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议建成芸帙馆
罗振玉认为，振兴教育离不开书籍。当时的教育需要众多的中西图书，而有了足够的书籍就必须建设足够大的图书馆来放置它们，所以图书馆的建设就迫在眉睫了，而建好图书馆又有利于更好地提高国民素质和搞好科研。
1906年8月，任学部参事厅行走的罗振玉在《教育世界》第130期上发表了《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这是我国真正第一个创建京师图书馆的详细建议，对于京师图书馆的建立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京师图书馆就是现在的中国国家图书馆的前身，它创建于1909年，对于我国教育和学术研究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最先提出建图书馆建议的不是罗振玉而是孙家鼐[1]，他在1896年2月上奏创办官府书局，建议在北京建设藏书院。同年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2]为朝廷献策，在《请推广学校折》中主张：“自京师及十八行省会，咸设大书楼。”[3]然而这两个建议都没有被采纳，直到十几年后，罗振玉发表了《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才引起了朝廷的重视并着手创建。可见罗振玉这篇文章中的建议对于建设京师图书馆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为什么罗振玉一提倡就被采纳了呢？我们先仔细看看罗振玉的《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全文翻译如下：
要保存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且引进全世界的科学知识，没有比建设图书馆再好的措施了，可谓一举两得。现在美国、日本以及欧洲各国都争相增加图书馆，以求促进本国文明的发展。但是我们中国还没有听说有什么动静。我想这件事急需由学部倡导并实施，先规划建设京师图书馆，然后再向各省会推广。现在把创建京师图书馆的办法分条列举如下：
一、选地建设场馆。
京师图书馆应该建在交通方便而又远离喧嚷的街市，不容易产生火灾的地方。规模宏大一些比较好，大约需要用地四五十亩，还要预留将来发展的空间。至于建筑的风格，应该调查各国已经建好的图书馆之后再进行模仿。建设经费至少需要一百万金，分三期筹措，每三年一期，这样九年就全部完成了。每三年筹措三十三四万金，我想现在国家财政支出虽然有困难，但是如果这样去筹措也不难办到。（这个经费是把建筑费和购书费放在一起算的。）但是调查外国图书馆也需要时间，而建场馆和搜集图书也不是短时间内可以办到的。所以要早点在建设京师图书馆的事情上拿定主意，不能拖延啊。
二、请各方贡献图书以求打好藏书基础。
京师图书馆的书籍可以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我国图书，二是外国图书。我国的图书应该请各级政府贡献所藏图书，以作为基础藏书。检查以前各省贡献来的书就可以知道，云南、贵州和四川等省献出的书，有一半被烧毁了，而奉天、热河两省献出的书都保存完好。而且以前的《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也都在皇宫里保存着，其中很多都是善本书。皇上亲自审定的书，如《图书集成》以及历代的治国方针和策略的书，和翰林院保存的《永乐大典》残余部分，都应该上奏朝廷移存到京师图书馆。（还听说外务部保存的外国图书很多，也应该储藏在京师图书馆。）至于武英殿和钦天监[4]收藏的印书底板也应该归京师图书馆保存，这样就可以方便我们随时修补，并广泛传播。
三、打开民间献书的门路。
以前的藏书大多都是从民间采集而来的。但是一百多年来，新书不断出版，而在国内藏书家所藏的古籍中，没有献给朝廷的也有不少。现在应该按照惯例采集民间藏书，而对藏书者的奖励也应该像以前那样。目前东南部的藏书家所收藏的书有一大部分都散失了。但是像聊城的杨氏[5]、归安的陆氏[6]所藏图书都完好无损。杨氏的后人很重视保存藏书，但是也很难继续保存了。而陆氏曾经在报纸上登广告说，如果谁造藏书楼，他愿意把自己的藏书全部捐给他。如果把这两家的藏书放到京师图书馆收藏，并破格奖励他们，那么这两位先生就可以表达对父辈的孝心，而古籍也不至于散失，何况这样做还能引起其他藏书家来响应号召。这也是一个搜集前人藏书的大好时机，不能放过啊。
四、征收各省的方志书籍和古今刻石。
各省的方志书是历史、地理方面的重要资料，急需搜集。应该咨询各省后征收储藏。（各省出版社的刻本也一起收集。）至于古代青铜器和石刻文物，在秦汉以前的都对于古文字学有大帮助，而秦汉以后的也对历史研究有用。应该仿照通志馆的惯例，让各省献出。对于私人收藏的文物，按照征调书籍的惯例来收藏就可以了。
五、设置负责抄写书籍的官。
京师图书馆应该设负责抄写书籍的官，凡是民间珍稀图书，藏书者不想捐献的，就可以让抄书官抄写一本，把原书还给所有者。关于抄书官的选用，可以通过考试选各省学生中在文学方面成绩好的来担任。待遇就像各部的书记官一样，根据任职的年数和劳动成绩来奖励他们。人数还不好预先确定，大概二三十人就可以了。
六、采集外国图书。
外国的图书非常的复杂深奥，应该选择最新的和最重要的书购买。可以先让调查员在调查各国建筑时向各国专家咨询，写成应该选购的书单，回国后可以按照书单购买。以后每年增加一些书，使收藏逐渐完备。
