效忠废帝似前朝
罗振玉的忠君思想表现在很多方面，首先表现在他怀念先帝、感念君恩上。
1919年，罗振玉携家眷从日本归国，本打算在其先帝清德宗山陵所在的地方买房居住，因为涞水、易县紧靠先帝陵墓，又距离洹洛一带比较近，便于寻访古迹。后来因为老朋友赵世骏劝他居住在都门，那里的房子很便宜，几千银元就可以买一套，考虑到资金的问题罗振玉就有了去都门的想法。后来天津的金钺听说他要回来，就把他在英租界集贤村的三十多间房屋借给罗振玉，罗振玉就不再找房子了。从找房子的原计划来看，罗振玉很怀念以前的皇帝，感念他的恩德，也想百年之后与他相伴。这是他忠君的表现。
罗振玉忠君还表现在他不为中华民国政府做事的方面。蔡元培与罗振玉是老朋友，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想请罗振玉到北京大学教授考古学，并且询问如何研究考古学，当时罗振玉不想向民国政府屈膝，所以坚决拒绝了。但是对于如何治学还是颇有心得的，写了《古器物学研究议》一文答复蔡元培。
罗振玉的忠君不但表现在缅怀旧君、不事新朝方面，更表现在为新君尽忠的事情上。
罗振玉感受圣恩是在1923年，这一年1月溥仪大婚，所以前朝遗老们都把握这个机会请求觐见贺喜，当时，如果按照前朝的制度，罗振玉是个五品官，没有面见皇上的资格，但是升允有资格，升允面奏溥仪介绍了罗振玉，所以罗振玉才受到了溥仪的召见。当时溥仪不但召见了他，还告诉他以后遇到事情可以随时上奏，并赏了他一块刻有“贞心古松”四字的匾额以及一个“福”字。从这几个字看来，溥仪认为罗振玉是一位忠心耿耿的前朝遗老，值得信任。而罗振玉更是对溥仪万分感激，还把溥仪的照片悬挂在堂上。他总是对知心朋友夸赞溥仪有天纵之才、圣明贤德，将来一定是一个使中国重新振兴的好皇帝。罗振玉把中国的未来和自己后半生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溥仪身上，于是参加了以后的“复辟” 活动。
清朝皇帝退位后，《民国优待条件》规定，允许溥仪和太妃等人住在皇宫，溥仪仍然在皇宫内做皇帝。后来宫里发生了火警，罗振玉就上书《陈三事》：一是“体恤宫内侍从”，二是“转移宫中宝物”，当时罗振玉听社会上有人说，宫中的宝物是我国历代流传下来的，皇室不能据为己有，就以为民国内阁成员和议员们对宝贝蓄意已久，所以提醒溥仪要防止宝物流失，并建议在东交民巷的使馆内建设皇室博物馆、图书馆用以藏宝。罗振玉在《集蓼编》中说：
我的想法是不如由皇室自己建一所图书馆和博物馆，但考虑到首都多年有战争，即使设立也难免被烧毁。不如把馆舍建在使馆中。想到《庚子条约》的规定：中国人不能在使馆内居住，外国人可能把此事当做笑柄。但我又想到：两国使馆有文化的不同，也许外国人不会关注。于是我把这个想法跟德国朋友卫礼贤商量，卫礼贤当时是德国使馆的顾问，听了以后很高兴地同意了。于是他与德国大使商量，德国大使与荷兰大使关系很好，所以他又与荷兰大使商议，大家都非常赞同这么做。他们告诉我说：奥地利国从大战以后没有派遣大使来，以后也不会再派遣了，该国的使馆场地很大，现在由荷兰使馆代为管理，正空闲，如果皇室打算这么做，那么就由荷兰大使给奥地利方面发电报商量，把他们的使馆作为两馆的筹备处，奥地利一定会同意的。至于以后建造两个馆舍，德国大使愿意把他们在北京的操场捐给咱们作为馆地。皇室如果没有建筑费和维护费，就应该通过使团（由一国派驻在另一国的外交或军事代表团）在各国招募资金，也不难办到。他们叮嘱我把他们的想法转达给皇室。我听了很高兴，于是把实情写成一封密函，请皇帝的师傅陈宝琛和内务府大臣代为转达，但是很久都没有回音。相国升允听了，又一次以我的信函所说向皇室说明，也没有效果。当时却传出谣言说我想与世俗之辈借此机会阴谋盗窃宝物。我知道阻力很大，于是辞谢了卫礼贤，卫礼贤也为此事发出了长长的叹息。我的谋略没有被采纳，到了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把溥仪驱逐出宫），这样300年的宝藏就荡然无存了，没有再流传下来！[1]
