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刊甲骨耀中华
提到甲骨文，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第一部甲骨文著作是刘鹗著的《铁云藏龟》，他是用自己的字“铁云”来命名的。但是不少人不知道这个“第一”中也有很多是罗振玉的功劳。
1900年，发现和收藏甲骨文的第一人王懿荣跳井自杀，他儿子因为还债在1902年把他收购的一千五百多片甲骨卖给了刘鹗。这时刘鹗的甲骨共有5000多片了。1903年罗振玉在上海刘鹗家里看到了甲骨文的拓片，感到非常惊讶，并说这是像张、杜、杨、许等汉代以来的小学家都没有见过的文字。于是就劝说刘鹗把他所有收藏的都做成拓片，刘鹗同意了，罗振玉亲自在所有的5000多片甲骨中选出1058片来做拓片，并在夏天完成了拓印，这样《铁云藏龟》就在1903年11月由刘鹗的抱残守缺斋石印出版了。书前还有罗振玉的序言。[1]而且罗振玉的《〈铁云藏龟〉序》大约1440字，他认为制作甲骨是先钻坑后灼烧；钻灼的部位是龟甲腹面比较粗糙的位置；占卜的日子没有禁忌；在夏商周三代已经有人用骨头占卜了；甲骨上的文字是史籀（周代）之前的古文；这些龟甲（包括文字）都是夏商时代的，而不是周代的。这些见解很有见地，因此这篇文章可以算作第一篇研究甲骨及甲骨文的学术论文。
由此看来，罗振玉不但鼓动刘鹗出版，而且帮他做了所有的拓片，还写了很长的序言。如果这些甲骨是他的，那么这甲骨文第一本书一定是罗振玉的了。总之，罗振玉为《铁云藏龟》的出版所做的贡献非常大。我们应该记住他的功劳。
可惜罗振玉就差一点（甲骨）而没有写出我国第一部甲骨文的书，但是他写出了我国第二部甲骨文著作《殷墟书契》，也是相当不错的。
他是怎么写出来的呢？我们知道，在建议和帮助刘鹗出版《铁云藏龟》的时候，罗振玉已经对甲骨文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了。在1909年，44岁的罗振玉遇到的两件事使他决定写这第二部甲骨文的书。
第一件事是这一年日本人林泰辅发表了日本学术界第一篇有关甲骨研究的论文《论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见之龟甲牛骨》（发表在1909年日本《史学杂志》第二十卷第8、9、10期）。这个人值得介绍一下，林泰辅（1854—1922），名直养，字浩卿，号进斋，通称泰辅，是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文学博士，是日本近代著名的中国学家。1914年他以《上代汉字之研究》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21年出版《龟甲兽骨文字》，是日本第一部甲骨文研究著作。他被认为是日本从传统“汉学”向近代“中国学”转变时期的一位具有过渡性质的学者，著作还有《周公与其时代》、《论语源流》、《论语年谱》、《汉字要览》等。[2]
林泰辅《论清国河南省汤阴县发见之龟甲牛骨》是根据《铁云藏龟》写的。当时他没有见到实物，问甲骨出土地时被商人欺骗，所以就认为龟甲的出土地点是河南省汤阴县的古羑里城。虽然如此，他明确提出这些甲骨是殷代王室占卜的人所掌管的遗物，这是刘鹗和孙诒让都没有说过的观点。而罗振玉恰在林泰辅之前在《〈铁云藏龟〉序》中认为这些龟甲（包括文字）都是夏商时代的。当时，在北京的日本文求堂书店的店主田中庆太郎把林泰辅的这篇文章通过邮局寄给了罗振玉，林泰辅还顺便向罗振玉请教了他在读《契文举例》中出现的一些疑问。罗振玉看完文章后感到非常惊讶，认为此人知识渊博，令他佩服，他的观点不但与罗振玉的相似，而且还可以补充《〈铁云藏龟〉序》的不足，还启示他发现一些疑点并打算进行深入研究，并纠正林泰辅的错误。
第二件事是甲骨收藏大家、罗振玉的好友刘鹗去世。1908年，刘鹗正想深入研究甲骨文时，因为他为了救济北京的饥民而购买联军所掠夺的粮食这件事而遭到诬陷，被清政府以“私售仓粟”的罪名把他流放新疆，结果在1909年忧伤而死，而他收藏的甲骨也都散失了。罗振玉知道后既很生气又非常痛惜，而林泰辅也是因为刘鹗去世才请教罗振玉的，所以罗振玉觉得回答这些问题也是他的责任。他决定按照刘鹗的志向，继续收集并研究甲骨。
