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生知己王国维
王国维（1877—1927），原名王国桢，字静安、伯隅，号礼堂、观堂、永观，谥号忠悫，浙江省海宁人。他是中国近现代享有国际声誉的著名学者。
1877年12月3日，王国维出生于浙江杭州府海宁州城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读书生活，主要受到父亲王乃誉的影响。王乃誉善于书画、篆刻、古文、诗词，博学多才。他生活在这种富有文化修养的家庭里，从小就聪颖好学。1883年后，先后进入附近的私塾学校跟随潘绶昌及陈寿田先生学习《千字文》《三字经》《幼学琼林》《神童诗》等，接受了这种启蒙教育，又在父亲王乃誉的指导下博览群书，不但读了许多传统文化的书籍，而且初步接触了近代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和维新思想，所以形成了读书的兴趣及志向。1892年7月，参加海宁州岁试，以第21名的成绩考中秀才。与陈守谦、叶宜春、诸嘉猷被誉为“海宁四才子”。同年，王国维进入州学，名次在第六十多名，后又去杭州参加府试，但没有被录取。1893年，又去杭州考试，仍然没有考中，1894年再次去杭州才考进崇文书院。此后，他并没有把主要精力用于准备应试，而是博览群书，并对史学、校勘、考据之学及新学产生了兴趣。1894年7月以后，大量的西方文化科学知识涌入中国，王国维了解了新的文化和思想，于是萌生了追求新学的强烈愿望。但是因为家贫，他不能外出游学，所以此时他关心时事，阅读了《盛世危言》《时务报》《格致汇编》等书刊。到了1897年，他在陈枚肃家做家庭教师，但很不甘心一辈子做家庭教师，想出国留学。1898年2月，王国维由父亲亲自陪送去上海求学，为了维持生活，进入梁启超任馆长的《时务报》馆。职务是书记兼校对，所谓书记就是每天记录贵宾的事情和书信往来。他有忧郁的本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更加抑郁。他在当年所写的《戊戌杂诗》中，抒写了“欲从鸿鹄翔，铄羽不能遽”的不得志心境。
1898年，罗振玉与蒋斧联合创办的“学农社”，为了培养翻译各国农业书籍的翻译人才，还在上海开办了“东文学社”，2月26日正式开学，聘请日本教员教日语，还开设了英语课程。王国维了解到这个情况后，征得《时务报》馆主持人汪穰卿同意后，每天下午花3小时去学社学习日语。但是因为报馆事务繁忙，他没有时间复习，进步很慢，所以很苦闷。
罗振玉比王国维大11岁，当时已经是名震一时的年轻学者了，这年3月两人相识了。据罗振玉在《海宁王忠悫公传》的说法，他偶然在一个学生的扇子上看到了王国维写的一首七言绝句《咏史》（第十二首）：
西域纵横尽百城，张陈远略逊甘英。
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东头望大秦。[1]
这首诗是赞扬东汉外交家甘英奉西域都护班超之命出使罗马帝国（大秦）的壮举，但是最终到波斯湾受大海阻拦而放弃。罗振玉看到这首诗后很惊讶，想不到王国维竟有如此的气魄，认为他将来一定会成为大家。
对于二人的结识，还有一个说法：刘鹗的第四子、罗振玉的大女婿刘季缨经历过“东文学社”的生活，并亲眼见过王国维进入《时务报》馆的情况，他说，王、罗早在王国维入学之前就结识了。事情是这样的：罗振玉的学农社规定外界捐助的钱，统一由《时务报》馆代收，每过10天登报一次，所以罗振玉需要经常去报馆办理捐款登报的事情。1898年3月的一天早晨，罗振玉去《时务报》馆后，发现到得太早了，就随便转转，听到有人正在朗读《庄子》，流露出悲凉的情感，感到很奇怪，就顺着声音看看是谁，读书的人竟然是新来的青年“校对先生”，就和他聊了一会儿。这才知道罗振玉登记的事需要王国维办，捐款也是由王代收的。之后，王国维把自己平常所写的诗歌和文章交给罗振玉，罗看后大加赞赏，也感受到了王国维的非凡才华和领悟能力。他们也经常探讨学术和国计民生的问题。这样王国维才成为罗振玉的弟子。[2]
在东文学社时，有一次王国维月底考试不及格，罗振玉给教师藤田丰八说明情况，让他继续学习日语。