罗振玉这样做也是为了保存国家文物而奔走，罗继祖说：“祖父传古心切，曾把《毛公鼎》和吴县潘氏所藏《小盂鼎》拓本影印过。”[2]可见罗振玉还有保存古代器物字画的想法。三是“勿受邪说影响”，就是不可采纳郑孝胥和金梁的主张：让溥仪自己削去皇帝称号就可以转危为安；贿赂民国政府的议员就可以得到维持日常生活的经费。罗振玉在1924年专门秘密上奏了《大臣举止失常恐误大局疏》，就是专门为了纠正郑孝胥的主张而写。
罗振玉多次为皇帝分忧，都是在没有拿皇室一分钱的情况下自愿做的，罗继祖说：
祖父因为进宫较晚，不久即值冯军“逼宫”，连“俸”都没有请，也就是说没拿过溥仪的一文钱，而历年为溥仪奔走谋“复辟”暗中却倒贴过不少钱，这个，溥仪当然不会体察到。但由于《我的前半生》这本书的流行，社会上一些人反而深信溥仪的谰言，认为祖父盗窃过宫中的宝物，又和所谓骗取邱性东家书画一事相联系，因此，使我追忆1966年“文革”刚开始时，吉林大学历史系的监督小组把我叫去，当着许多教师的面，正颜厉色地对我说，你家的文物都是偷故宫的，我乍听很惊愕，不知他们怎么会突然要给溥仪算无中生有的老账来？现在知道，他们的“学问”正是从溥仪的书里得到的。[3]
1924年9月2日，罗振玉开始奉溥仪之命在南书房值班，6日又去当面谢恩，溥仪召见了他，问了一些问题，并赏赐他在宫中进餐，还让他帮助鉴定宁寿宫所藏器物的真伪。9日又让罗振玉与袁励准、王国维一起鉴定养心殿陈设的器物。这是对罗振玉的莫大信任和赏识，对于到宫中值班的事，罗振玉想弄清楚是谁帮忙推荐的，问升允，升允说不是他；问陈宝琛，陈宝琛也没有表示什么；问朱益藩，朱益藩更是不知道。所以罗振玉想：不是这些人的举荐，那么就是皇上溥仪的心意了，所以对溥仪更加感恩戴德。
罗振玉在北京不到一个月，就遇到冯玉祥政变的事，当政变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冯玉祥的军队突然在景山加上炮，炮口正对着宫门。罗振玉看到后，觉得形式有变化，于是赶快与同僚到内务府商量对策，当时绍英说：“冯军入城，与我们没关系，你没见已经囚禁曹锟了吗？你们啊，刚刚进宫做事，不知道宫中的情况，我们几年来经历的变故多了，都能以静制动而没有事，万一出现骚动，拿土袋子把神武门堵住就没事。”于是就命令宫内侍从准备土袋子。
罗振玉知道无法与这些人谋划大事，所以想去天津找人商量对策，没想到刚到天津，就接到日本使馆的电话，说冯玉祥的军队已经进入宫中，逼迫皇室修改《优待条件》，并且限皇室人员3天之内搬出皇宫。罗振玉听后十分着急，就去日本驻军司令部，请司令官引荐段祺瑞，让他出面制止暴动。段祺瑞不见他，而是让丁士源代替自己见罗振玉，而丁士源与罗振玉认识，所以事情谈得很顺利，段祺瑞答应罗振玉发电报给冯玉祥的军队，让他们保护好皇上。回到北京后，罗振玉面见溥仪，陈说让段祺瑞帮忙保护的事，溥仪大为感激，所以溥仪在《我的前半生》里说：“罗振玉在我心里得到了与郑孝胥相等的地位。”这是多年来罗振玉为皇上尽忠的结果。
