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稀古本集成版
罗振玉把传播中华文化遗产作为自己一生的使命和志向。这个志向在他青年时候就树立起来了。在中年以后，他看到了古籍遗失的情况，很多的珍贵古籍出现后，被某个人收藏，但是过不了几代人，就消失了，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抢救、保存这些古书的紧迫感。他想通过自己的力量使这些凝聚着古人心血的成果流传下去，于是就有一种责任感。他抓住一切机会搜集古籍，包括去日本考察和避难时都是这样。
1928年，罗振玉在《碑别字》（增订本）书后附的《雪堂校刊群书叙录》中说：“没有才能的我一直有传播古代文化的志向，凡是古人有记录而没有刊出的书以及以前刊出但流传很少的书，我都想通过汇集有志之士创建古书流通会把这些书刊印出来。但是几十年来，有相同爱好的朋友不常聚集，再加上社会动荡，这个愿望最终无法实现。辛亥革命后，我一个人居住，没有朋友来往，没有别的事可做，于是决定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来做这件事。这样做了十几年，共得到250种书，本想都刊印出来，但是还没有印到一半，我的钱就花光了。”[1]
罗振玉确实很早就有了传播古书的志向，早在1888年，23岁的罗振玉得到了山阳县人阮葵生[2]的《风雅蒙求》稿本，这是一部简明完备的音韵学书。他把这本书拿出来让路岯和邱崧生看，二人为此书各作了一篇序。路岯在序中说：“这本书按照古音来订正现在的韵部，用五音匹配四声，用唇齿和清浊确定通转，并用古代诗歌的押韵来证明。”“用简单的方法来处理复杂纷繁的音韵，从根本着手来梳理各种枝杈问题，使学习者能够明白古韵和今韵分合的痕迹、声母和反切的方法。”[3]罗振玉和这两位朋友凑钱出版了这本书。这可能是他收集刊布稿本的开始。后来罗振玉又把这本书与另一本当时罕见的古书《经史动静字音》合在一起出版，这本《经史动静字音》是元代刘鉴[4]写的，现在多称为《经史正音切韵指南》，成书于1336年，用十六摄归纳韵类，做成了二十四张韵图，是在《四声等子》的基础上改进而成，与韩道昭的《五音集韵》一书互为表里，书后还附有综合了宋代和元代等韵学家的等韵门法理论而编成的《门法玉钥匙》，这本书对后世的等韵学、等韵图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但是谢启昆在《小学考》中却说没有见过这本书。所以罗振玉根据明代刊本精心抄写影印出版了。
1892年，27岁的罗振玉在做私塾老师之余，开始学习谱系、目录学，并写成了《新唐书世系表考证》《艺文志校议》《三国志证闻》《淮阴金石仅存录》《小学钩沉续编序》等著作。
1902年他去日本考察教育时，在闲暇的时候就到周围的书店搜索我国古书，每次都有收获。这年买的书有《梵唐千字文》、影印宋刻本《三因方》、《祖庭事苑》、《食医心鉴》、影印元刻本《儒门事亲》、影印宋刻本《本事方后集》、《济生续方》、《备急灸法》、《唐六典》、《列子鬳斋口义》、森立之影摹唐《新修本草》残本等。
1903年在广州任两粤教育顾问时，罗振玉很清闲，于是每天到双门底府学东街逛书店，正好有一家以藏书而闻名的南海孔氏岳雪楼，当时正在出售藏书，而且很便宜，罗振玉在这里买了很多善本书，为了买这些书他把所有的工资都花光了。这就是罗振玉收藏善本书的开始。他的善本书大多都来自这个藏书楼，如《明宣宗实录》《宪章录》《皇明大政记》《明列卿记》《嘉靖以来首辅传》《皇明制书》等。[5]
