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的结盟与争霸
整个春秋时期，也即从公元前770年一直到公元前453年（关于战国起始年代各家说法不同，笔者以三家分晋为战国开端），其历史演变的主线，除了社会、经济、文化、学术思想和政治制度的急剧嬗变以外，还表现出两个主要形式：争霸战争和外交结盟，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者之间是相互结合、如影随形的。这就是，发生重大战争之前一般会有外交上的纵横捭阖，折冲樽俎，钩心斗角，尔虞我诈，如新城之会、戚地之盟、鸡泽之会等等。战争结束之后一般又会举行盛大的盟会，像葵丘之会、践土之盟、萧鱼之会等等，发表一些“凡我同盟之人，旣盟之后，言归于好”（《孟子·告子下》）这样的类似于今天“共同声明”的言辞[2]。换言之，外交结盟与争霸战争，这两者乃是一个钱币的正反两面。
春秋时期的战争为什么会与外交联系得这么密切？当然在中国后来的历史上，外交与战争也是紧密联系的，故在《孙子兵法·谋攻篇》中，“伐谋”“伐交”“伐兵”“攻城”乃处于一个系列，是并列关系。但是，必须承认，这一点在春秋时期尤为特殊，尤为突出，我认为，这是由春秋时期的战争性质所决定的。春秋战争和战国战争的最大区別就是，春秋战争的宗旨或主題是争霸，彼此之间争名分，争当“龙头老大”；而战国战争的主題则是兼并，到了后期，又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演变为“统一”。争霸战争的主要战略目标，是自己争当老大，其他诸侯国，必须唯我马首是瞻。只要你承认我的霸主地位，顺从于我，听命于我，接受我对你的驱使，那么，我也让你活下去，所谓“贰而执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左传·僖公十五年》），“叛而不讨，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怀”（《左传·文公七年》）。总之，争霸，是争名分，立秩序。而这种名分则是通过召开诸侯盟会来确定的，即所谓“执牛耳者”。
但是，兼并战争的情况则完全不同，战国时期的战争之所以残酷，就是因为转变为兼并的性质，无所谓名分，不需要再图什么虚名，当什么领头羊，而是要追求实实在在的利益，要彻底兼并对方的土地、完全吞噬对方的人口，最后通过兼并逐渐走向统一。这种战争的性质是让对方再也活不下去，这样一来，对方为了保持社稷的存在，自然要做殊死的抵抗，战争于是变得日益激烈，日益残酷，伏尸百里，血流成河，“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夺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墨子·非攻下》）。孟子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说的就是这种特点。故刘向在其《战国策书录》中强调指出：“湣然道德绝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敎，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春秋争霸战争的副产品是诸侯之间的外交结盟，因为要成功争霸，单凭一己之力往往会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的，而需要拉拢尽可能多的盟国，有效地进行战略合作，以共同对付主要的敌人。这显然是争霸的主要命題之一。通覌整个春秋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当时争霸结盟的核心內容，或者说所谓的主线，就是晋楚两个主要大国陷入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无休无止争霸，也即晋国和楚国跨越数百年的长期较量。当然，在此之前有一个先声，这个先声就是从郑庄公的“初霸”到鲁庄公的“小霸”，一直到“正而不谲”的齐桓公的“首霸”，中间还有宋襄公不自量力、东施效颦式的“图霸未成”插曲，不过，泓水一战，即把这个冐牌的“霸主”彻底打回了原形，让他徒然落个“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千古笑柄。但是，从本质上考察，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晋、楚两强争霸角逐的预演与铺垫，是晋、楚两大强权之间角逐厮杀的“前戏”而已。更加需要指出的是，这些重大活动都跟当时的外交结盟紧密联系，如公元前656年齐、楚之间的召陵之盟，齐桓公成为霸主的标志性事件葵丘大会（前651）等等。
春秋时期的结盟不纯粹是单纯的纵横捭阖、朝三暮四，而是有共同的旗帜、普世的价値理念的，这个主題就是“尊王攘夷”。所谓尊王，就是尊周天子，这是当时最大的政治正确，尽管当时的周王室已是日薄西山、风光不再，但毕竟还是形式上的“天下共主”，可见高擎“尊王”这面大旗，可以给结盟披上合法而高尚的外衣，这正如狐偃所说的“求诸侯，莫如勤王。诸侯信之，且大义也”（《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所谓攘夷，就是秉持“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圈子覌念，“內中国而外诸夏，內诸夏而外夷狄”，让中原诸侯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来共同对付与打击非华夏族，这样，就为当时的结盟活动界定了一致的战略目标。
当然，“反者道之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尊王攘夷”的政治內涵与价値取向是有一些变化的，总的趋势就是“尊王”慢慢淡出，所以孔夫子说齐桓公“正而不谲”。“正而不谲”意思就是说，齐桓公对周天子在形式和名义上的权威还有更多的尊重，能在履行道义宗旨与谋取自身利益两者之间取得相对的协调和平衡。但是，到了晋文公的时候，则是“谲而不正”了，换言之，晋文公的争霸与结盟宗旨，乃是更多地站在晋国自身的立场上，而尊重周天子则完全成了一个幌子。而所谓的“攘夷”，其对象也慢慢地由泛指而转为专指，即主要对象最终锁定在楚国的身上。当时的中原诸侯国有一个共同并且强烈的忧患意识，“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中国”指的就是中原诸侯国古典礼乐文明的传统。这样看来，晋国的争霸与结盟虽然主要是出于对自己利益的考量，但它毕竟还是一种西周以来旧的礼乐文明的维系者、旧的国际秩序的维持者，是诸侯国中的老大，所谓“周卑，晋继之”（《国语·晋语八》），就非常形象而准确地形容了晋国在这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作为“夷狄”的主要代表，楚国所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新崛起的大国，是咄咄逼人的挑战者的角色，因为它对原来周代那种具有“普适性”价値的礼乐文明是不怎么认同的，总是希望那些抱残守缺的中原诸侯能够认淸形势的发展变化，理性地承认和接受楚国全面崛起、走向历史舞台中心的客覌现实，“识时务者为俊杰”，及时改换门庭，转而向楚国靠拢。在楚国霸权的顶峰时期，也就是当楚庄王在位的时候，楚国曾“陈兵周疆”“问鼎之轻重”，这标志着当时的晋楚争霸进入了高潮时期，而围绕晋楚争霸的相关结盟活动，也随之轰轰烈烈，随着霸权迭兴而轮番上演，从而牢牢地占据了当时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