罗振玉后来出任由国民政府和清室组成的善后委员会的委员，也是处处为溥仪着想。溥仪从北府迁移至日本使馆的第二天，罗振玉向溥仪进献应对冯玉祥逼宫的对策，说：“国民军以暴力逼皇室修改《优待条件》，当时皇室处于危险的境地而被迫屈从，现在已经脱离危险，如果再不说，就是默认了。我们应该向各国宣布当天是受他们暴力逼迫和威胁，才由冯军单方面擅自篡改《优待条件》的，并且我预先草拟了一份谕旨放在袖子里。”溥仪问他这事具体怎么说，他回答说：“只说他们暴力逼迫，单方面擅自修改条约，在法律上不能生效，不承认就可以了。”于是把袖子里的谕旨呈上，溥仪看后说可以这么办。这样这份谕旨先由内务府传达给了段祺瑞，不久又给各国大使写信告知了实情。
溥仪从北府到日本使馆也是罗振玉与陈宝琛策划的，事先二人已经跟溥仪商量好了。罗振玉等人知道皇帝住在北府，天天被重兵包围，还是有危险，于是请段祺瑞帮忙让他们撤兵，兵撤走后的第一天罗振玉就与陈宝琛商量对策，见了皇太妃，第二天又跟陈宝琛商量后决定：赶快转移驻地。罗振玉就和柯劭忞找日本大使芳泽商量借他们使馆的事，芳泽说：“使馆派人去接溥仪多有不便，如果你们能保卫皇上前来，我们一定竭诚保卫。”于是由陈宝琛借庄士敦的汽车去北府接了溥仪，先到德国医院短暂休息一下，再到日本使馆。那天也怪，溥仪出北府的时候，风吹尘飞、天色阴暗，路上根本看不清人，所以一路军警都没有发现，这样才能顺利逃出。到使馆后，芳泽就通电各国政府并给各国大使馆打电话通报此事。大使的夫人还亲自打扫使馆的房间，并让书记官池部常川照料。[4]逃到日本使馆一事，也显示了罗振玉的办事能力出众。
溥仪在日本使馆住了一个多月，身边有亲信分班侍奉，溥仪与亲信商议移驾别处，但是亲信都说不可行。于是又与日本大使芳泽商量，芳泽因为此事影响国家交往，所以回复说：这个事是大事，容他好好思考。最后，溥仪派柯劭忞学士与池部常川一起去找段祺瑞商量，段祺瑞说：“皇上想把住处迁移到别的地方，臣不敢违抗，但是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也需要严密保护才行，不能随便换地方啊。”罗振玉认为可能段祺瑞内心不想让皇上迁移住处，所以才用这话敷衍了事。于是移驾的事更难了。
1926年3月，溥仪离开北京的前两天，柯劭忞找罗振玉密谈，告诉他：“有人在皇上面前说你的坏话，说你跟国民党关系很好，恐怕对皇上的安危不利，所以让皇上罢免并远离你，你现在应该好好为自己的退路考虑了。”罗振玉听后很吃惊，但是也不能淡然置之。当时，天津家里人生病了，于是向溥仪请假一两天，想借此暗中观察溥仪的意愿。溥仪答复说：“爱卿这次请假大概是找借口隐退离开吧？朕知道爱卿对我忠心耿耿，一定不忍心这么做。”罗振玉于是把听到的告诉了溥仪，并说：“既然有人毁谤我，那么我应该避开这个嫌疑啊。”溥仪笑着说：“诽谤人也不像这样的，朕怎么能相信呢？一两天内有要事跟爱卿商量，爱卿一定不能回去。”所以罗振玉不敢再说此事。
1926年3月14日，溥仪秘密独自召见罗振玉，商量离开日本使馆而去日本的事，并让他跟随。因为日本大使认为自己来做会对邦交有影响，所以罗振玉想自己主动离开北京，不再与大使商量。罗振玉说：“现在国民军方面只注意宫中宝物，并且天天照顾孙中山的病，虽然在报纸上肆意谩骂，但是这都是虚张声势的威胁，实际上防备很松懈。我有得意门生在银行工作，能够得到国民军的消息，凡是北京和天津的驻军变化都让他秘密向我报告。现在知道国民军方面正在换防，只在丰台和廊坊有少量的奉军驻守，现在离开北京正是好时机。但是离开北京后，就需要日本人负责保卫了，这就一定要日本大使同意才行。所以请皇上找池部常川来商议，请他帮忙。”溥仪同意了。商量好了以后，罗振玉问：“这事要不要秘密告诉您身边的重臣呢？”溥仪说：“怎么可以告诉他们呢？”罗振玉又问：“要告诉皇后吗？”溥仪说：“不能告诉她。”罗振玉说：“此事确实应该保密，但是臣这么做了以后，左丘明在《左传》中所说的‘六逆’[5]，臣已经做了其中5个了，今后如果再有人诽谤我，我就难免罪责了。”