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兴农业固国基
1894年，此时身在江苏省镇江府丹徒县的罗振玉已经29岁了，一家生活艰难，而家里发生的不幸更是让家境雪上加霜，让罗振玉愁眉苦脸。先是这年夏天他母亲范氏身体虚弱而患了疟疾，再是他妹妹患伤寒而死，而后的秋天他的叔叔罗树棠去世。
这些事都迫使罗振玉思考出路。他做私塾老师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生活，但无法还债，于是，他遵从祖母方氏的教诲：决定放弃家产的一半来还急债，这样才可以让他脱身去外地谋生，这样罗家的振兴才有希望。于是罗振玉哭着请求母亲范氏卖掉一部分家产还债，母亲最终同意了。这样在1895年，罗振玉把泾河岸边的约百亩贫瘠的田地卖了，得到了铜钱一千多缗[1]，又把100亩肥沃的地做抵押向蒋斧贷款2000缗，这样才偿还了长期拖欠的急债。至此，罗振玉才从债务中解脱出来，开始思考未来的人生之路。
当时的中国，贫困而软弱，罗振玉认为：自古中国都以农业立国，农业是整个国家发展的根基，农业不振是国家贫困和软弱的主要原因。他还想到陆游《放翁家训》的名句：“仕宦不可常，不仕则农，无可憾也。”[2]意思是说：很多人做官是不大可能做得很长久的，人也不可能都去做官，如果不能做官就要去从事农业劳动，务农也没有什么可以遗憾的。
他想：要使中国富强就得先从农业下手，只有农业繁荣昌盛，人民才能安居乐业，才能为国家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他对科举腐败有清醒的认识，对很多官员也已经失望，靠他们富强农业、振兴中国是绝对不行的。所以他认为自己要干一番事业就可以从农业做起。于是，他找来有关传统农业科学的《齐民要术》《农政全书》《授时通考》等书认真阅读。与此同时，他又读了欧洲人写的农业科学书籍，目的是融合中西农业科学的优点来进行农业改革，使中华振兴。他虽然知道国外新的种植方法可以增收，但是具体怎么操作，他还是从书上弄不清楚。
贾思勰《齐民要术》说过：“夫治生之道，不仕则农，若昧于田畴，则多匮乏。”[3]意思是：谋生的方法包括做官和务农，如果不能做官，就要去务农，如果对农业种植不了解，那么百姓会贫穷，国家也贫困。为了侍奉父母、养活妻子儿女，罗振玉就和蒋斧商量后决定共同筹资去上海创办“学农社”和《农学报》。这样对农民对国家都有利。
1896年春天，罗振玉和蒋斧来到了上海，共同出资创办了“学农社”，组织人员购买、翻译和出版日本和欧美的农业书籍，用来指导农业生产。刚开始建立的时候，他散发《上海农学会章程》，广泛征求意见，并争取志同道合的人加入，当时还有人捐献一些沙地作为试验田来加入学农社，并积极准备开荒试种，寻找有经验的人来管理种植实验。还积极推广养蚕，给浙江蚕业局寻找顾问。学农社的主要工作是翻译先进的西方农业书籍。1897年招聘日本人藤田丰八任日文翻译。
后来，罗振玉和蒋斧又在1897年5月创办了《农学报》，传播国内外农业方面的知识和信息。当时两人的分工是：蒋斧任社长，当时叫总庶务，也就是负责全社的各种政务和杂务的工作；罗振玉任主编，当时叫“笔削和编辑”，主要负责文稿的编辑工作。现在想来，他们应该是主编负责制，也就是说报社的事务主要靠罗振玉做。刚开始是半月刊，每期大约20版，栏目有农事奏折、条陈[4]，农事西报（国外农业生产信息）、东报（译文），学农会简章、事务等。
当时的上海，主张变法的人士云集，学社和报馆很多，其中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创办的《时务报》影响最大，这个报纸敢于讨论时事政治，办报宗旨是启发人民的聪明才智，维护人民的各种权利。这和梁启超的主张相符合，他在《论湖南应办之事》里说：
今天要使中国前进，一定要赋予人民各种权利。而赋予人民权利是本来就应该做的，但是人民的权利并不是一天就可以得到的。人民的权利是从人民的智慧中产生的，有一分智慧，就会有一分权利；有六七分的智慧，就会有六七分的权利；有十分的智慧，就会有十分的权利。权利和智慧是相互依存的。以前当政者想抑制人民的权利，一定要以让人民愚昧作为首要宗旨，而现在我们要赋予人民各种权利，就一定要把广泛地启迪人民的智慧作为第一要义。（《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5]
梁启超又是《时务报》的主编，自然这种“权生于智”的观点在维新派思想家中有很大影响。当时的罗振玉也比较赞同。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
汪康年是我的老朋友，他主持的《时务报》发表的言论正好可以击中当时社会的弊病。是中国最好的报纸，留心时事的人一定不会不读的。[6]
由此可以推测：当时罗振玉是以《时务报》为榜样的，也应该受到了汪康年、梁启超的帮助。杨直民说：“梁启超氏曾为《农学报》写序，最早刊于光绪廿三年（1897）三月《时务报》第二三册。梁启超慷慨激昂数说当时‘学者不农，农者不学’的严重情况，提出农学研究中的十大门目：①农理②动植物学③树艺（麦、果、桑、茶等品皆归此类）④畜牧（牛、羊、猪、驼、蚕、蜂等物皆归此类）⑤林材⑥渔务⑦制造（如酒、糖、酪等）⑧化料⑨农器⑩博议（国内人们有关农务的文章等）。”[7]但是对于解决社会弊病的办法，罗振玉则走了另一条路：他认为首先要了解西方科学，学习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并加以运用。
罗振玉在《农事私议》序言中谈到了《农学报》的宗旨：
治理国家的长久大计是先使人民富起来，再教育人民。谋生的道理是不做官就务农……近年来西方列强不断践踏、侮辱我国，国内钱财物资面临着枯竭的危险，这个时候充分发挥物质的作用、使民众富裕起来就显得尤为重要，于是我们按照这种思路在农业发展方面进行专门的探讨……这些都是我们对农业技术的一点看法，这些小建议很浅陋，不值得一提，希望在这方面有专长的人提出更好的方法并实施下去。[8]
可见他研究农业科学的目的是给掌握政权的人提供使国家富强的策略，并希望这些成果能够得到实施。
罗振玉自己也写文章在这个刊物上发表。1897年9月，他在《黔蜀种鸦片法》书后的跋中对当时不少人认为广种鸦片以挽救我国经济权利的倾向进行了批判，提出用种桑养蚕来取代种烟的详细实施方法，并希望朝廷能够采纳。可见他自己也在努力实践他的主张。
1898年，由于社会需求大为增加，《农学报》就改为旬刊，还增加了禀牍[9]、事状[10]两个栏目。
在1898年戊戌变法时，发生了4件令罗振玉感到非常欣慰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