于是，罗振玉在1909年利用闲暇时间把他小箱子里存放的甲骨刻辞的拓本翻出来看，又在河南商人那里买了不少带字甲骨，选出一些很奇特的文字，并进一步设法询问出了这些甲骨文的真实发现地是安阳县西五里的小屯，而不是汤阴。于是在这一年就派人在小屯买了一些。又在甲骨刻辞中看到十几处都有殷代帝王名字和谥号。于是恍然大悟：这甲骨文确实是殷代的遗物，是殷代太卜[3]掌管的！这些文字可以纠正历史学家的错误，考证文字学的源流，还可以研究古代的占卜方法。
这样他在1910年3月写成了《殷商贞卜文字考》这篇重要的论文，其中一卷用来给林泰辅回信，对于他不清楚的一一说明，并在这年6月正式出版。这是罗振玉第一篇专门研究甲骨文的论文（或称专著）。
当时罗振玉见到的甲骨才几千片，他用来收集的甲骨的小箱子中才七八百片。罗振玉认识到：必须大量地占有甲骨文资料才能得出可靠的结论。在甲骨文字方面见得少的情况下急于考释文字，就连自己也难以相信自己的考释。罗振玉后来在《〈殷墟书契前编〉序》中说：
这些甲骨留存下来的数量有限，又因为骨头和龟甲质地脆，上面的文字容易消失或者看不清楚，所以从1899年发现甲骨文到现在（1913年）已经十几年了，全世界的人都还不知道它的贵重，所以不急切寻找、搜集，这样下去，甲骨文出土的时间就是它灭亡的时间了。况且如果对这些文字见得不够多，考释出来的字又怎么说服自己相信呢？这样看来，搜集甲骨文比考释甲骨文更加急迫。[4]
又想到《铁云藏龟》出版已经7年了，我国学术界才在1904年底出版了第一部研究甲骨文的专著——孙诒让的《契文举例》。这也促使他决定自己收集甲骨并深入研究。
在1910年，罗振玉派北京琉璃厂的书商祝继先、秋良臣两个人直接去河南安阳小屯村大量购买甲骨，一年之内，买到了20000多片。去掉其中伪造的甲骨，认真挑选出精品甲骨3000多片。让他弟弟罗振常和妻子的弟弟范兆昌也来帮他制作拓片，各种桌子上放的都是甲骨文拓片，他们3个人的衣服上都是黑色的墨汁。为了专心拓印甲骨文，罗振玉下了班就回家做拓片，连客人也不见，一直做到深夜。冬天太冷了，就在屋里放一个大炉子，围着炉子做。这样在1911年2月编成了《殷墟[5]书契》20卷，并在《国学丛刊》上发表了前3卷。后面十几卷的刊发因为辛亥革命爆发而终止，也因此这本书没有引起很多人的关注。
1911年3月15日罗振玉派弟弟罗振常和内弟范兆昌再去河南安阳小屯村购买甲骨，并叮嘱他们说：这次除了甲骨以外，凡是精美的古代兽骨、牙齿、兽角、雕刻物、石磬、兵器等物都要买下。这样罗振常就带着一班人马直奔小屯，17日就到达安阳火车站并住下。每天都去小屯收购，直到5月5日，前后共50天，罗振常每天都记录所购古物，最后写成《洹洛访古游记》并在1912年出版。这次收获很多，根据这本书所记共购买甲骨12500多片。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罗振玉去日本继续整理甲骨。他把甲骨片带到了日本，但是因为在运输过程中的颠簸和检查，到日本后已经损坏了二分之一左右，罗振玉打开箱子后一看碎了这么多，非常生气，但是已经无法挽回，于是他感觉到这些甲骨难以保存，必须尽快拓印出版，否则前功尽弃。于是又用了一年的时间重新编了《殷墟书契》8卷，1912年底完成，1913年用珂罗版影印出版。这部书就是后来很多人所说的《殷墟书契前编》，被称为是《铁云藏龟》之后的第二本甲骨文著作，这本书比《国学从刊》的石印本更清晰，有351页，共收录拓片2229张（2106片甲骨），拓片的数量是《铁云藏龟》的二倍以上，印刷精美，图片清晰，所以比第一部甲骨文著作更受欢迎，影响更大。
《殷墟书契前编》的编辑体例大体与《殷商贞卜文字考》相似，每卷都是把卜辞内容相关的拓片按顺序编在一起，第一卷是人名类，有先公、先王、妣母、父兄、神祇、人名等；第二卷主要是地名类，包括帝王的出入往来、田猎、地名等；第三卷是纪年类；第四卷以后是杂类，分类不清，因为每一版甲骨记录的不是一件事。书中资料相当丰富，从王世、官吏、军队、征伐、刑罚、都邑，到农牧业生产、社会等级、礼制（祭礼）、气象、历法等，基本包括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有些是研究商代阶级关系和军队编制不可多得的资料。由此可以认为，罗氏为甲骨的搜集、保存和流传做出了重大贡献。[6]
