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保存功可嘉
对于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罗振玉有两次查看、两次抢救的经历，所以才有了我国现代文化史上震惊中外的“八千麻袋”事件。
清代的内阁，在乾隆之后，变成了清朝皇帝宣布圣旨、进呈题奏、举行典礼仪式和收存国家档案文书的重要机构。而属于内阁的大库是保存大量珍贵的档案和书籍的地方，就是历史上常说的“秘府”[1]。它的位置在故宫东南角，午门以东，东华门以西，文华殿以南。大门向西，它的西边就是内阁大堂。内阁大库分东西两个大库：东库主要储存《实录》《圣训》《起居注》，又称实录库；西库主要储藏档案和书籍，又称红本库。每个库都由一座坐南朝北的楼房构成，上下两层，各有5间。但是西库所藏的档案占十分之七，书籍占十分之三，而且书籍大多是明代文渊阁的藏书，档案包括清代各朝的朱瑜，臣子的题本、奏本，藩属国的表章，历代殿试的卷子等。这些档案都随便堆积在一起，没人管。西库的资料比东库的多。
大库中的大量档案是研究清代近三百年历史的第一手资料。但是内阁官员并不重视，反而破坏过。光绪年间就焚毁过红本库的档案。1909年大库因为年久失修而漏水，还有几面墙倒了，所以其中档案损毁不少，于是开始维修。
1909年宣统皇帝继位后，当时清王朝的实际统治者、任摄政王的载沣，让内阁查找清初摄政典礼的档案，内阁官员在大库内没有找到，就采取光绪年间内阁官员的办法，谎称大库中无用的旧档案太多，于是体仁阁大学士兼学部尚书的张之洞就上奏请求焚毁无用的档案。奏章被批准后，不少内阁官员担心自己和以前科举名人的试策被烧掉，就进入大库寻找。章梫在典籍中发现了宋写本《玉牒》残页，于是就拍照赠给朋友，还给了张之洞和荣庆。在一次荣庆宴请张之洞的午宴上，张之洞向学部参事罗振玉请教那个《玉牒》的来历，罗振玉说：“大库内的宋人《玉牒》应该是《宋史·艺文志》中的《仙源集庆录》和《宗藩庆系录》，南宋灭亡后，元代试行海运，就先运临安国子监的藏书，因此这本书才能在这里收藏着。这个内阁大库就是明代文渊阁旧址，因此大库内除了这本书，还应该有更多的其他宋版书。”并请他问大库管理人员。张之洞听了很高兴，就问管理人员，结果正如罗振玉所说。但是管理人员说那些书都已经严重残破了。之后，罗振玉赶忙把《文渊阁书目》给张之洞，并告诉他，这些书即使损坏严重，也应该整理保存好，并提出可以上奏请求把大库图书放在学部，储藏在正在筹建的京师图书馆。张之洞马上就同意了，他就奏请把大库书籍和其他有关资料归学部使用，即使一个有字的纸片也不能丢弃。
得到批准后，下属执行时并没有按照张之洞的要求去做。当时张之洞命内阁中书曹元忠和刘启瑞清查整理档案，也让罗振玉经常去帮助他们。有一天，罗振玉到曹元忠的整理现场后，见曹元忠正在整理，有人告诉罗振玉西边的是选好保存的，东边的是没用的、丢弃的，罗振玉心想：不是明确要求一个有字的纸片也不能丢弃吗？为什么丢弃这么多呢？于是就去丢弃的那部分看，在架子上看到清初绘制的几十大轴地图，就问他：“这些也要丢弃吗？”那人回答：“旧地图已经没用了，应该焚毁。”罗振玉随手拿出一幅打开看，是清初绘制的，觉得这些都是很有价值的文史资料，丢了太可惜了，应该保护好，于是赶忙给张之洞说明这种情况。于是张之洞立即派人把所有的都运到学部。这样那些被认为无用的资料才保存了下来。
之后，罗振玉再次查看时，发现大库院里有一大堆书，很像一座小山，一看都是红本、题本，而且都按年月的顺序捆扎得很整齐，就随手拿出两本看，一本是管干贞督漕时的奏折，一本是阿桂征金川时的奏折。罗振玉心想，这可是清初的重要历史资料啊！怎么能烧毁呢？于是，立即回学部告诉了学部侍郎宝熙，并请他告诉张之洞。当时宝熙感到为难，就说：这些已经上奏并批准焚毁了，这该怎么办呢？罗振玉再三请求他，他才告诉了张之洞。而张之洞是上奏的人，这时虽然很赞同罗振玉的意见，但因为自己已经上奏烧毁，所以思考了很久，最后让宝熙转告罗振玉说：“让罗参事迅速想办法转移到学部，不能流入外面。”
