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坠简释而发
流沙坠简是20世纪初在我国甘肃敦煌汉代烽火台遗址、新疆罗布卓尔西北的楼兰遗址和尼雅河岸边的尼雅遗址发现的木简的简称。这个名字是罗振玉和王国维确定的，二人合著有《流沙坠简》一书，后来人们就沿用了书中的名称指代这些木简。“流沙”是古代的人对我国西北沙漠地带的称呼，因为那里的风大，可以把沙土吹走，所以叫流沙。“坠简”是烽火台、楼兰、尼雅三处遗址里的木简，这个“坠”是丧失的意思，因为它们长年被埋在沙漠中。从字面意思看，“流沙坠简”就是被我国西北的流沙所掩埋的木简。这些木简后来还有一个称呼，即“汉晋木简”。
那么，这些被掩埋的木简是怎么被发现和整理出版的呢？这是与20世纪初西方学者在我国西北沙漠地区的“探险”活动分不开的。
1890年，瑞典的探险家斯文·赫定[1]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探险”时，偶然发现了新疆罗布卓尔西北的楼兰遗址。他在这个遗址上收集了大量的文物，如弓箭、玻璃杯、狮头碗碟、丝织品、毛织品、钱币等。其中有大量的汉文和其他民族文字的木简和纸片。这样，他就第一次打开了这个被埋葬了一千多年的沙漠宝藏，他还绘制了详细的地图。
1901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2]在塔里木盆地南缘于田“探险”，在尼雅遗址发现了大批文书。1906年，斯坦因带着斯文·赫定的地图来到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在楼兰遗址进行了发掘，发现了楼兰的古城、官署、住宅、墓地等遗址，获得了大量文物，其中有大批汉文文书。并在1907年进入玉门关，在敦煌北的长城碉楼的废墟里找到了704枚汉简。后来又在新疆罗布卓尔以北的北海头古城和田东北的尼雅古城等地发掘了木简115枚。这些木简被运回伦敦，被大英博物馆收藏。之后，斯坦因委托法国汉学家沙畹[3]博士整理那些木简。
我国的文化遗产被大量掠夺的消息引起了学术界的极大震动。1908年，罗振玉得知斯坦因把我国的木简盗走的消息，感到非常惋惜，也为国宝的流失感到伤心。于是开始搜求这些被掠走的木简。1909年罗振玉终于通过伯希和跟沙畹取得联系，沙畹还把他的《河朔访古图志》赠给罗振玉，这样两人就成了朋友。1910年一位从欧洲回国的人告诉罗振玉，沙畹正在巴黎与吴勤训、魏怀两位中国学者进行整理和考释，并且准备出版。罗振玉觉得终于有希望见到这些宝物了，感到非常高兴。但是直到1912年，沙畹的书还没有出版。于是罗振玉给沙畹写信请他帮忙摹写这些木简文字寄给自己。在1913年沙畹发表了《斯坦因在东土耳其斯坦所获汉文文献》，并把法文写本邮寄给了罗振玉。这样，罗振玉用5年时间终于得到了这些木简的法文摹写本。[4]
因为罗振玉的儿子罗福苌精通法语，于是罗振玉就让他翻译成中文。但是罗振玉用了几个晚上把这个沙畹等人考释的汉译本看完，认为有必要重新编排这些简牍的图片，这样才能体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所以就把其中的588枚木简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类，又因为对原书的考释不满意，于是决定自己考释，修订其中的错误。为了让这本书尽早出版以让学界受益，就请王国维考释“屯戍丛残”部分，他自己考释另外两部分，这样他们二人用了两个月的时间写成了《流沙坠简》，1914年在日本东京出版。全书除了上面三部分之外，还有补遗、附录和表，以供进一步研究。这本书的考释比沙畹等人的更精细、更可信。
这是一部划时代的名著，开辟了我国简牍整理和研究的先河，所以出版后就引起了学术界的震动。鲁迅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要谈国学，那才是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5]2016年，笔者因为研究汉代简牍的音韵情况而专门购买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的《流沙坠简（外七种）》，在写作《汉简〈苍颉篇〉异文所反映的西汉声母研究——兼论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的真实性》[6]中也参考了这部书中的《苍颉篇》部分材料。梁静在《出土〈苍颉篇〉研究》一书中也大量参考并引用了这部书。由此可见，这部名著至今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此书不但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出版后，西方学者纷纷请罗振玉前去讲学。而罗振玉正打算到欧洲搜集被掠去的文献资料，沙畹听说后就联合英国、德国、法国的学者聘请罗振玉到欧洲鉴定那些文物，罗振玉也请王国维一起去，可惜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914年7月爆发，罗、王二人无法前去，罗氏搜集新资料的愿望就无法实现了。
《流沙坠简》的出版带给我们的治学启示有：一、要取得重大成就，就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想方设法搜集新材料，参与国际学术前沿研究。二、要开阔眼界，多与国内、国际相关领域的学者进行深入而广泛的交流，吸取最新研究成果。三、要敢于在新领域投入力量、进行刻苦钻研，这样才有可能开辟新天地。
【注释】
[1]斯文·赫定（Hedin Sven Anders，1865—1952）：瑞典人，著名地理学家、探险家，1893年到1935年多次到中国西部沙漠高远地区考察，1899—1902年发现古楼兰遗址，并绘制了500多幅地图。那时这里还没有人探索过。著有《穿过亚洲》《1899—1902年中亚考察报告》等。
[2]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英国人，考古学家。1889年任拉合尔东方学院院长等职。1900年至1901年、1906年至1908年、1913年至1916年共3次到中国新疆、甘肃进行大规模的地理测量和考古调查，盗走了大量珍贵文物和文献资料。著有《古代和田》《西域》《斯坦因西域考古记》等。
[3]沙畹（Edouard Chavannes，1865—1918）：法国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汉学泰斗。曾任职于法国驻中国公使馆。返国后在1893年任法兰西学院教授，后又曾主编东方学杂志《通报》。研究领域有中国历史、宗教、考古、碑铭、边疆和民族等。主要著译有《司马迁史记》《西突厥史料》等。
[4]以上内容参考朱乃诚：《考古学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9—21页；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134—140页。
[5]肖振鸣：《鲁迅评点中外名著》，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46页。
[6]笔者的这篇论文已经在2016年首届“古文字与出土文献语言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在《出土文献语言研究》第三辑（暨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