因为这本书中的资料非常重要，又印刷清晰，所以研究历史学、文字学的学者常常引用。第一版只印了一百部左右，早就销售一空，所以在1932年重印。1970年在台湾翻印。1993年在天津翻印。从1913到1993年，整整80年，经久不衰，真是甲骨学的经典著作。
1914年，罗振玉的第二部甲骨文著作出版了，名叫《殷墟书契菁华》。该书收录了68片甲骨珍品，大的有8片，小的有60片，都是从罗振常、范兆昌购买的12500多片中选出的精华，罗振玉非常喜欢，并由此产生了辞官去安阳居住研究甲骨文直到老死的想法。其中前8张拓片骨板很大，内容重要，文字精美。现在所能见到的最大的甲骨就收录在这本书里，罗振玉称之为“骨片大王”，因为上面满是甲骨文字，所以它同时也是字数最多的甲骨（约有150字），现在命名为《王宾仲丁涂朱牛骨刻辞》。这些刻辞是研究殷代国家关系和人们认识自然的重要资料，对于研究甲骨学、历史学、文字学等都很有帮助，所以这本书博得了很多人的赞叹，多次翻印，畅销不衰。
1915年2月，罗振玉正在箱子里翻看甲骨，看到了好友刘鹗当年赠送给自己的那些甲骨，于是想起与刘鹗相处的往事和刘鹗被流放的事，而这时刘鹗已经去世6年了，自己又亡命日本，“同是天涯沦落人”，睹物思人，无限感伤。为了纪念这位好友，也觉得自己应该为刘鹗做点什么，于是他就在刘鹗赠送给自己的骨片中选出40片，编成《铁云藏龟之余》1卷，共17页，在这一年的7月出版。这些甲骨都是《铁云藏龟》等出版的书中没有收录的，而且内容也比较好。罗振玉以出版书来纪念友人的做法值得后人学习，既可以纪念朋友，还可以保存甲骨文字，有利于后人研究。
1916年，罗振玉又一口气出版了《殷墟书契后编》和《殷墟古器物图录》。其中《殷墟书契后编》收录甲骨1104片[7]，《殷墟古器物图录》只有4片。这两本书是受到他回国经历的直接影响而出版的。
1915年4月8日，罗振玉开始带着儿子罗福成从日本回国去扫墓，4月19、20日到达淮安南郊外五里松和县西边70里的西黄庄祭扫了坟墓。罗振玉见到了邻居和老朋友，有八九十岁的，越来越贫困，衣服非常破烂，有的一天还不能吃饱一顿饭。所以罗振玉就在临走时留下了三万钱让李妹妹分给他们。5月8日到达山东曲阜并拜孔庙，9日拜了颜庙（复圣庙）和孔林。5月13日到达安阳小屯。终于来到了曾经想颐养天年的小屯，罗振玉非常高兴，他在《五十日梦痕录》中记载了这次的经历：
13日10点左右，我到达安阳，在和昌客栈住下，急忙吃了午饭，就租车直奔小屯，殷墟就在安阳县城的西北方向五里外的地方，它的东、西、北三面有洹水环绕。《彰德府志》说这里是商代国君河亶甲的都城。宋代的《考古图》记载，古代祭祀用的各种器物有不少出自这个河亶甲的都城，大概就是这个地方。这十几年所见的龟甲和兽骨都在这里出土。
我向本地人打听这里的情况后，才知道出土甲骨的地大概有四十多亩，于是就去那块地里，我看到没有字的甲骨在地里到处都是，于是我就在地里捡了一个古代的兽角、好几捧的甲骨片。这块地是种小麦和棉花的，我每次在割掉棉花后就开始挖掘，所挖的洞深的就有6.6米左右，刨过后就把洞填上，再种上小麦和棉花。挖出来的东西，除了甲骨以外，贝壳最多，几乎和甲骨片的数量相同，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古代的兽角也很多，这个角并不是现在所见到的兽角。我在一个当地老百姓家里见到了几十个兽角，角的根部靠近额头大约一两寸的地方有像竹节一样的凸起部分，就像人手指上戴着一个环形戒指一样，本地人把这种兽角叫做“龙角”。
几年前我在这里得到了3个石罄，它们的形状与《周官·考工》所说的形状很不一样。《尔雅·释乐》以“大罄”来形容它，郭璞注解说：“形状像犁。” 现在殷墟出土的石磬和犁的形状非常相近。我想：殷代和周代的石磬形制不同，郭璞注解所说像犁的，应该是古老的说法，殷代的形制与《周官·考工》记载的不同。《周官·考工》记载的与犁的形状差别很大。我以前还得到有雕刻花纹的石磬片段，磬的两面和侧面都刻有花纹，这和古代祭祀所用器物的花纹是一样的。宋代人写的《博古图》记载了两个古代石磬，与殷墟的有雕刻花纹的石磬非常相似，也和周代石磬的形状差别很大。当时以“磬” 来命名是非常准确的。我曾经和王国维先生说：宋代人的考古学问与清代乾嘉学派各位大师的学问相比并不逊色，就拿确定古代祭祀用具的名称来说，宋代学者把名字弄错的常常占十分之一二，但是他们正确的情况总是有十分之七八。王国维也同意我的看法。石罄只是其中的一种。现在我在小屯再寻找断的石磬，怎么也找不到了。
