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编纂推发展
20世纪初，清政府的腐败和各种社会矛盾影响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罗振玉意识到整理大规模的经学丛书是不可能实现的。但他想以自己的力量为国学做出一些贡献，所以他在1910年开始创办《国学丛刊》，写了下面的《〈国学丛刊〉序》：
间尝闻今之论学者言稽古之事，今难于昔。又谓道莫大于因时，事莫亟于致用，礼教足以致削，诗书不能救衰，古先学术必归淘汰。
蒙窃以为不然。夫自三古以来，人文斯启，东迁以后，百氏踵兴，至秦定挟书之律，汉严中秘之藏，两京师承，率资口授，四部群籍，咸出手写，成学匪易，往哲所嗟。今则刊本流传，得书至便。加以地不爱宝，山川效灵。雍郊获鼎，补伏孔之逸篇；洹阳出龟，窥仓沮之遗迹。和阗古简，鸣沙秘藏，继鲁壁而重开，嗣厘冢而再出。古所未有，悉见于今。此今易于古者一也。
古者风化阻于山川，学子劳于负笈。文翁莅蜀，西州方起诵声；道真还乡，南域乃兴文教。然交游终限于九州，驰观不及于域外。今则声气相应，梯航大通。长庆乐府传入鸡林，《尚书》百篇携来蓬岛。将见化瀛海为环流，合区宇为艺府。观摩逮于殊方，交友极于天下。此今易于昔者二也。
继事者易为，后来者居上。是以汉末经师，兼综六艺；唐初《正义》，备采南北。国朝二百余年，儒风益振。王、郝诂训，上扶五雅之衰；段、桂《说文》，遥夺二徐之席。焦、张之图礼制，陋李、聂之前闻；阮、吴之鼎彝，压宣和之御制；謦欬匪遥，流风未沫。此今易于古者三也。
至若先圣遗书，经世大典，固已范天地而不过，揭日月而俱行。即诸子之学说，百家之撰论，文字之训诂，名物之考证，挹其精华，固光焰之常在；存其糟粕，亦史氏所取资；求其义理，则有光大而无沦；胥语其方法，则有变通而无弃置。在昔六籍灰尘，东鲁之弦歌自若；五季俶扰，群经之雕椠方新。今且旁行斜上，尽译遗经。海峤天涯，争开文馆。矧兹宗国尚有典型，老成未谢，睹白首之伏生（伏生，两汉经学家，亦称伏胜。济南人，秦时为博士。始皇焚书时，藏《尚书》于壁中，使得传存。西汉《尚书》学者多出其门下）；来者方多，识青睛之徐监。方将广鲁于天下，增路于椎轮。张皇未发之幽潜，开辟无前之涂术。信斯文之未坠，伫古学之再昌。杞人之忧，斯亦惑矣！
予性不通敏，幼学多歧。屠龙之技未成，雕虫之心转炽。朝市中隐，闭户自精，朋从往还，稽古相勖，于是乃有《国学丛刊》之约。岁成六编，区以八目：曰经，曰史，曰小学，曰地理，曰金石，曰文学，曰目录，曰杂识。将以续前修之往绪，助学海以涓流。蚊负之身，知非可任，鸿硕之士，幸共图成。跂予望之，毋我遐弃。宣统辛亥春。[1]
罗振玉在这则序言中，针对当时流行的“现在研究古代文化比古代难”“读书不能拯救社会衰退，古代的学术必定会被淘汰”的观点，认为当时研究古代文化比古代容易，理由有3个：1.当时得到古代的资料要比以前容易；2.国际国内的学术交流比以前容易而频繁；3.清代乾嘉学派的学风已经流传下来并为以后打好了基础，我们可以以此后来居上。他认为文化并未衰落，当时的学术大家还在，并且可以开创新天地，古代文化还会再次昌盛，而不会被淘汰。
他最后说明了《国学丛刊》编纂计划：1年出版6编，每编的内容包括经学、史学、小学、地理学、金石学、文学、目录学、杂论等8个方面。并申明了宗旨：发扬学术传统，培养青年学者，推动学术发展。并希望学识渊博的人士为此而共同努力。
在罗振玉的努力下，《国学丛刊》在北京出版了3编，后来因为辛亥革命而暂停。到日本后，1913年罗振玉在上海朋友的支持下筹备恢复刊行，并把编辑的工作交给了王国维。这样在1914年《国学丛刊》正式复刊，刊登新说和旧著，王国维自己的国学论文大都在这里发表。1916年王国维回国担任《学术丛编》的主编。所以此后罗振玉自己继续编《国学丛刊》，刊印了他想刊布的古籍和古器物的拓本。1915年他把《国学丛刊》上的大部分著作收入《雪堂丛刻》，共刊印了52种，117卷，为学界保存了很多珍稀稿本，为国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而罗振玉在批驳“古代的学术必定会被淘汰”的观点时，展现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自信。而这个自信与习近平主席所提的“文化自信”是一脉相承的。“谈文化软实力，总书记指出，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有一个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2]我想，在这方面罗振玉已经给我们做出了表率，值得学习。赵悦说得好：“在当代，文化已成为世界范围内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维度。我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在文化融合加剧的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更应为中国社会各界所重视与扶持。我们须知，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文明的创造力所在，只有立足于优秀传统文化之根，才能保证中华民族的持续健康成长。”[3]
罗琨、张永山对罗振玉弘扬国学的主张做了很好的总结：“罗振玉一贯主张弘扬国学不仅要继承传统深入研究，而且要和古籍的搜集传布、古器物的研究联系在一起，还要沟通信息，进行学术交流和研讨。”[4]
前面已经谈了前两个方面，下面我们说一说他在学术交流方面的贡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各国争相研究中国学术，法国大学推荐罗振玉任东方通讯员。中国文化受到了西方的重视，也使罗振玉有一种振兴国学的紧迫感，因此联合全国的仁人志士成立了东方学会。他规划了学会的机构，设置4个部门：一、印刷局，用以出版古籍。二、图书馆，用以收集古籍。三、博物馆，用以搜集古器物。四、通信部，用以与国内外的学者交流切磋。1920年，罗振玉回国后住在天津，用自己收藏的书画金石几百件作品拍卖所得资金筹办了京旗生计维持会，并在天津办博爱工厂，其中有一个印刷科，就作为东方学会印刷局。以后募款用完，罗振玉就自己筹款维持。这样在1923年，他编辑出版了《东方学会丛书》初集，共30种，49卷。后来，因为罗振玉经济上的困难，实在无法维持了，于是东方学会被迫解散。
罗振玉为了出版国学古籍费尽了心机，但以他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这也是动荡而落后的社会形势造成的。而现在，我国国力强盛、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确实是繁荣国学的大好时机。
【注释】
[1]罗振玉著、文明国编：《罗振玉自述》，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145—146页。
[2]《聚焦两会热点：2014》编委会编：《聚焦两会热点：2014》，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版，第226页。
[3]赵悦：《习大大讲话中的“文化自信”》，据通讯网“腾讯新闻”，网址：http://news.qq.com/a/20151003/016203.htm，访问时间：2017年2月17日。
[4]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