于是，罗振玉就和内阁会稽司长宗树柟商量，宗树柟说：“学部很在乎资金，如果不肯出钱怎么办？”罗振玉说：“如果学部不出，我出钱。”于是宗树柟回学部看，回来告诉罗振玉说：“学部大院可用空间不过原地的三分之一，我看那堆书的样子用五六千木箱才能装下。不管运输还是保存都得花不少钱，你一个人恐怕负担不起啊。不如向张之洞申请资金。”罗振玉说：“这件事张之洞已经觉得很为难了，再请求资金，如果他说你们没办法就按照原计划烧毁，那就坏事了。我们先想办法运到学部，之后再想办法保存。”宗树柟想了半天说：“那我们就先用米袋子装上就可以运过来了，那些有窟窿的米袋子，一个才一百多钱，比木箱子便宜多了，这样花的钱只是木箱子的十分之一，这笔钱学部里能出得起，但也必须告诉明堂官才行。”罗振玉说：“你的办法很好。”于是就亲自去学部找学部唐尚书，唐一听就皱着眉头，不回答。罗振玉说：“这笔费用不过一千银元，如果学部实在拿不出，就让我一个人出吧。”唐一听笑了，没有让罗振玉出，答应让学部出钱。这样他们用了3天时间把那些档案装进了八千条麻袋里（一说是九千条麻袋[2]），陆续运到学部堂后的空屋子里暂存。
第二天，唐尚书把罗振玉找来，说：“你想保存史料，我怎么会不同意呢？只是堂后放了这么多麻袋，万一别人看到了，恐怕会怀疑我们学部开办米庄啊！你最好想办法转移到别的地方。”罗振玉说：“这好办，我用纸把后面的玻璃糊上，他们就看不见了。”唐尚书听后一时无话可说，但还是让丞参和罗振玉商量放到别处。这样罗振玉只好找宗树柟，宗树柟说：“国子监那里空屋子多，好像可以放在那里。”于是罗振玉又跑到国子监找徐梧生商量，徐梧生刚开始不同意，这样两人差点吵了起来。乔左丞出面调解，说：“国子监当初如果没有罗先生大胆发言支持保存，我们这里早就变成学堂了。他现在需要帮助，我们应该帮助他。”这样徐梧生才同意，于是就把档案放在国子监的敬一亭存放。[3]这样，在罗振玉的努力争取之下，他们几经周折，才把那批档案保存了下来。这就是罗振玉第一次抢救大库档案的事。他虽然没有花多少钱，但是费的力气不少。
罗振玉对这些档案的第二次抢救却让他花了不少钱。1910年大库修好了，但是只把《实录》和《圣训》送回大库保存。1913年教育部在罗振玉的建议下在国子监设立了历史博物馆，于是就把这批档案放在博物馆。1915年历史博物馆迁移到了午门，档案也随着搬到了午门。当时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让人在午门上拆开麻袋，寻找宋元刻本、写本这些珍贵的书，他想通过傅斯年把找到的珍本卖给历史语言研究所。但是工作人员的做法令人吃惊。邓之诚的《古董锁记》说：“在整理内阁红本的时候，大概有一千多条麻袋，放到午门博物馆整理，干这件事的有几十个人，他们把档案都倒在地上，然后每个人拿一根棍子，就这么翻找稍微整齐的，其余的还装进麻袋，非常可笑！”[4]当时有不少档案就被这些不负责任的人用棍子挑坏了。当时的历史博物馆馆长彦德也从麻袋里找到了《司马法》这个孤本，卖了很多钱。这次损失了不少好书。
此后，北京大学选出并借去了比较完整的档案12箱、1502麻袋档案进行整理。而到了1921年，历史博物馆又因为经费不足，除留下一小部分完整的档案外，把剩下的几千麻袋当作“烂字纸”以4000银元的价格卖给了西单大街的同懋增纸店，而纸店要用这些档案制作“还魂纸”。他们去掉麻袋捆成包，打算运到定兴和唐山化成纸浆，同时也出售一些档案。1922年3月，罗振玉因为有事去北京，在市场上看到了《洪承畴揭帖》和《高丽国王贡物表》，马上就知道这是内阁大库的档案，于是与朋友金梁一起打听，才知道大部分档案已经归同懋增纸店了，并且听说大部分档案已分别发往定兴和唐山的造纸厂了，于是立即答应用他们买进时的3倍的价钱（12000银元）买下所有档案。罗振玉马上就在北京和天津借款13000银元才买了下来。他是怎么买回来的呢？罗琨、张永山说：
甲子（1924年）十月，（罗振玉）立遗嘱时着重指出，有债务约4万元[5]，须变卖所藏书籍、字画、文物以偿清，“诸欠款中以金息侯（引者注：即金梁）老伯之一万元最要，此系京旗生计维持会公款，借以购大库史料者，次则借周作民之五千元……”可知当时是举私债13000元才换回这批“烂字纸”的。[6]
可见，当时罗振玉为了购买、运输和保存这些档案，向金梁和周作民共借了15000银元，只购买一项就花了13000银元。