在7月中旬时，王国维因为营养不良和腿病发作，无法站立，不得不回家治病，他父亲请一个中医用针灸治好了。11月，王国维返回上海，这时《时务报》馆被关闭，他没了工作，衣食无法保证。罗振玉了解他的情况，又很器重他，就让他担任了管理东文学社的杂务、“学监”，享受免去各种学杂费的待遇，鼓励他努力学习，不要担心生活方面的事，在生活上尽力帮助他。这也是王国维追随罗振玉的开始。
1898年王国维写了三首《杂诗》，表达了当时被罗振玉赏识、受他帮助的感激之情。其中第三首如下：
豫章生七年，荏染不成株。其上矗楩楠，郁郁干云衢。匠石忽惊视，谓与凡材殊。诘朝事斤斧，浃辰涂丹朱。明堂高且严，詄荡天人居。虹梁抗日月，菡萏纷扶敷。顾此豫章苗，谓为中欂栌。付彼拙工辈，刻削失其初。柯干未云坚，不如栎与樗，中道失所养，幽怨当何如？[3]
诗中“豫章”是枕木与樟木的合称，张守节曾说：“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别。”白居易《寓意》诗说：“豫樟生深山，七年而后知。”王国维用“豫章”自比，说他这棵树长了7年了，还是那么矮小柔弱。然后拿“匠石”比喻罗振玉，化用“匠石运斤”的典故，意思是说罗振玉就像技艺精湛的木匠一样，发现了王国维这个将来的栋梁之才，所以不让他在《时务报》社埋没下去。我们现在看来，22岁的王国维确实很有才华，志向高远；诗歌引经据典，气象恢弘。就这样，这匹千里马最终被罗振玉发现了。
1900年9月，王国维回到上海，住在罗振玉家中，为罗振玉主编的《农学报》翻译《农事会要》一书。这年秋天，罗振玉任湖北农务局总理兼任农校校长，稍后就招王国维任教。
1901年王国维在讲课、翻译书以外，跟随罗振玉创办《教育世界》杂志，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教育杂志。这本杂志的第1—68期的主编是罗振玉，第69—166期的主编是王国维。从69期开始，王国维把它改版，扩充内容，每期100页，畅销全国。在1907年前的教育杂志中，《教育世界》是发行量最大、出版时间最长、内容最丰富、最有价值的刊物。
1902年罗振玉自己出钱资助王国维到日本留学，在东京物理学校学理科，白天学习英语，晚上主要学习数学。到了夏天，他的脚气病发作，严重得不能行走，无法继续学习，他就给罗振玉写信，问怎么办，罗振玉回信说让他回国。于是他就回到了上海，还住在罗振玉家中，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痊愈了。这时罗振玉任职江楚编译局，就把王国维安排在那里任执事。同时，王国维还为罗振玉编译《农学报》《教育世界》，利用空闲时间向藤田丰八学习英语。10月，王国维经过罗振玉的推荐，任通州（现在的南通）师范学校教师，任职一年，钻研了西方哲学，同时也学了社会学、心理学。罗振玉知道王国维喜欢哲学书，就经常自己掏钱购买了很多哲学书赠给他，这种无偿的帮助实在令人佩服。
1904年秋天，罗振玉去苏州创立了江苏师范学堂，并任校长（当时叫监督），请王国维任该校的教师，于是王国维又在苏州主讲心理学、伦理学、社会学等课程。在苏州任教了两年，王国维专心搞研究，在哲学、历史等多个领域突飞猛进。
1906年，罗振玉任学部（相当于现在的教育部）行走的职务，春天，王国维辞去江苏师范学堂的教职，随罗振玉来北京，并住在一起。一边研究学术，一边编《教育世界》，研究对象转向文学。
1907年春，罗振玉向学部尚书（相当于教育部部长）荣庆推荐王国维，于是王国维任学部总务司行走。担任学部图书馆编辑，编译审定教科书。
1909年，经罗振玉介绍，王国维结交了两位当时著名的学者柯劭忞和缪荃孙，并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知识。
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作为清朝要员的罗振玉需要紧急避难，王国维决定与老朋友共存亡，于是王国维一家人随罗振玉在日本朋友的帮助下在11月到达日本。当时王国维依靠罗振玉的资助养活全家，虽然他也找到了几份工作，但收入微薄。这时王国维为罗振玉做了一些事情：整理罗振玉带去的50万卷书籍，为他编书、看稿子、抄文章。这时的罗振玉因为资源的限制，学术领域转向古文字学、训诂学和历史学。利用罗振玉带去的古籍、甲骨、碑铭拓片等诸多资料，二人朝夕相伴，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且二人首次合作完成了《流沙坠简》一书。罗振玉写成《殷墟书契考释》初稿，而王国维帮他校对、抄写了书稿，使此书顺利出版。