1909年再次到日本考察教育的时候，罗振玉更是每到一个地方就一定要到书店搜集图书。在东京时，田伏侯[6]告诉罗振玉说：“东京报纸上有诋毁您的话。” 罗振玉就问他是什么话，他回答说：“好古多藏。”罗振玉听后笑了。[7]看来那句话还真说到罗振玉的心里去了。这次罗振玉确实收获了很多。罗继祖在《永丰乡人行年录》有记录：“罗振玉在日本，除了重点视察并拜访日本的首长、为学部聘请日本技师以外，就是到处寻找珍贵罕见的书籍，收集黎庶昌、杨守敬两家流入日本的藏书。每到一个地方，一定会去书店找书。在东京，通过岛田翰介到宫内省图书寮[8]看书，见到了很多秘本，而且把那里私家的藏书都看了一遍。值得说的有六件事：一、在日本宫内省图书寮看到古写本《春秋经传集解》的全本。二、南宋刻本《世说新语》三卷本，与前面的书都是枫山官库的旧藏。三、在德富氏的成篑堂见到了宋代刻本《庐山记》，只有第二卷和第三卷，其余的第一卷、第四卷和第五卷是后来补抄的。这本书在明代初年就遗失了，金山钱氏守山阁刊《四库》本现在只有前三篇留存了下来。四、贵阳陈氏重刊的宋代刻本《二李唱和集》，书中有缺页，后来这本书被德清县的傅氏所得，又被罗振玉买到。而他这次忽然在日本富冈氏桃华庵看到一本，与陈氏刻本款式相同，没有缺页，于是就摹写了前书所缺的部分，回去补上了。五、平子尚告诉罗振玉奈良市的仓库正仓院里藏有《王子安集》残卷，写于唐代庆云县一带，是我国写本中最古老的一个，但书中有很多缺字。于是罗振玉就迫不及地跑去看，最终请求为平子尚画一幅画作为交换，他才得到在自己原有版本里所缺的5页，并把这5页赠给了蒋斧，因为蒋斧的祖先蒋清翊著有《王子安集注》。六、在宫内省图书寮见到南宋初年刻本《王文公集》，目录与明代刻本不同，而且有的篇目缺失了。于是把它的目录记下，回国后把目录交给合肥的蒯光典[9]。蒯光典非常喜爱《王文公集》，常抱怨看不到宋代刻本。回国后，田伏侯又在东京某个世家大族的家里为罗振玉买到一本古写本《尚书孔氏传·周书·洪范》等五篇残卷，字形朴素雅致，是年代非常久远的书。”[10]
这里只是举一些典型的例子，其实罗振玉几乎每年都能搜得一些书，具体参看罗继祖在《永丰乡人行年录》的记录。
根据罗琨、张永山的不完全统计，罗振玉在1901—1936年编辑出版的丛书有：
《玉简斋丛书》初集14种，二集8种，共72卷；
《宸翰楼丛书》初编5种，续编8种，共48卷；
《孴古丛刻》10种，11卷；
《永慕园丛书》6种，20卷；
《云窗丛刻》10种，14卷；
《吉石庵丛书》初集10种，二集3种，三集6种，四集8种，共56卷；
《海东古籍丛残》5种，10卷；
《雪堂丛刻》52种，117卷[11]；
《四时嘉至轩丛书》3种，3卷；
《嘉草轩丛书》11种，28卷；
《雪堂金石丛书》10种；
《东方学会丛书》初集30种，49卷；
《六经勘丛书》13种，171卷；
《七经勘丛书》7种；
《殷礼在斯堂丛书》20种，59卷；
《百爵斋丛刊》14种，28卷；
《楚雨楼丛书》8种；
《鸣沙石室佚书》[12]初编19种，续编4种；
《鸣沙石室古籍丛残》群经丛残15卷，群书丛残15卷；
《敦煌遗书》3种；
《史料丛编》21种，16卷；
《明季辽事丛刊》4种，14卷。[13]
如果把《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中的群经丛残15卷和群书丛残15卷各算一种，以上就有314种书。
其中《雪堂丛刻》有很多是收集到的稿本，如张澍[14]《西夏姓氏录》是对西夏姓氏的研究，张氏广征博引，整理出西夏姓氏162个。这本书是伯希和[15]在张澍的老家得到的，在他带到法国之前，罗振玉在北京见到这本书，就自己抄写了一本并写了跋，为今后的研究提供线索，并特别记录：作者说这本书附在《辽金元姓氏录》后面。此外，《洛阳石刻录》，王绍兰的《读书杂记》《列女传补注正譌》，翁大年的《陶斋金石文字跋尾》，钮玉树的《匪石先生文集》等十几种书都是根据稿本刊刻的，有的罗振玉还进行了整理。有些书传本很少，如施国祁的《吉贝居杂记》，罗振玉在跋语中说：“施国祁先生精研金国历史，所写的书先后都已经刊行，只有这个杂记十几条刊刻在乌程县范锴的《花笑庼杂笔》里，而这个《杂笔》流传下来的本子很少见，所以让儿子罗福苌抄录出来，独立刊行。”[16]
罗振玉在这三十多年中刊刻的古籍非常多，1934年墨缘堂编订的《贞松堂校刊书目解题》按照经、史、子、集的顺序介绍了其中的大部分书。
1913年罗振玉编的《鸣沙石室佚书》收录了法国巴黎图书馆藏的敦煌古写本《尚书》残卷，1918年他又在日本京都神田香巖的家里看到古写本《尚书》残卷，他发现正好可以补敦煌本的不足，于是立即用珂罗版影印，放在《群经点勘》中。因为珂罗版成本高，印量少，所以在1928年把敦煌本和流传到日本的唐人写本合刊为《古写本隶古定尚书真本残卷》，按照原本摹印。
