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预案制定上的几个环节
战略预案制定得是否合理，战略预案的实施是否具有把握，除了正确判断战略形势、高明把握战略时机等一般性要求外，还取决于一些具有关键性意义的环节处理或解决得好坏，它们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统一大业的前途与命运，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这些环节槪括起来说，就是制定战略预案必须立足于长远，放眼于全局，具有前瞻性；制定战略预案必须建立在最复杂的战略背景之上，致力于完成战略上的根本转折，能起到“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绝佳效果；制定战略预案必须充分考虑到军事行动的各种变数，立足于以战争手段扫除统一道路上的任何障碍，因此应该有很强的实用价値和可操作性。
首先，就前瞻性而言，是指制定战略预案时必须优先考虑到统一战争的基本前景，在此基础上预测形势，定下合理的决心，这是战略预案是否成功的先决条件。而在贯彻前瞻意识的时候，还必须具备全局覌念，能够做到以简驭繁，高屋建瓴。因为“制定战争计划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性和系统化过程，围绕着武装斗争这个中心任务，要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自然等各种因素考虑周到，并组织和利用起来，构成一个紧密联系的、强有力的战争系统。因此，战争计划所要解决的首要问題是形成全局的战略构想，尔后按照这个构想筹划各个局部”。[8]这表明战略预案制定的思维程序是自上而下的，即是从大战略到军事战略，再到具体战术，它包括作出战略判断，明确战争意图，提出战略方针，拟制作战方案，筹划战争保障等等。只有解决了战略的全局问題，才可相应地自上而下制定各种下一层的计划。可见战争指导者的首要責任是以前瞻的眼光辨析利害，关照全局，未雨绸缪，掌控主动。
就秦汉历史的范围而论，在筹划与制定统一战略预案的过程之中，水银泻地般地渗透、贯彻前瞻意识与全局覌念，并取得相当成功，为日后历史演进所基本证实的典范例子，莫过于诸葛亮在刘备“三顾茅庐”时所献的《隆中对》（亦称《草庐对》）[9]。
《隆中对》为刘备集团勾画了求生存，谋发展，取天下，致统一的系统完整的战略方案，面世以来，一直脍炙人口，被誉为文人战略家战略谋划的典范，千秋独步的战略名对。
这个统一战略预案的高明之处，在于它具有全局覌念，同时又充满长远眼光、前瞻意识。一方面，它高屋建瓴，统筹全局，提出了“跨有荆益”“两路出兵”的“三分割据纡筹策”。众所周知，谋全局的核心，首在战略目标的确定。诸葛亮以恢宏的气度和思接千古的见识，指陈时势，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分析现实形势的基础上，指出在各种集团的消长纷争中，曹操是刘备的主要敌人。所以，刘备的现实目标应该是“跨有荆益”，即利用各种矛盾，夺取天下要冲荆州和天府之国益州，作为自己的立足之地，以此为角逐天下的根本，从而实现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霸业。对现实目标的这一定位，是对天下大势的洞察，对敌我关系现状和变化趋势的把握，同时，也考虑到了战略地缘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隆中对》的根本宗旨在于最终实现国家的统一，体现了战略决策上的前瞻意识。所以，它在制定现实目标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刘备集团的长远战略目标，这就是“待天下有变”，由荆州、益州两路出兵，互相配合，密切协同，构成钳形进攻态势，兵锋北上，席卷两京，收复中原，兴复汉室。这里，它虽然未明言孙权政权的前途问題，但言下之意，待消灭了主要敌人强曹，孙权之接踵而亡自不待论矣。到那个时候，实现全国的统一，也就成了瓜熟蒂落、水到渠成的事情。
另一方面，《隆中对》所反映的大局覌念与战略前瞻意识，并不是诸葛亮本人的突发奇想、闭门造车。它的可行性，建立在诸葛亮所提出的一系列实现战略目标相应的方法手段系统完善的基础之上。换言之，它的战略前瞻不是虚幻的“画饼”，而是极有可能实现的现实，目标的长远性与方法手段的有效性是协调一致的。这些方法手段包括了：第一，利用“天下思汉”的普遍心理，凭借刘备身为“帝室之胄”的优越背景，作为政治资本，争取政治上的主动，以与曹操之“挟天子以令诸侯”做法相抗衡。第二，推行“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的方针，做好“外交”工作，为自己争取安定的战略后方和比较可靠的盟友，从而保证自身的安全，使得自己能左右逢源，创造出有利于自己发展壮大的外部环境和良机。第三，“內修政理”，整顿吏治，淸明政治，发展经济，搞好內部建设，积蓄实力，文武并用，刚柔相济。可见《隆中对》中有关战略长远目标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深思熟虑未来战略发展趋势后的独到心得，它的战略前瞻意识是鲜明合理的，因为它以政治、经济、外交努力来与实现战略目标的奋斗相配套和呼应，实际上已为战略前瞻意识的明确化和可操作化提供了必要的条件。
