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室文书筹款买
敦煌文书是指中国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所藏的公元5世纪到11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1900年，在莫高窟17窟藏经洞、1944年在莫高窟土地祠塑像中、1965年在莫高窟122窟窟前都有发现。文书总数超过40000件，其中汉文写本在30000件以上，还有少量的刻印本。
敦煌文书的最初发现地点是莫高窟（俗称千佛洞），在敦煌县县城东南25公里的大泉沟西岸，背靠鸣沙山，面向三危山，中间有溪流经过，是一片沙漠绿洲。在鸣沙山东侧的断崖上有一些洞窟，其中都是佛教雕像和壁画。这些洞窟最早在公元366年建造，到了698年已经有1000多窟了。由于遭到历代的战火破坏，到了清末，只剩下400多窟了。光绪年间，肃州的士兵湖北人王园箓退伍了，到敦煌莫高窟的道观做了道士，就住在143窟（现在编号为17窟），每天诵经忏悔礼神，靠给人做道场为生。1900年5月15日，王道士雇佣的写经人杨先生发现现在编号是17窟的墙壁后面是空的，于是王道士就打开一个洞口，他走过一个通道，就见到了一个方形的石室，其中堆满了经卷文书。这样举世闻名的敦煌文书就被发现了。
当时王道士为了赚钱，把其中的经卷送给酒泉安肃道道台廷栋，但是因为廷栋不懂，还说写经人的书法水平还不如他，所以没有在意这些。1904年英国人斯坦因从印度来到中国，奉命到新疆探险，从土耳其商人那里听说了在敦煌发现古书的消息，就在1907年春天从南疆到达敦煌。找到王道士以后，为了弄到这些古书，他告诉王道士说他自己是印度来的佛家弟子，这样取得了王道士的信任，知道王道士爱财，于是就用30000两白银的价钱购买这些文书。他在洞窟的附近搭建了一个帐篷，请人去洞窟石室中选出精美而完好的经卷、绘画和绣像等，一直选了七天七夜才选完，然后把这些文书装进木箱中，动用了40头骆驼才全部运走，放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收藏。这件事很快就在欧洲传开了，在国外引起了轰动，但是国内还没有人认识到这些文书的价值。
1905年正在我国西北组团考察的法国人伯希和知道后，在1908年夏天赶到莫高窟，也像斯坦因那样买文书。这时王道士知道文书宝贵，不想再便宜卖，伯希和给了他很多钱，在重金的诱惑下王道士同意了。伯希和是法国河内远东学院的大学教授，不但懂汉语识汉字，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化很有研究，所以他选的文书都是精品，这次他买走了全部经卷的三分之一，总数约6000件，装了10大车运走了，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收藏。
在1907、1908这两年时间，敦煌文书中的精华都没有了，剩下的几乎都是佛经了。奇怪的是这些国宝被偷走，当时的清政府竟然不知道！
1909年伯希和再次来到中国，是受河内远东学院委托到北京买书的，他顺便想修补一下一些破损的文书。当时他认识了直隶总督端方，因此了解我国学术界的名人，这样他通过端方才知道罗振玉是一位有声望和学识的文献专家，于是通过董授经联系罗振玉，说想与他交朋友，并请他到伯希和的住处见面。这样罗振玉就在9月下旬的清晨率领王国维、董授经、蒋斧、王仁俊、叶恭绰等人来到苏州胡同参观，罗振玉见到了唐人写本和石刻，非常惊喜，认为这些都是瑰宝，拿在手里目不转睛地仔细看，不舍得放下。一想到伯希和要回国，他就想跟随伯希和一起去看看，因为怕再也见不到这些宝贝了，于是急着请伯希和吃饭并请求他把保存在法国的敦煌文书通过照相技术陆续在中国出版以便于学者研究，还先把在北京的十几种文书拍照，又找了伯希和十几次来抄写经卷的目录，并写出提要。罗振玉在1909年在《东方学报》第6卷第10期发表了《敦煌石室书目及发见之原始》，目的是让我国人民了解这个新发现，重视这些国宝，并说四部中所有的精品及完好的经卷都被盗走了。又在《东方学报》第11、12期发表《莫高窟石室秘录》，说敦煌国宝包括书卷、刻本、石刻、佛像、壁画和古器物六大类，是研究隋唐思想文化、历史、经济、地理等方面的宝贵资料。这两篇文章是我国第一次报道敦煌文书的情况，这样才引起了国人的注意。