罗振玉出版的不但有汉语的经典和研读这些经典的语言文字学书，如《古写本原本玉篇残卷》等，而且有其他少数民族文字书籍和佛学经典，如《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卷》是俄国人柯智洛夫在我国张掖市黑水河遗址盗走的西夏文字书，是西夏学者骨勒茂才的著作，在1190年刊刻发行。然而这种西夏文字在中国流传很少，所以很少有人认识。而《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卷》把汉字和西夏文并列编排，并且在旁边注音，所以是我们研究西夏文的重要字书。1921年俄国学者伊凤阁博士带着这本书中的一页到日本向罗振玉请教，罗振玉告诉他这本书是学习西夏文字的金钥匙，并希望他能提供复制本，不久就得到了这本书，也立即影印发行。1922年伊凤阁博士又带着其余的残卷到天津罗振玉家里请教，罗振玉知道后非常惊喜，于是就请假回家摹写了一本，并让儿子罗福成抄写好并出版了，书名为《番汉合时掌中珠残卷足本》。
在历史书方面，罗振玉也出版了不少，这里举一个例子。罗振玉在日本有钱人的家里得到了古写本《贞观政要》第5卷、第6卷的残卷，而这部书是记载李世民政绩和君臣讨论政事的史书，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见到元代学者戈直的集论本流传，而这个版本是重新编排过的，而且文字也有缺失和增多，罗振玉得到古写本后又写了校对记录和序，在1925年出版。罗振玉在序中说：“这个古写本是日本六百年前的书，我根据这个古写本残卷校订戈直本，凡是文字增多和减少而不通的地方，我都纠正过来，并且补上了丢失的几章。我刊刻出来，让学者能看到唐写本的样子。”
文学方面的书，罗振玉刊印了《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就是现在所说的《世说新语》，他在跋中说：“我国流传下来的最古老的善本是嘉靖袁氏覆宋本，后来我才知道日本所收藏的唐写本已经分成了四部分，分别被小川简斋、京都山田氏、小西氏和神田香巖四人收藏，因此我请求他们说想把他们收藏的合在一起出版，他们慷慨答应了，所以才能影印出版。”
在罗振玉刊印的古人文集中，有一部可以反映他在保存古书方面的努力程度。我们知道南朝梁武帝的太子萧统编了一部《文选》，它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文学总集，在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唐代李善为它做了注释。唐代时，又有吕延祚把5位大臣的注本进呈给朝廷，于是就有了两种注本，而罗振玉在《唐写本文选集注》辑佚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唐写本文选集注》因为残损了大部分，不知道作者是谁，书中引用的除了李善和那5位大臣的注以外，还有陆善经的注、音决、钞，这都是传世本没有的。罗振玉在北京得到了一卷，很喜爱并重视它，1909年到日本考察教育的时候，他知道日本金泽文库收藏了古写本《文选集注》残卷，想去看看，但是因为太匆忙而没能如愿，于是让一个了解的人前去抄写，得到了残卷15卷。这个抄写本由武进县的董氏收藏，罗振玉请求他借来出版，董氏后来同意了。后来罗振玉把所得的抄本和李善注本详细校对，发现不同的地方很多，并把李善注本的60卷分成120卷。之后，再搜求，知道《唐写本文选集注》全书早就散失了，他这么辛苦收集才得到一个全卷和两个残卷。此外，日本的小川简斋、海盐县的张氏、楚中的杨氏都收藏了一部分残卷，于是又前去收集。这样在1918年罗振玉把收集的所有残卷合并在一起，除去了重复的，共得到了16卷，于是写了跋并刊印出来。从1909年到1918年，他足足坚持做了10年！罗振玉说：“我想，这些残卷虽然不到原书的十分之二，但是如果不想办法出版，以后连这些都难以得到，所以就出版了，这本书是我自己借钱影印了出来的。”在整理的过程中，他还发现小川简斋收藏的誊写小字本钞补部分与原本所注的部分有详略的差别，但是因为材料太少无法对比验证，所以在跋的最后注释说：“好像在这本书的原本之外还有誊写的本子，并且与这个版本有些不同，回想起来也没有听日本学者说过，所以在这里记下，等以后再去日本访求。”[17]