1915年春天，王国维携家人回到了故乡海宁，后只带着大儿子王潜明返回日本，住在罗振玉家中，为回国做准备。1916年2月3日，王国维早晨向罗振玉贺岁并道别，二人互送书籍，并约定各自记录自己经历的事，以后见面相互阅读。2月9日王国维到达上海，此后就为英国籍犹太人哈同编辑《学术丛编》杂志。1916—1918年这3年里，王国维写给罗振玉的信就有192封之多，可以想见二人关系是多么密切了。
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后自力更生，结束了对罗振玉的经济依赖；到了1917年他写出了《殷周制度论》，这表明他结束了对罗振玉的学术依附。罗振玉给了王国维经济上的帮助，同时也在研究资料、指点研究途径等学术方面让王受益匪浅。
两人不但在学术上合作，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不少合作。1923年4月16日被废的皇帝溥仪任命王国维为南书房行走，这也是罗振玉通过溥仪的亲信升允和陈宝琛推荐的结果。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说：“由于升允的推荐，也由于他（引者注：指罗振玉）的考古学的名气，我接受了陈宝琛的建议，留作南书房行走，请他参加了对宫中古彝器的鉴定。和他前后不多时间来的当时的名学者，有他的姻亲王国维和以修元史闻名的柯劭忞。陈宝琛认为南书房有了这些人，颇为清室增色。”[4]“王国维因他的推荐得以接近‘天颜’，也要算作欠他的情分。”[5]可见，溥仪也知道是罗振玉推荐的功劳。
1924年9月6日，溥仪命罗振玉、王国维、袁励准一起到宫中清点书法、绘画、青铜器等文物。11月冯玉祥驱逐了溥仪，罗振玉到北京后去王国维家询问情况。王国维介绍了溥仪被逼出宫的经过。当时，罗振玉、王国维和柯劭忞都以“君辱臣死”的爱国大义，想跳进流经紫禁城的河里自尽，经过别人劝阻才停止。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跳进昆明湖自尽后，罗振玉立即以殉节之旨代替王国维写了一封遗折呈给溥仪，所以溥仪赏赐给王氏“忠悫”的谥号，并派贝勒去祭奠，还赏赐了陀罗经被和2000银元的治丧费。可见罗振玉是很了解王国维的，他做的遗折完全符合王国维的本义，而罗振玉后来却得了一个造假的“罪名”。值得一提的是，这笔治丧费着实缓解了罗家的经济负担。6月16日罗振玉主持了追悼会，并写了两篇文章《海宁王忠悫公传》《祭王忠悫公文》和三幅挽联：“故人慷慨多奇节，书卷消磨绝可怜。”“同志竟殊途，公已怀沙我犹衔石；见危能授命，行成士则言为国华。”“至诚格天，邀数百载所无旷典；孤忠盖代，续三千年垂绝纲常。”他还出钱帮助王的家人返回家乡，并在天津举行了第二次追悼仪式。之后的一年里罗振玉一直与赵万里及儿子罗福葆、罗福颐等人编校王国维的遗著，并在1928年6月印刷出版。这个时间刚好是王国维逝世一周年，他以这种方式来纪念挚友王国维，并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注释】
[1]贺根民：《读懂王国维》，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
[2]刘蕙孙：《观堂别传》，陈平原、王风编：《追忆王国维》，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359页。
[3]刘琅：《精读王国维》，厦门：鹭江出版社，2007年版，第183页。
[4]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70页。
[5]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1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