以上是大概的办法。至于监督看守的方法、借阅的规章制度、设置官员的人数等方面，都应该参考各国的已有的规则和办法来做。先让调查员进行调查。在京师图书馆之外，各省省会都应该建立一个省立图书馆，这样就可以给各府、厅、州、县带个好头。这样，二十年以后，我国的图书馆也许就可以达到较高的水平了！[7]
从上面的译文还可以看出，罗振玉对于建设京师图书馆有一套完整的计划，而且还详细说明了具体的实施办法。
关于采纳罗振玉的建议的原因，程磊说：“封建藏书楼只有保存国粹的一面，但适应不了‘西学’盛行的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只有像先进的外国那样，建立现代化图书馆（公共性），既保存了国粹，又促进了新学，为的是‘与文明之进步相追逐’，达到民富国强之地步。基于他对公共图书馆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有如此高明之识，才进一步提出了仿效欧美、日本图书馆形式开设‘京师图书馆’ 为宗旨的办法”[8]。当然，客观原因是当时的形势需要；而主观原因则是罗振玉这个教育家、收藏家的远见与卓识，也有他主办的颇具影响力的杂志《教育世界》的推动。
根据学者梁经旭和王若的考证，1907—1909年罗振玉还写了《京师图书馆拟定章程》。梁经旭认为这个章程是在1907年8月刊发的，并说：“从内容上说，其可视为《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的一个补充本。有其相同之处，也有其完善之处。如，该《拟定章程》的宗旨为‘保存国粹，输进文明’。这与罗在《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所提的‘保固有之国粹，而进以世界之知识’基本无二。而《拟定章程》中的宗旨、名称、位置、图书四项基本就是对《私议》一至六条的合理归类和细化。而《拟定章程》中的后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条，则当是《私议》中所说‘参考各国成规而采用之。先由调查员从事调查’的结果。”[9]王若认为这个章程是罗振玉在1909年年初受学部委托为京师图书馆撰写的，并说：“如果说《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只是一种理论探讨，那么《京师图书馆拟定章程》可以称得上是一次实践。两个文件在思想上是统一的。如《私议》中关于藏书建设提出了五种方法，包括‘颁赐库藏’、‘民间献书’、‘征取各省志书及古今刻石’、‘置写官抄写’、‘采买外国图书’。而在《章程》第三部分‘古书搜集’中，同样采取了上述五种方法，并增加了‘寄存’一条。另外，从清宣统年间出版的《学部官报》中记载的有关京师图书馆活动来看，基本上是在《章程》的框架下进行的。罗振玉撰写的《京师图书馆拟定章程》，借鉴了当时外国一些图书馆管理经验，架构了我国早期公共图书馆独具特色的管理体系，对我们了解、研究中国图书馆发展历史，以及罗振玉的图书馆学术思想和其早期的文化活动，无疑是一份珍贵的史料。”[10]虽然二人所说的时间不一致，但是都一致同意是罗振玉写了这个《章程》并高度评价了它的价值。这是值得肯定的。
在采纳这个意见方面，还有一位人物做出了贡献，就是张之洞，1909年他呈上了《奏请建京师图书馆折》，提出：“只有图书馆是学术成果聚集的地方。所以京师图书馆的规模和标准一定要考虑到长远发展，而搜罗图书时一定要有精细周详的安排，总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学生来借到和读到，展示我朝在文化上的繁荣昌盛。”[11]
得到批准后，学部就选派翰林院编修缪荃孙任监督（即馆长），选派国子监丞徐坊任副监督，并任总务司郎中杨熊祥为提调，开始筹办京师图书馆。这样，就在这一年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共图书馆建成，它标志着我国两千年封建藏书楼时代的结束和现代图书馆的诞生。这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
在罗振玉等人的推动下，1909年学部还向宣统皇帝递呈了《拟定京师图书馆及各省图书馆通行章程折》，奏折说：“京师图书馆业经臣部奏明开办，各省图书馆亦须依限于宣统二年一律设立。臣等复查图书馆之设，所以保存国粹，造就人才。”[12]同年，内阁翰林院的《永乐大典》残本等都移交京师图书馆。1910年清朝驻库伦的办事大臣把唐代开元年间御制《阙特勒碑》拓片赠送到京师图书馆，并开始藏入敦煌藏经。1912年京师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并颁布了图书借阅规则。根据1913年的统计，该馆已经有善本书880部，28412卷，10822册；阅览书4544部，122963卷，41504册；另有敦煌写经8662卷。[13]学部在1916年征集各省区新志书和各种著名碑碣石刻拓本。又在1919年在《教育公报》刊登《京师图书馆征求书籍启》，广求民间图书，从此，馆藏逐渐丰富。这些都是按照罗振玉的意见逐步实施的。