从这本书的搜集整理的过程，可以归纳出罗振玉在整理研究文献方面的方法：长期关注有价值的书，并抓住一切机会访求，不断积累，到一定程度，进行整理、考证、校对，并把没有解决的问题放在书后记下，以便后人在他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成果。
1919年罗振玉从日本回国时，还不忘搜集、刊刻古籍。在离开东京时，他把这个愿望写信托付给两位日本朋友内藤、狩野两位博士帮助实现。他说：
我曾经为我国的黎莼斋先生在贵国出版《古逸丛书》感到惋惜，因为它只收宋元刻本，而不收唐代流传到贵国的古抄本，这是令人非常遗憾的地方。我曾经不自量力地计划自己完成这个出版古抄本的工作，然而因为我要马上回国，这个愿望无法自己实现了。我想：我的房子可以出售一些钱来作为印书费……就用这些费用烦劳您二位先生帮助我出版唐代的古抄本书籍……书出版后，除了送交各国图书馆收藏以外，售书的收入就作为继续筹编这套书的费用。[18]
从这封信里可以感受到罗振玉传播古代文化的志向，为了出版唐代古抄本书籍而把日本的房子卖掉，出版后所得除了邮寄图书的费用之外都用在继续搜集出版的工作上。可见罗振玉是把流传我国文化作为自己的事业甚至是使命的。这并不是一般以盈利为目的出版商可以相比的，也是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
后来，日本友人内藤、狩野两位博士果然没有辜负罗振玉的苦心，辑录并出版了《京都大学文学部影印唐钞本丛书》，并把罗振玉拜托的书信印在了书的前面，还说了编写缘起以及对罗振玉的评价，现在翻译如下：
我的朋友罗振玉先生带领全家人来到日本生活，在京都东山脚下建造了房屋，因为在家没事，就把所有的精力用在了研究上，而他的著作也完全可以流传后世。先生又因为黎莼斋出版《古逸丛书》不涉及唐代的古抄本而感到遗憾，于是利用寺庙、世家的藏书，影印《尚书》、《史记》、《文选》几种书，大正己未年（译者注：即1919年），先生将要回国，委托炳卿博士和我，卖掉他的房子，把所得钱款全部捐给京都大学作为印书费，这套书就是罗先生委托的丛书的第一集。我们特意记录了印书缘起并把罗振玉先生的信附在后面，从中可以看到罗先生高尚的道德和行为，远超世间庸俗逐利之辈，而先生探究古代文明、以做善事为乐的志趣，即使在处境困难情况下也没有丝毫减少，这尤其令人敬佩。[19]
日本友人这么敬佩罗振玉，我国的朋友怎样评价他呢？我想王国维的看法最能反映实际情况。他在《雪堂校刊群书叙录》的序言中说：
近代的学术繁荣昌盛，我们不能不说这是刊印书籍者的功劳。刊印书籍的人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一、追求利润的商人，二、爱好古书的人，三、痴迷于古代文化的人。第一类的人不用一一说明，像近代的吴县的黄先生、长塘的鲍先生、虞山的张先生、金山的钱先生都可以说是古书爱好者；像阳湖的孙先生、钱塘的卢先生可以称得上痴迷于古代文化的人。然而这些先生们都生活在国家兴盛的时候，物产丰富，士大夫们又崇尚学术，这些先生们有的很富有，有的是高官，都有依靠，所以成书很容易，而他们做的事业不能说达到了顶峰。
而在灾祸连年的社会生活的人，在古代文明都荒废之后，又以传承学术为自己职责，搜集、考订、流通古籍，把全天下的好东西都给他也难以改变他的爱好，经历天下最艰苦的生活而最终实现他的愿望，这类人我在古代刊印书的人中还没有听说过，而在罗振玉先生身上看到了。
我曾经拿做官的打比方，在没有战争的时代，侍奉圣明的君主，他即使是一个贤能的人，也应该只是一个遵守法纪的官员。因为官员关系到一代人的兴亡和一万代人立身处世的道德规范，上天当然会降生这样的一两个人来维持这个社会。在学术上也是这样，孙、卢等先生的刊书就像当官的遵守法纪而已。但是神仙、圣人的出现是与社会情况不相一致的，上天既然让他诞生，当然就不会是让他自生自灭的。而像罗先生这样有奇伟的志向、宏伟的谋略的人才是天下的英杰。他又把传承学术作为自己的使命，这和在乱世树立道德楷模相似。所以上天也会降生这样一两个人来维持学术传承。
