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校风兴鄂教
1900年秋天，正在筹措学农社和《农学报》经费的罗振玉突然接到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电报，说请他去武昌任湖北农务局总理，罗振玉回电报说，现在报馆太忙不能离开。但是张之洞一定要让他去，两天内发3次电报催促他去武昌上任。
罗振玉觉得不好拒绝了，于是打算到武昌见张之洞当面辞谢。由于经费不够，那时学生已经毕业了，他想暂时停办学农社，把《农学报》报馆的事务委托给沈纮[1]办，就动身去湖北武昌了。
见到张之洞之后，张之洞问他坚决推辞的原因，罗振玉如实回答：“张大人，臣不是不想做这个差事，只是我一个人在上海负责学农社和《农学报》报馆，现在不仅事务繁忙，而且经费短缺，我正在为经费的事忙得焦头烂额，经过我们研究，我决定编一套《农学丛书》印刷100套销售，不但可以方便研究农业科学的人学习，而且还能解决资金的问题，如果这事不办，学社和报馆都难以生存啊，所以还不便担任农务局总理一职。”
张之洞问：“100套《农学丛书》可以卖多少钱呢？”
他回答：“大概能卖到5000银元[2]。”
张之洞又问：“这个印费需要多少呢？”
他回答：“需要2500银元。”
张之洞说：“你的农报馆的经费，是个小事，我会帮你的，5000银元至少可以印200套，你就印200套吧，书印好了以后，我会训示各个州县购买这些书，你不要再为这些事发愁了。现在我想麻烦你帮忙治理湖北省农务局，这个农务局已经成立3年了，还建了一所学堂来传授农、桑两门课的知识，总办[3]那个观察[4]啊，不明事理，派了一个候补县丞[5]担任学堂监督（相当于校长），最近，那个候补县丞坚定地告诉我说：这个学堂的学生个个萎靡不振，教师上课不用心，上课时只想着办法要钱，所以一定要把这个学堂关了。我想啊，国家的经费和学生的大好时光都应该珍惜，所以请你来这里任农务局总理兼任这个学堂的监督。你今天就到任办公吧，详细调查一下情况，尽快弄明白告诉我。”
他赶忙推辞说：“张大人，我恐怕难以胜任啊。”
张之洞告诉他说：“您就不要再推辞了，我觉得这事只有你能胜任了，努力干干再说吧。”[6]
这样罗振玉就不情愿地做了湖北农务局总理（相当于农业厅厅长）和湖北农务学堂监督。
罗振玉出去后，刚好见到那位原湖北农务学堂监督汪凤瀛[7]，当时已经改任幕僚[8]了，汪凤瀛让罗振玉去他屋里，说：“张总督是很急切地盼望您来任职的。您这次来，应该先办理农务学堂的事。这个学堂里的学生都是败类，没有什么前途的。你应该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使它停办，而张总督现在还犹豫不决呢。您刚到，不知道其中的情形，所以我就告诉您。”
罗振玉问他：“您在那里担任了几年监督呢？”他回答：“3年。”
罗振玉心想：难道这个学校不好的校风，就是他造成的？而他竟然侃侃而谈，丝毫没有一点愧疚的意思，感觉这个人真有些怪异。
于是又问他：“学生都没有培养前途，那把我叫来，就是为了把学校弄停办吗？”他说：“不是，不是，张总督还把全省的农政交给您治理呢。”
罗振玉说：“这个农务局既有总办，又有总理，你们不嫌多余吗？”他说：“是啊，因为张总督认为那个总办桑宝不懂事理，所以专门让您来担任。不免去他总办之职，是因为您现在的身份是诸生[9]，您给朝廷上报公文比较麻烦，所以除了上报公文时用他的名字，其他方面不会让他干涉您的事。而且总督还想给您捐候选知府呢，让您留到湖北工作，等您有了这个头衔，那个总办就可以免去了。” 罗振玉听后大为惊讶，于是托他代自己告诉总督不用捐知府，他却主张一定要捐，于是罗振玉说：“我以前捐过候选光禄寺署正一职，可以告诉总督不用再捐知府了。”他说：“这样就更好了，我一定回去向总督报告这个情况。”结果第二天公文到了，上面的职位还是“湖北农务局总理”。这还是嫌罗振玉官职卑微的原因。这样罗振玉才知道：那个总办是只挂名吃空饷的，这个原监督恐怕也没好好干。
罗振玉感受到这里隐藏的情况还有很多，要把学堂治理好，一定要把实际情况调查清楚。
到任第三天，罗振玉就到了湖北农务学堂，一位姓李的收支委员拿着人员花名册来，罗振玉一看，教师是农科、桑科各两人，翻译有4人，学生共有70多人。于是觉得学生很少，而翻译人员太多。于是他先接见教师，教师都说：“久仰先生大名，现在先生来这里指教，我们非常荣幸。以前学堂的监督汪凤瀛和总办桑宝我们都难以见到，有事都得让收支委员转达，非常不方便，感到很苦恼。以后能让我们直接说吗？”罗振玉答应了。又接见翻译人员，4个人之中有3个是年轻人，是使馆的学生，能说日语，但是不懂中文，都是轻浮又油滑的人；另外一个翻译年龄较大，略懂汉语，是个很阴险的人。又接见了收支员李寿卿，是河南人，说话很粗俗。还有一个收支员是张之洞的老乡侯某，是一个挂名拿俸禄的人。过了一会，总办桑宝来了，并带着学生一起来见罗振玉。桑宝60岁左右，说的都是一些奇谈怪论，让罗振玉感到很意外，心想：怪不得张之洞认为他是个不懂事理的人呢。