显而易见，《隆中对》是诸葛亮在形势最低迷之时慧眼识先机，为刘备集团所制定的完整统一战略预案。它见微知著，占隐察机以及战略上由弱转强的思想筹划，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境界。《隆中对》实施之初，就使刘备取得了赤壁大战的胜利，并使刘备迅速起弊振衰，据有荆州大部，继而进一步拓展西川，攻取汉中，终于开国蜀汉，达于三国鼎立。尽管军事活动的动态性与不可捉摸性等因素干扰了《隆中对》战略计划的下一步发展，所谓“天下有变”，变来变去，变得对刘备集团日益不利，终于使诸葛亮更为宏远的战略前瞻渐渐成为“明日黃花”，与占据中原、兴复汉室的目标渐行渐远，但它毕竟是卓绝的以全局覌念突出、前瞻意识鲜明为特征的统一战略预案。正如前人所评价的那样，它是“孔明创蜀，决沉机二三策，遽成鼎峙，英雄之大略，将帅之弘规也”[10]。
其次，就及时性而言，是指制定战略预案之时必须充分关注到统一战争的具体进程，在此基础上把握关节点，适时完成具有战略意义的根本性转折，使统一大业进入阶段性乃至超越性发展的轨道。这是统一战略预案是否成功的突出标志。在历史上，秦国统一六国的战略运用，就鲜明地体现了战争决策者在制定战略预案过程中注意时效性，把握转折点，最大限度创造有利战略态势的基本特色。换言之，秦国决策者的每一次战略预案的制定，都与统一战争的进程密切联系，若合符契，都是在总目标不变前提下所提出的阶段性运作纲领。
秦统一六国，完成于秦王嬴政在位阶段。但是，秦始皇能够“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11]，却非一朝一夕之功，而是秦国多代君臣长期奋斗的结果，秦始皇不过是为这一伟大事业画上最后一个句号的历史终结者，所谓“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內”[12]，指的就是这层意思。这意味着，秦国能在战国七雄的角逐中脱颖而出，笑到最后，是一个漫长曲折的历史过程，这中间曾有几个具有特殊意义的转折点，而它们又恰恰都被秦国战略决策者所捕捉到了，都提出了相应的战略对策，从而确保秦国的统一大业不断由一个阶段跨越到新的阶段，循序渐进，终于大成。
秦国致力于天下一统第一阶段的战略预案，是商鞅提出的《商君策》。它的核心是从地缘战略的高度指出魏国为秦国的“腹心之疾”。提出秦国要挥师东进，争夺天下，就必须先行扫除魏国这一障碍，“非魏并秦，秦即并魏”。因为魏国雄踞中原核心地带，“独擅山东之利”，堵住了秦国东向发展的道路，对于秦国来说，除了以魏为主要对象，从其手中夺得中央核心地带之外，別无其他的选择。而一旦做到了这一点，则“秦据河山之固”，便可“东乡（向）以制诸侯”（《史记·商君列传》），在统一事业中占据十分有利的战略态势。
至于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条件，商鞅也作出了周密的论证。他指出，其一，秦国经数年变法，已见成效，这时应继续实行富国强兵的国策，造就实现“东乡（向）以制诸侯”这一旣定军事战略目标的坚强实力和后盾。其二，以外交配合军事斗争，谋求“诸侯畔之（魏）”的局面出现。商鞅认为，要对付战国初期头号强国魏国，仅仅依靠秦国自己的力量还不行，“以一秦而敌大魏，恐不如”，必须借助別国，最好是借力打人，坐收渔利。其三，充分利用自身有利的战略地理条件，尽快占据山河之险，“据河山之固”，为东出中原，角逐天下，完成统一，创造必要的机会。
历史恰恰为秦国提供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契机。一是当时魏国的西进势头在受到秦国的顽强抵制后暂缓下来，自设置西河郡之后再无大的动作，并一度因秦的反击和东、南两个战略方向的威胁上升而迁都于大梁（今河南开封），減轻了对秦国的压力。二是东方的战略形势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迅速崛起的齐国成了魏国最强劲的竞争对手，魏国的霸权受到齐国的有力挑战。魏、齐两强利益的碰撞使得双方面临着矛盾的激化，战争已不可避免。其三，魏国与传统盟友韩、赵二国的控制与反控制正在愈演愈烈，三晋一体的局面已濒于崩溃。凡此种种，都使得魏国无暇西顾，于是便为秦国的东进提供了良机。