罗先生校刊的书多达几百种，对于其中很珍贵的好书都写有叙录，1918年夏天，罗先生把这些叙录汇集成两卷，独立刊行。我认为，罗先生的书对学术界贡献最大的有三种：一是《殷墟书契》前后编，二是《流沙坠简》，三是《鸣沙石室佚书》及《鸣沙石室古籍丛残》。这三种书中的任何一种都足以比得上孔子墙壁和汲郡古墓中的古书。其余书中所汇集的古器物和古籍也都是间隔一代人才出现的神物，而大都出现在罗先生那一代。神物刚出现时，全世界都不知道，而那些知道的人也没有谁会重视它们。即使偶尔有人重视也只是搜集一两个供自己秘密地玩赏而已。而想保存、流传它们，一想到这样做很艰难，也就半途而废了。即使有人有这个志向和能力，但是如果没有像罗先生这样渊博的学识和超强的毅力，也未必能够做成。即使做成了，也一定不会像罗先生这样做得这么多、这么快。这隔一代才出现的神物当然有毁灭或丢失的时候，或者永远锁在海外的书库中，即使想拿来看看也弄不出来。只有罗先生把学术作为自己的性命，而把这些古器物和古籍当作性命所寄托的身体，他想让这些古物古书永久流传的心情就像让自己的肉体长久存在一样，这和普通人通过吃东西让自己健康长寿是一个道理。
辛亥革命以后，罗先生流落在日本居住，靠卖一些像样的东西为生，这时殷墟甲骨与敦煌古简佚书先后刊印出来，这些书如果依靠国家和众人的力量来刊印也是不能做到的，他竟然以流浪外地的一个人的力量做成了。他刊印的其他书籍也与这些书差不多，都令人称赞。客居日本八年，他刊印书籍所用的费用非常多，而连维持家里一个月生活的积蓄都没有，他却乐意这样，也习惯了这样。从编目录、校对、抄写、挑选工人、监督工人，到装潢的款式、纸墨的多少等各种繁琐、杂乱又卑贱之事，都是古代学者觉得不屑一顾的事，罗先生都亲自去做，每一个工序，都用心去做务求让古书流传久远。
由此可知，上天显现神物，罗先生恰恰又生活在这个时候，这一定不是偶然的。《尚书》说：要取得伟大的功业，就要有高远的志向和不懈的勤奋。罗先生所取得的功业是伟大的，而他的志向和勤奋是世人很少知道的。
我跟随罗先生学习和交往很久了，一些细节我最为了解，所以写了上面的文字作为序言，为的是让世人明白罗先生之所以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一定是上天开导他这么做的，而不是那些古书爱好者和一般痴迷于古代文化的人所能相提并论的。
1918年7月23日
海宁王国维[20]
王国维把赞美之辞都说完了，笔者认为除了上面较为夸张的赞美之外，王国维所说的都是实情，是对罗振玉整理出版古书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的最好总结。
这个总结以及罗振玉的行为品德可以带给我们很多启示，如图书资料是文史哲研究者的必不可少的粮食，多买书多读书才能在文史哲方面取得成就；吃苦可以锻炼毅力；用心做事才能做好；作为社会的人要懂得为社会为人民做点贡献，不能一味索取……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取得伟大的成就，就要有高远的志向并坚持不懈。这个道理已经存在了2500多年了，出自我国最早的书《尚书》，原文是“功崇惟志，业广惟勤”。那么，为什么很多人不知道呢？因为不读书。道理很容易明白，为什么很多人知道却做不到呢？因为能够做到很不容易，很多人半途而废了。可见，辛勤努力地坚持去做是最重要的。这也是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赞美罗振玉、佩服罗振玉的重要原因，也是笔者花很大力气把王国维的序言翻译成现代汉语的原因。这句古话值得张贴在每一个想成功的中国人面前，时刻提醒我们自己要树立远大的志向，只有志向高远才能有正确的目标和足够的动力；我们更要在实现这个志向的路上时刻提醒自己：勤奋！只有辛勤付出才能收获硕果。
【注释】