罗振玉把这些大库档案买下后，先把留在纸店的几麻袋带回去，并且让人迅速追回已经运出的档案。从定兴运回北京的那些先保存在彰仪门货栈，后又放在了商品陈列所大楼，再转移到善果寺的屋子里。从唐山运回的放在天津，存放在他专门为存放这些档案而设的库书楼中。因为第二次抢救及时，大部分大库档案才能保存下来。但罗振玉也因此而负债累累。
罗振玉抢救保存大库档案的消息广泛传播以后，各方人士纷纷打听整理的进度。罗振玉这时因为没有财力，无法出钱请很多人帮助整理，他说：“如果能够有三五个志同道合的人共同整理，一边建房保存，一边租赁大屋子进行整理，随时刊发整理成果，如果一个月可以整理一百页，那么十年就可以整理一万多页，这样就可以整理完毕，重要的史料也会得到保存和传播。”这个愿望不但无法实现，而且连保存也成了问题，在1924年罗振玉因为经济困难，以16000银元的价格把这些档案卖给了大收藏家李盛铎，他当时向李盛铎提出了一个条件：不得卖给外国。后来蔡元培筹款18000银元又从李盛铎那里买下了所有档案，保存在史语所。这样大库档案才最终归国家收藏。
罗振玉虽然最终卖了档案，但并没有停止对档案的整理，在1924年至1936年间，他的成果有：《史料丛刊初编》22种，《清太祖实录稿》3种，《史料丛编》22种，《皇清奏议》68卷，《皇清奏议续编》4卷（未出版），《大库史料目录》等。这些资料不但引起了国内学术界的重视，而且让日本、法国学者很羡慕。
从1909年开始到1922年结束，罗振玉用了13年时间，费尽周折，借债13000银元才把大部分档案保存了下来。之后，从1924年至1936年，他又用了13年时间整理出版这些档案。在保存、整理、出版这些档案方面，罗振玉前后共用了26年时间。著名国学家、教育家曾国藩说过：“人凡有恒，其事必成。”两次用心检查，两次及时抢救，共用了两个13年，他如此不遗余力地坚持做，最终成就了我国明清历史的华彩篇章。中国档案史上有名的“八千麻袋”事件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罗振玉的保存之功是值得铭记的。
单从历史学方面来讲，这些档案对我国历史研究非常重要，都是难得的资料，如其中的明代档案有关边境战争的记载，清初郑成功、李定国的战绩，康熙平定三藩等资料是最真实的记载，根据这些可以补充和修改明代历史、清代历史。所以罗振玉有功于历史，他也因此名垂青史，所以笔者用“档案保存功可嘉” 表彰他的功绩。王国维在《库书楼记》中说：“如果罗参事不痴迷于古籍，那么他是无法做成这件事的。”这点明了罗振玉的初衷是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存。徐中舒也在《内阁档案之由来及其整理》中说罗氏有“保存内阁大库档案的伟绩”。这些都说明了罗振玉所做的实际成绩。
由这段经历可以得到两个启示：一、文史哲研究者应该注意保存自己所见到的各种有价值的资料，我们要着眼于资料的研究价值去做这件事，而不能只看资料可以卖多少钱。二、要普及文献学知识，让更多的人知道那些看似没有用的东西的重大研究价值和文化内涵。内阁大库档案在那些官员眼里、商人眼里和工作人员眼里，除了那些好的宋版书有价值以外，那些残损的档案都被看作没用的废纸，历史上这种无知的人不知道葬送了多少有价值的资料。我们不能让这种悲剧重演。
【注释】
[1]秘府：古代皇宫中保存国家机密文件和书籍的地方。
[2]笔者认为实际数量可能接近九千麻袋。因为王国维在《库书楼记》、金毓黻在《中国史学史》都认为是九千麻袋，吕坚在《内阁大库及其档案》中说，“历史博物馆又因经费积欠，除一小部分完整的档案外，就将装入麻袋的档案约有八千麻袋，十五万斤，以四千元代价全部卖给了西单大街同懋增纸店”，再加上之前北京大学借去的一千多麻袋，就有九千麻袋了。具体数字有待进一步研究。
[3]以上参考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79—82页。
[4]译文参考吕坚：《内阁大库及其档案》，《文献》1984年第4期。
[5]这里指银元。
[6]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