www.lsqn.cn/wenhua/ctwh/news/201002/196301.html，访问时间：2017年2月17日。
[11]李冬梅：《信息技术与儒学文献研究——兼谈四川大学“网络儒藏”编纂始末及意义》，舒大刚主编：《儒藏论坛》（第7辑），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1—354页。
[12]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儒藏〉工程简介》，据北京大学《儒藏》编纂与研究中心网站，网址：http://www.ruzang.com/gcgkdisplaynews.asp?id=282，访问时间：2017年2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