罗振玉还从伯希和那里知道，敦煌藏经洞里还有大约8000个卷轴，大部分都是佛经。为了保护这些国宝，他急忙请学部左丞乔树楠给陕甘总督毛庆蕃发电报，让他代学部购买藏经洞的所有文书。乔树楠写好电报文字后，交给学部代尚书唐景崇，但唐景崇为了节省学部经费，让罗振玉把还款的文字删去再发，意思是让甘肃出钱买。罗振玉认为不合适，甘肃贫困，未必有能力付款，也不应该再给他们增加负担，如果学部出不了，就建议大学出钱买。而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刘廷琛说没有这么多钱买。于是罗振玉就说，如果京师大学堂没有这么多钱，就从他主持的农科节省资金来出，如果还不行，就用他的工资购买。由于罗振玉的坚持争取，刘廷琛和唐景崇最终同意按原文发电报。一个月后，甘肃方面发电报说已经把那些文书都买下了，共8000卷，用了3000银元。学部主管的官吏原来怕价格太高，实际才用了这么点钱就把宝贝买了，于是决定把文书留在学部，不给京师大学堂了。这些主管官员一提到出钱就借口说没钱，一看宝贝很便宜，又争着出钱抢。我们从中可以领略清代官场惯用的“踢皮球”的本领和抢东西的手段。
正在罗振玉热切期盼着早点见到这些国宝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罗继祖在《我的祖父罗振玉》中详细记载了文书被盗的经过。翻译如下：
运输过程中又出了问题，有人在中间插手，这个插手的人就是新疆巡抚何彦升，不知道学部、京师大学堂的领导与何彦升有什么特殊的关系，竟然做成了圈套，他们让何彦升担任接收和监督运送的工作，押送的官员又是江西人傅某，他们用大车运到北京打磨巷的时候，就被何彦升的儿子何震彝截住，让李盛铎（何彦升的岳父）、刘廷琛和方尔谦挑选其中的精品。李盛铎和刘廷琛是老乡，又都是通过科举考试的人，还都是高官，李盛铎还是著名的藏书家，他出使日本的时候，买了不少日本的好书。这几个人中，李盛铎是权威专家。这样他们就千方百计地盗窃精品的文书。大家都知道总数是8000卷，少了很多怎么办呢？他们为了凑足8000卷，竟然把长的卷子分成两三段，有的甚至分成五六段。他们交给学部以后，外面就有了传言，但是因为是这些高官做的，百姓明明知道也因为怕他们对自己不利而不敢说，据说，当时学部侍郎宝熙打算向朝廷揭发他们，因为辛亥革命爆发而没有做。（见谢稚柳《敦煌石室记》）其实这个时候距辛亥革命还远，宝熙不上奏的真正原因可能是他是李盛铎和刘廷琛的晚辈，封建社会里有所顾忌的事情很多，碍于情分和面子，最终没有揭发。在当时的情况下，即使宝熙敢揭发他们，也不可能彻底追究的。在封建社会晚期，见不得人的事太多了，这种小偷小摸的事情，只不过是一个小事儿，早就司空见惯了，也不算什么。
当时，学部为了掩人耳目，只是把押送的官员傅某扣留了几天，最后还是因为有人在中间说好话，而把人释放了（见吴昌绶《松邻书札》致张祖廉札，文中说：“甘肃省的押送的官员傅委员，已经被扣留很久了，那个事既没有证据，又是因为风雅而导致的过错，他再不回去，家里人都没东西吃了，每天求何震彝帮忙疏通关系，兄弟我听说之前的事已经过去了，堂宪本不想深究，能不能请您说几句好话，恳求各位主管官员把他放了吧……”），最后用“事出有因，查无实据”8个字结案了。我在1964年在北京刚见到吴昌绶《松邻书札》的时候，以为问题可能出在那个傅委员身上，就在《春游锁谈》里写了一篇札记。后来见到谢稚柳《敦煌石室记》，才知道中间的关键人物是何彦升和他儿子何震彝，而何震彝竟然厚着脸皮给傅委员说好话，好像与他无关一样，这个家伙内心很阴险，颠倒黑白，什么都做得出来。特别是李盛铎（出使日本的大臣）和刘廷琛（京师大学堂总监督），身为朝廷一品、二品高官，都是全国人民仰视的身居高位的官，言行举止，本该端正，并且都是从翰林院出身，最清高可贵的人，竟然言行不一，干出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来。身为京师大学堂的总监督，刘廷琛是祖父的上级，他开始对这件事并不太支持，把公家没钱作为借口，最后竟然肆无忌惮地伸出了贪婪的手。[1]
这种合谋盗宝的勾当罗振玉是知道的，更非常生气，他在《鸣沙石室佚书》序言中说：“比既运京，复经盗窃……遗书窃取，颇留都市，然或行剪字析，以易升斗。其佳者，或挟持以要高价，或藏匿不以示人。遇此伧荒，何殊覆瓿？”[2]意思是：“等到这些敦煌文书被运到北京以后，又遭到了盗窃……敦煌遗书被盗窃后，很少一部分出现在大城市的集市上，但是这些宝物的情况是这样的：有的人把这些文书剪成一条一条的来卖钱。那些好的文书，不是仗着稀少开出很高的价钱，就是藏起来自己赏玩，不让别人看。这种粗俗卑劣的行为，与打破的瓷盆有什么区别呢？”