溥仪说：“你要努力承担艰巨的任务，不用担心别人的嫉妒和怨恨。”罗振玉说：“臣感念皇上的知遇之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于是罗振玉就请池部常川来，池部常川听后也很赞同，也说一定要让芳泽同意才行。但是如果不能解除邦交困难，就不能同意。罗振玉知道一定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就说：“只要用掌权的人的话告诉大使，说：皇上自己要离开北京，事情已经秘密告诉段祺瑞，段祺瑞已经默认这么做了，也请大使默认。这样，大使也许不会为难我们。”池部常川同意了，就由他与芳泽商量，芳泽也同意了。于是，在晚上8点，由池部常川保卫溥仪从前门出去并上车，罗振玉和儿子罗福葆跟随在后，到晚上10点时已经安全到达天津车站，日本总领事秘密地在车站迎接，随后在大和旅馆休息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池部常川夫妇也陪侍皇后到达天津，这样就住进前湖北提督张彪的别墅里。[6]
溥仪到天津后，罗振玉虽然成了一个徒有虚名的顾问，但是他总是担心溥仪的安全，建议去旅顺、日本。所以对于溥仪出洋游历的事积极赞助，当时罗振玉是这么想的：“溥仪已经脱离虎口，在日本使馆可以容身，那么在日本国内也不会受到冷遇。那个《优待条件》在以前都是经过国际承认的，现在摄政内阁突然擅自修改，那么国际法律是不允许的，这样去国外呼吁优待，那么国际上应该会有国家帮助溥仪重新得到优待。”他这个书生的建议最终被皇帝身边的红人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的谗言取消了。谗言还把罗振玉列为“联日出洋”派的首脑，这样溥仪就怀疑他另有所图，不是拿溥仪做政治买卖，就与日本古董商人合伙骗取他的书画和古玩。于是溥仪疏远了他，但是罗振玉仍然颂扬溥仪的恩待，认为自己被疏远的原因是陈宝琛、郑孝胥、胡嗣瑗把溥仪蒙蔽了。
罗振玉的忠君行为，在现在看来，有人可能认为是愚忠，是不懂政治的表现，是逆历史潮流的行为。但是，我们不能以今律古，毕竟罗振玉所处的时代不是现在。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他的忠君行为。
【注释】
[1]译文参考罗振玉著、文明国编：《罗振玉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1—52页。
[2]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3]参考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28页。
[4]参考罗继祖：《我的祖父罗振玉》，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133页。
[5]六逆是指六种违背道义的行为。见《左传·隐公三年》：“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意思是说：卑贱的谋害高贵的、年幼的欺凌年长的、疏远的离间亲近的（并取代他）、新人离间旧人、权势小的欺压权势大的、邪淫破坏道义，这是六种违背道义的行为。
[6]参考罗振玉著、文明国编：《罗振玉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56—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