之后，罗振玉一天接见一名教师，并亲自上教室检查教学，一个班一个班地接见学生，终于找到了问题的根源：管理者以官僚主义作风治理学校，他们高高在上，不接触教学实际，只是听那个收支员李寿卿的汇报来办事，这样那个李寿卿就可以一手遮天，掌握了大权。他托名冒领薪水，却向张之洞诬告说教师不好好教学而只想着办法要钱。
罗振玉询问日本教师：“为什么学生入学3年了还不能直接听日语课？”他回答：“原监督觉得第一年的课表中日语太多了，说已经有了翻译人员，就不必再重视日语了。我们不便违反命令。我们很希望以后再招新生时不用翻译，直接用日语讲课。”原来翻译人员为了长时间保留自己在这里任教就向监督提议，既然有了翻译，就可以在课表中减少日语的课时，那个监督却采纳了！这样学生上了3年，还是听不懂日语，得借助翻译，而翻译人员译出来的讲义在词句和内容方面都不通。最终影响了学生的成绩。所谓教师“想着办法要钱”都是收支员搞的鬼，监督也被蒙在鼓里。
这样罗振玉把所有问题搞清楚之后，就从批评教育学生入手。向全校学生说：“有传言说我们学堂学风不正，以致有人建议张总督停校，张总督说要珍惜你们的难得的学习时间和国家的经费，所以让我来这里整顿。现在我与你们约法三章：从今天起，你们应该努力学习，端正自己的行为，切实把学到的知识加以应用，这样才能洗掉以前学风不正的耻辱。以后有偶尔犯错的暂时不追究，第二次犯错的要记过，第三次犯错就开除。”
刚开始学生看到新监督罗振玉每天都亲自到课堂监督检查，都很有戒心，半个月以后，有的学生老毛病就犯了，于是被记过了。1个月后，罗振玉观察学生中那5个记过的行为有异常，与翻译人员关系密切，料想他们一定会第三次犯错。果然他们暗中鼓动学生闹事，罗振玉当面训斥他们，并按照公布的规定把他们开除了。从此校风渐渐地变好了。
罗振玉向张之洞报告了整顿校风的经过，并提出两个请求：一、请求辞退那些不称职的翻译人员，暂时找人代替，以后可以废除翻译人员，让学生直接听日语课。二、请求划拨土地作为试验场地，以便进行农业实验。张之洞听了很高兴，同意了，答应把抚标马场拨给学堂。但是那个幕僚汪凤瀛因为罗振玉不但没有接受他的意见解散学堂，反而把学堂整顿得风生水起，让他这个原监督很没面子；而且还要辞退与他关系很好的翻译人员（曾经多次给他好处来迎合他），所以他怀恨在心，暗中派人把辞退翻译人员的事告诉了他们从而拉拢他们，随后让他们拿翻译人员全体辞职来要挟罗振玉。罗振玉马上同意他们辞职，并给王国维、樊炳清发电报请他们来代替，教师们也很满意，这样学校清静了下来，逐渐走上了正轨。[10]
罗振玉整顿学堂的做法给我们树立了榜样，现在也有一些学校或者部分班级学风不正，我们教育管理者也应该借鉴罗振玉的方法好好整顿一番，要放手干，不要怕得罪人。
【注释】
[1]沈纮：生卒年不详，大概与王国维（1877—1927）相近，日文翻译家，东文学社的主要成员，也是罗振玉、王国维、樊炳清等人的好友。
[2]这里的“元”是指民国时期的银元，不是现在的人民币。据说当时的1元银元相当于现在的30～50元人民币。
[3]总办：清代后期，中央及地方临时设置机构的长官叫总办或督办。这里的总办与后面的“观察” 都指汪凤瀛。
[4]观察：清代作为对道员的尊称。道员：又称道台，清代的官名。根据清代的官阶制度，道员（道台）是省（巡抚、总督）与府（知府）之间的地方长官。
[5]县丞：古代官职名，仅次于县令，主要职责是文书、仓库等的管理。这里的县丞是指桑宝。
[6]参考罗振玉：《集蓼编》，罗振玉著、文明国编：《罗振玉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7页。
[7]汪凤瀛（1854—1925）：字志澄，号荃台，江苏苏州人，是晚清时期张之洞的重要幕僚。1897年起，任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总文案（幕僚长），深得张的信任。1900年起又任张之洞的洋务文案。
[8]幕僚：泛指文武官署中的佐助人员，这里大概类似于近代的副官、秘书，或管理文书及各类档案的“主簿”“记室”等职务。
[9]诸生：古代经考试录取而进入中央、府、州、县各级学校的生员。有增生、附生、廪生、例生等，统称诸生。清代叫已经入学的生员为诸生。
[10]以上内容均参考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6—39页；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第26—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