罗振玉虽然无法阻止这种盗窃行为，但是他知道后就想办法保留这些文书。后来他在《姚秦写本僧肇维摩经解残卷校记序》说得更清楚：“李君富藏书，故选择尤精，半以归其婿，秘不示人。方君则选唐经生书迹之佳者，时时截取数十行鬻诸市，故予箧中所储。方所售外，无有也。”[3]意思是，李盛铎藏书很多，所以选了很多精品文书收藏，其中一半给了他的女婿，（因为怕事情败露，所以）从来不让人看。而方尔谦不同，他竟然选唐代抄经中文字写得好的，常常剪下几十行在集市上卖，所以我小箱子里保存的这些纸片中除了方尔谦卖的以外，就没有什么了。从这句话里可以推断，罗振玉应该没有参与盗窃，而是积极寻找被偷的文书，在李盛铎那里看不到，就从方尔谦手里一片一片地买。可见罗振玉保存中国传统文化的苦心和坚持不懈的努力。而与方尔谦的破坏、李盛铎的私藏相比，他走的是另一条路，不断收集并刊印出来，不但保存了文化，而且利于更多人研究。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
不管是国家收藏还是私人收藏，很大一部分敦煌文书保存在我国，这与罗振玉当初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罗振玉在1909年8月与蒋斧合作编成了《敦煌石室遗书》，由武进诵芬室刊印。书中收录了十几种重要的文书，如《尚书顾命残本》《沙州志残卷》《西州志残卷》《慧超住五天竺国传残卷》《温泉铭》《老子化胡经》《摩尼教经》《景教三威蒙度赞》等。对这几篇文书，罗振玉还写了跋，或者进行了考释，并对比了文书本与传世本的异同及优劣。在1913年他出版了《鸣沙石室佚书》，1916年出版《敦煌古写本周易王注校勘记》，1917年出版了《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为了让这些国宝永久流传下去和利于学者研究，罗振玉采取的是精工影印，其中的《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是敦煌文书的精华，当时所见的重要文书几乎都有。《鸣沙石室佚书》收录了《隶古定尚书》《春秋榖梁传解释》《郑氏注论语》《春秋后国语》《晋纪》《阃外春秋》《张延授别传》等书。《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收录的文书有：《周易》《毛诗传笺》《春秋经传集解》《易释文》《汉书》《道德经义疏》《庄子》等。而且很多书后面都有罗振玉的跋语。1924年出版了《敦煌拾零》，收录了《秦妇吟》和十几部小说；还出版了《敦煌石室遗书三种》。1925年出版了《敦煌石室碎金》，内容有《老子义》《毛诗豳风郑氏笺》《食疗本草》《汉书匡衡张禹孔光传》等残卷171篇。
罗振玉在刊印敦煌文书方面用力做多，成就也最大，我们可以看出他一贯的治学思想：以最快的速度及时出版最新资料，以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学习，并让更多的学者共同研究，从而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这种利国利民的思想也受到了后来学者的一致称赞。
现在新出土或新发现的资料的拥有者或管理者们，都应该向罗振玉学习。20世纪的罗振玉整理敦煌文书的情况是：1909年发现，在当年就整理了出版了《敦煌石室遗书》，1917年出版了《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算基本整理出版完毕，共用了约8年，如果以他在1925年出版的《敦煌石室碎金》算结束的话，才共用了16年。而他靠的是一两个人的力量、自己出钱、八九十年前的技术手段完成的。而21世纪的整理者及其主管人员，因为自己想在这方面研究、想在这方面出名取利而长时间地垄断新资料，迟迟不出版，不让外人研究。这种不良的做法是应该受到批评的。
【注释】
[1]译文参考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73—75页。
[2]罗振玉著、文明国编：《罗振玉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42页。
[3]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