[1]译文参考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64页。
[2]阮葵生（1727—1789）：字宝诚，号吾山，清代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淮安市楚州区）人。1752年考中举人，历任监察御史、通政司参议、刑部右侍郎，是清代乾隆时期有成就的诗人、散文家和法学家。
[3]参考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65页。
[4]刘鉴：字士明，关中（今陕西中部一带）人，生卒年不详，元代音韵学家，著有《经史正音切韵指南》。
[5]参考罗继祖：《雪堂类稿·永丰乡人行年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6页。
[6]田伏侯：名溍，原名吴炤。时任自强学堂汉教习。曾任湖北全省学务处参议官，善于《说文》学。
[7]译文参考罗继祖：《雪堂类稿·永丰乡人行年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页。
[8]图书寮：日本负责朝廷书籍管理、国史编纂的部门。
[9]蒯（kuǎi）光典（1857—1911）：字礼卿，号季逑，又自号金粟道人、斤竹山民，安徽合肥人，晚清著名学者、教育家、政治思想家，革新派、清流派重要人物，曾任诰授资政大夫、二品衔候补四品京堂、学部丞参上行走、京师督学局局长，著作有《说文蒙求广义》等。
[10]译文参考罗继祖：《雪堂类稿·永丰乡人行年录》，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7—38页。
[11]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65页原文为“一百一十卷”，错误，而55页为“一百一十七卷”，这里改为117卷。
[12]原文误抄为《鸣沙石室古佚书》，这里引用时将其改正。
[13]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65—66页。
[14]张澍（1776—1847）：字百瀹、寿谷、时霖等，号介侯、鸠民、介白，凉州府武威县（今武威市）人，清代著名文献学家，在姓氏学方面很有成就，著作有《姓氏五书》《姓韵》《辽金元三史姓氏录》《姓氏寻源》《姓氏考辨》《西夏姓氏录》《二酉堂丛书》等。
[15]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世界著名的法国汉学家、探险家。精通13种外语，而且博闻强记。有人评价说：“伯希和不但是法国的第一流汉学家，而且也是所有西方的中国学专家的祖师爷。”1908年他盗买了敦煌藏经洞珍贵的经卷和语言学、考古学上极有价值的6000多卷写本和一些画卷并运到巴黎。1909年，伯希和在北京向直隶总督端方和一些学者如罗振玉、王国维等出示了几本敦煌珍本，这才引起中国学界的注意。
[16]译文参考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55页。
[17]以上参考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66—69页。
[18]译文参考罗琨、张永山：《罗振玉评传》，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15年版，第71页。
[19]译文参考罗继祖：《庭闻忆略——回忆祖父罗振玉的一生》，长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1985年版，第62页。
[20]译文参考罗振玉：《罗振玉校刊群书叙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1998年版，第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