1906年春天，罗振玉在视察山东教育的时候，准备去《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中提到的聊城杨以增的海源阁，想问一问是否可以把这批藏书收进京师图书馆，山东巡抚杨士骧告诉他，杨以增的后人不但很珍视他父亲的那些藏书，自己也收集了一些善本，并且发誓要守好藏书不让人看。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他老了，后继无人了，所以担心以后藏书会散失。还说阁主有一个愿望，就是想得到一个京卿[14]的头衔，他就可以在政府机关注册登记，把全部藏书捐献国家，并呈交书目，让朝廷奖赏并封京卿头衔，以后再按照书目清点书籍、送往北京。罗振玉认为这个办法是切实可行的，于是回到北京后就立即禀报学部尚书荣庆，当时荣庆也同意了，但是因荣庆认为不太重要而搁置了下来。
在收集民间藏书方面，政府终究没有按照罗振玉的建议去做，结果杨以增的海源阁的3236种藏书在军阀兵乱和日军侵略中大部分散失；而陆心源的皕宋楼、十万卷楼的20万卷名贵图书都被他儿子卖给了日本人。这两家的图书大部分都散失了，令人非常痛心！罗振玉晚年还在他的《集蓼编》提到这件事，并感叹说：“现在杨氏的藏书经历战争而大多散失了，当年我上奏的建议没有实行，真可惜啊！”[15]从中可见罗振玉是多么有远见卓识的人，他早就料到这些书都很难继续保存了，为了古代遗产不丢失，苦口婆心地劝清政府收购保存，但是清政府的行动真让人失望。
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知道罗振玉每次去日本都去图书馆和书店搜求古籍的原因：他知道日本人从中国通过各种途径弄走了很多古籍。古书是古代文明的承载者，他想振兴国学、繁荣优秀的传统文化，就得搜求并出版，从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传承古代文明。所以他不顾自身生活而不惜重金刊刻得到的珍稀书籍。现在我国的各级图书馆都已经建立，且有经费，更应该像罗振玉那样尽自己最大力量搜集图书，尤其是珍稀古籍。而作为教育工作者和研究者，我们应该充分利用这些书籍，以求发展教育、推进研究、繁荣国学。
【注释】
[1]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号蛰生、容卿、澹静老人，安徽寿州（今淮南寿县）人。与翁同龢同为光绪皇帝老师。历任内阁学士、工部侍郎，1898年7月3日以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的身份受命为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首任管理学务大臣，1900年后任文渊阁大学士、学务大臣等。
[2]李端棻（1833—1907）：字宓园，贵州贵筑（今贵阳）人，清朝著名政治家、改革家、中国近代教育之父，历任监察御史、刑部左侍郎、礼部尚书。1896年第一个上疏请求建立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1899年秘密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戌变法。
[3]程磊：《罗振玉与京师图书馆的创建》，《赣图通讯》1983年第3期。
[4]钦天监：古代官署名，负责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
[5]杨氏：指杨以增（1787—1856），字益之，号至堂，别号东樵，山东聊城县（今属聊城市东昌府区）人，曾任按察使、巡抚等职，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建“海源阁”藏书楼，藏书达3236种，20余万卷，成为闻名中外的中国四大私人藏书楼之一。这些图书后来在军阀兵乱和日军侵略中大部分散失，少部分由北京图书馆、山东图书馆保存。
[6]陆氏：指陆心源（1834—1894），字刚甫，号子稼、存斋、潜园等，浙江归安县（今浙江湖州）人，官至福建盐运使，清末四大藏书家之一，建皕宋楼、十万卷楼、守先阁等3座楼藏书，藏书总数为5000部，近6万册，25万卷左右。1906年陆心源之子陆树藩将皕宋楼、十万卷楼的名贵图书都卖给日本人岩崎弥之助。1908年陆树藩又把守先阁藏书捐给刚办的海岛图书馆。
[7]译文参考罗振玉：《京师创设图书馆私议》，袁咏秋、曾季光主编：《中国历代国家藏书机构及名家藏读叙传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6—77页。
[8]程磊：《罗振玉与京师图书馆的创建》，《赣图通讯》1983年第3期。
[9]梁经旭：《新发现的光绪丁未年（1907年）〈京师图书馆拟定章程〉浅议》，《当代图书馆》2008年第3期。
[10]王若：《新发现罗振玉〈京师图书馆章程〉简述》，郭富纯主编：《旅顺博物馆学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11]译文参考程磊：《罗振玉与京师图书馆的创建》，《赣图通讯》1983年第3期。
[12]王若：《新发现罗振玉〈京师图书馆章程〉简述》，郭富纯主编：《旅顺博物馆学苑》，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32页。
[13]来新夏等：《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56页。
[14]京卿：是对京堂的尊称。清代对都察院、通政司、詹事府以及大理、太常、太仆、光禄、鸿胪等寺及国子监的堂官，统称京堂；负责文书、草拟者也称京卿。
[15]译文参考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