我以前得到的还有骨头做的箭头、象牙做的匕首、骨头做的匕首、象牙做的掻头用具、骨头做的简、石刀、石斧，自然状态的有象牙和大象的牙齿。现在我寻找过后，发现这些也很少见了。但是，我得到了一个贝璧，是用蛤蜊的壳子做的，上面雕刻的花纹和玉蒲纹的璧相同，可惜已经碎了。这是我以前没有见过的。能得到这个珍奇的东西，这一趟就没白来。
我以前早就想写一本《殷墟遗物图录》了，今天又得到这些东西，回去后我一定努力写成这本书。观赏之后，因为天气很干燥，我很口渴，就急着回到住处了。[8]
根据朱彦民《巫史重光——殷墟甲骨发现记》所说，罗振玉的这次考古是我国甲骨学家第一次来到甲骨出土地勘察，意义非常大。罗振玉是第一个找到甲骨文出土地的研究者，还考证出这个地方就是殷代国都的遗址，这次又从日本远涉重洋来这里考察，不顾炎热干燥亲自发掘。可见他确实是专心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9]
郭沫若评价说：“罗氏在中国要算是近世考古学的一位先驱者。他的搜藏与从来骨董家的习尚稍有区别，他不仅搜集有文字的骨片，并还注意到去搜集与骨片同时出土的各种器物；在1916年他还亲自到安阳小屯去探访过一次。这种热心，这种识见，可以说是从来的考古家所未有。”[10]
回到日本后，罗振玉马上在他所收藏的几万甲骨片中，选出《殷墟书契前编》没有收录的1104片，亲自制作拓片，一百天就完成了。这样在1916年出版了《殷墟书契后编》，是让英国人哈同[11]放在《艺术丛编》第一集中刊发的。也是珂罗版影印，非常精美。他又把这次搜集的古器物与派他弟弟购买的古器物放在一起，编成了《殷墟古器物图录》，共有古器物55件，其中4片是甲骨。
从1916到1932年，罗振玉又千方百计地收集各家所收藏的拓片三千张，这些来自刘鹗、王襄、马衡和北京大学收藏的拓本。1933年，68岁的他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在这17年收集的甲骨拓片中选出2016片，编成了《殷墟书契续编》并出版。这部书分类更科学，按照祭祀、帝系、农业、征伐、方国、往来、田猎、干支、天象、旬习、疾病、人名、杂卜、卜旬、卜王等顺序排列，更便于读者查找资料。
罗振玉的一生在搜集、公布甲骨文方面是不遗余力的，从1903年他建议刘鹗出版、帮他做拓片并写序言开始算起，到1933年《殷墟书契续编》出版，他用了30年时间整理和刊布甲骨文拓片。他收藏的甲骨共约30000片，是我国早期收藏甲骨最多的收藏家。他记录甲骨文的书共有6部：《殷墟书契前编》《殷墟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墟书契后编》《殷墟古器物图录》《殷墟书契续编》。他公布的甲骨拓片共有5461张。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罗振玉公布的甲骨文拓片数量和质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多的、最好的，收藏的甲骨数量也是数一数二的。罗振玉的流传甲骨文的功劳非常大，得到了世界学术界的一致好评。
郭沫若对于罗振玉在这方面的评价很恰当，也具有代表性，他说：“罗振玉的功劳即在为我们提供了无数的真实的史料。他的殷代甲骨的搜集、保藏、流传、考释，实是中国近三十年来文化史上应该大书特书的一项事件。”[12]
这对我们现在的文史哲治学的启示有：第一，要及时整理出版新材料，这些新材料是取得更新、更大成果的重要条件。第二，要注意搜集和使用新材料进行研究。目前我国已经公布了很多新材料，但是学术界在利用这些材料方面所做的工作太少。未来的学术发展需要更多的学者充分利用新材料进行深入的研究。第三，有志于从事研究的学者要有传播古代文明的高度责任感，用心去研究，把研究做细、做精。
