夷夏东西说为解读中国上古历史的密码

我们曾经阐述过这么一个覌点：自当年傅斯年先生提出“夷夏东西说”之后，从东西部族互动考究中华文明起源（包括政治格局的变化、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文化价値覌念的交合与互补等等），遂成为人们认知和解读中国古代历史之谜的重要途径之一。换言之，一部中国上古史，其实便是广袤的中华大地上东西两大区域及其相关势力之间长期对峙冲突，并不断同化融合的文明进程[2]。

现在，我们已习惯将先秦先后更替的历史称作“三代”：夏、商、周（分西周与东周两个阶段，东周又分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但是在先秦两汉人们的心目中，夏朝之前的虞舜时期，也属于一个相对成熟的特殊朝代，也就是说当为四代，即有虞、夏、商、周。这个情况见于众多古籍。如《司马法·天子之义》：“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行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又如，《新唐书·儒学下·啖助传》载啖助之言：“孔子伤之曰：虞、夏之道，寡怨于民；商、周之道，不胜其敝！故曰：后代虽有作者，虞帝不可及已。”凡此等等，不一而足。很显然，这四代如傅斯年先生所言，虞和殷商为一组，代表东方夷族[3]势力，而夏与周又为一组，代表西部夏族势力。

夏朝时期，东部势力受压制，但其屈服与顺从只是暂时的，一旦条件成熟，他们仍然要与西部势力进行角逐，以控制中原核心地带。这个任务在商族手中得以完成。商的先祖以鸟为图腾，“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诗经·商颂·玄鸟》），这显然与东夷有一定关系，众所周知，鸟为夷（华）部落的图腾，少昊氏的后裔郯子曾向孔子讲述过该部落联盟图腾由来与官制建设的详细情况：“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商族以“玄鸟”为图腾，亦当是属于同一性质。关于商族的发祥之地，学术界的覌点可谓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无论是辽东说，华北说，还是山东起源说，江苏北部说，都处于中原大地偏东的位置，说明商族的根据地是在东方，相传其第三世先公相土作“东都”，故经典上有“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经·商颂·长发》）的说法。商汤时“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孟子·滕文公下》），最终战胜后桀，灭亡夏朝，建立商朝，这表明东方势力再次在东西部战略角逐中占据了优势地位。

不过，风水轮流转，等到西部的“小邦周”在甲子朝奏捷牧野，一举“殪戎殷”，推翻“大邑商”之后，中华大地上东西部的政治格局又被重新改写了，西部力量又成为中原地区的主宰，东部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西部胜利者成了“国人”，以“君子”的身份君临天下，而东部的民众与族群作为失败者、被征服者，成为所谓的“野人”，不得不臣服于西部势力。恰如傅斯年先生所说“鲁之统治者是周人，而鲁之人民是殷人”，其实，这种说法，适用于东土的全部。孔子尝言：“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就隐隐约约透露了这种东西部关系更替、势力消长的信息[4]。

在这场东西部势力大角逐、大博弈过程之中，代表西部势力的周族在战略运筹方面，做得可圈可点，其中的高招之一，是设法在殷商的侧后开辟战场，让殷商王朝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顾此失彼，捉襟见肘，首尾不能相顾，远水难救近火，疲于奔命，狼狈不堪！这包括，可能暗中煽动东夷某些部族发动叛乱，让商室在平叛过程中消耗实力，大伤元气，这就是史称的“纣为黎之蒐，东夷叛之”（《左传·昭公四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左传·昭公十一年》）。由于史料缺乏，这一点我们只能做合乎逻辑的推测。更为重要的，是早早开始对东南一带的经营，换言之，周族对东南吴地的经营，可以视为其灭商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步骤之一。史称太伯、虞仲兄弟在周室权力接班问題上发扬高风亮节，主动谦让，“以让季历”，遂栉风沐雨，远奔吴地（今江苏南部），这虽然听起来很温馨很让人感动，但我们认为，这或许是后世儒学伦理道德化重构古史系统的产物，其背后眞实的动因，太伯兄弟奔吴，当是周族将势力楔入商人的后方，以实现周邦翦灭殷商的迂回包抄战略[5]。故先秦史研究泰斗徐中舒先生论断：“余疑太伯、仲雍之适吴，即周人经营南土之始，亦即太王翦商之开端。”[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