【注释】
[1]顾音海：《甲骨文发现与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5页。
[2]谢云：《〈论语年谱〉所涉日本之材料的若干考察》，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8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42—243页。
[3]太卜：也作大卜，是古代掌管卜筮的官，也称为卜正，是殷代六大之一。《札记·曲礼下》：“天子建天宫，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郑玄注：“此盖殷时制也。”《周礼》春官大宗伯的属员，下大夫爵，卜师、卜人之长，掌三兆、三易、三梦之法。凡立君、大封、迁国、征伐、祭祀、丧事等国家大事，太卜都通过龟卜问吉凶。
[4]译文参考罗振玉：《〈殷墟书契前编〉序》，罗振玉著、文明国编：《罗振玉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38页。
[5]其中的“墟”字原书写作“虚”，根据现在的用字而改。
[6]参考许嘉璐主编：《传统语言学辞典》，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532页；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7]罗琨、张永山的《罗振玉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第2版）第103页说“《后编》全书共收拓本一百零四片”，这个数字是错误的，因为罗振玉在《〈殷墟书契后编〉序》中说：“遴选《前编》中文字所未备者，复得千余品，手施毡墨百日而竣。”明确说是一千多片，后来的学者有精确统计，如高明的《中国古文字学通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页说该书有甲骨“一一〇四片”，韩鉴堂的《图说殷墟甲骨文》（文物出版社2009年版）第96页、陈重远的《收藏讲史话》（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66页、刘佳的《话说甲骨文》（山东友谊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也都说有“1104片”，所以本书采用“1104片”的说法。
[8]译文参考罗振玉：《五十日梦痕录》，罗振玉著、文明国编：《罗振玉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110页。
[9]参考朱彦民：《巫史重光——殷墟甲骨发现记》，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10]转引自吴浩坤、潘悠：《中国甲骨学史》，台北：贯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5页。
[11]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1847—1931）：全名为西拉司·阿隆·哈同，也被译为欧司·爱·哈同。英国人，生于巴格达犹太人家庭，上海房地产巨商，曾任上海法租界公董局董事及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1901年创办哈同洋行，并以大量资金资助中国文化事业，创办仓圣明智大学，聘请著名学者罗振玉、王国维、章太炎等任教。哈同无子女，逝世后巨额遗产全部留给上海。
[12]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张岂之等编：《史学概论文献与资料选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