秦孝公采纳了商鞅这个战略方案，坚决抓住魏国“大破于齐，诸侯畔之”，即马陵之战后魏国独霸中原战略格局被打破的大好时机，开始了秦国大举东进的军事行动。马陵之战的当年，商鞅便率军攻魏，次年（前341），秦又与齐、赵会盟，共同伐魏，多次大败魏军。此后，秦对魏的战略进攻有增无減，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秦将公孙衍率军大败魏师于雕阴（今陕西甘泉南），俘虏魏将龙贾，歼敌四万五千人，魏国被迫将河西之地献给秦国。次年，秦出兵助魏国击楚，战后魏国为了酬劳秦国的助战，又不得不将河西西北的上郡十五个县全部献给秦国。秦国几代国君的夙愿至此终于如愿以偿，秦国由此完全控制了西河（今陕西与山西交界处黃河南段）天险，从而能据崤、函之利，大河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获得了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主动。事实上百年后“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恢宏历史场景的上演，正是《商君策》合乎逻辑的圆满句号。
如果说，《商君策》是秦统一六国起步阶段切实可行的战略指导方案，那么范雎向秦昭王进献的《客卿对》[13]，则可以视为秦统一六国关键阶段用以指导统一大业实践的战略预案，是秦国在拥有强大战略优势地位背景下，恰到好处地发挥这种优势，使统一进程得以更健康更顺利发展的基本保证。
如果从公元前476年算起，至魏国人范雎入秦时，战国的群雄争战已经持续了二百来年。秦国的大国地位更加巩固，这是因为多极之间的互相攻伐，合纵连横，分化整合，使得关东六国或早已辉煌不再，或日暮途穷。如齐国在遭受乐毅统率的五国伐齐之役的重创后一蹶不振，丧失了角逐关东称雄天下的实力。楚国则因楚怀王误信张仪之言，“绝齐”而自陷孤立，加之屡受秦国的军事打击，国势日衰。韩、魏两国地处中原四战之地，兵连祸结，尤其是伊阙一战，痛遭秦军打击，阵亡将士多达二十四万之众，实力丧失殆尽，国势风雨飘摇，自保尚且不暇，更遑论抵挡秦国虎狼之师，其最终灭亡，只是时间问題而已。而秦国自商鞅变法，夺取西河形胜之地后，一直根据天下形势和各国关系的变化，以外交配合军事，交替实施东进和南下的军事行动，并夺取了巴、蜀，另辟战略前进孔道，已是一枝独秀，雄视天下。由秦国担当统一全国，结束割据的历史重任的形势正日趋明朗。
秦国要实现其统一天下的旣定目标，主要有两个战略方向。一是东进，出崤、函进攻三晋，直取中原，控制战略要地，切断诸侯间的联系，进而兼并六国。一是南下攻楚，解除侧后隐患，尔后迂回中原，统一天下。为此，秦国在攻伐韩、魏、赵进展不大的情况下，调整战略方向，派司马错大举攻楚，得手之后，又派遣白起率秦军攻下楚都郢城，迫使楚迁都于陈（今河南淮阳）。至此，秦国的势力延伸到长江中游、汉水流域，统一的态势更为有利。
秦昭王时期的这些成果是在其舅父魏冉的主持下取得的。魏冉是秦昭王之母宣太后的弟弟，也是秦昭王得以继位的靠山，他先后五次任秦相，主持朝政达二十五年之久。但魏冉并无一统天下的长远目标，仅将对外用兵作为巩固自己政治地位的手段。由此可见，一方面秦统一天下的时机正趋于成熟，另一方面由于权相个人意志的干扰，而不能使有利的战略条件在统一大业实现上发挥应有的作用，这个矛盾使秦统一天下的征程此时已面临得失成败的十字路口。而范雎在《客卿对》中构筑的统一方略的提出，则解决了这个复杂的矛盾，在统一大业往何处去的关键时刻，指点了正确的前进方向，确保这一事业不致中途而废。
《客卿对》是一个系统严密的统一大业中期战略预案，它的核心內容是远交而近攻。在该方案中，范雎向秦昭王指出，秦国据地利之便，国富兵强，已拥有了统一天下的战略优势：“大王之国，四塞以为固……奋击百万，战车千乘，利则出攻，不利则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于私斗而勇于公战，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车骑之众，以治诸侯，譬若施韩卢而搏蹇兔也，霸王之业可致也。”（《史记·范雎蔡泽列传》）然而，实际情况却不是这样，秦国“至今闭关十五年，不敢窥兵于山东”，这实在是令人不能接受的事实。而秦之所以迟迟不能成就一统天下的大业，其根本原因在于“群臣莫当其位”，即执掌实权的穰侯魏冉不是忠心耿耿地为秦国谋取长远利益，而只是关心个人的得失，他所制定的攻伐政策，如越过韩、魏攻打齐国，就完全不符合秦国统一天下这最为重要的战略利益。另外“大王之计有所失也”，秦昭王本人也没有对统一大业作通盘考虑，并制定出合适的战略预案。
现在范雎把自己的战略构想向秦昭王和盘托出了，指明秦统一天下的唯一正确道路，乃是“远交而近攻”。理由是当时天下形势已越来越有利于秦国兼并关东六国，可以说是到了收功之时，所以战略方案必须切实可行，“得寸则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释此而远攻，不亦谬乎！”范雎强调，这一战略有其可行性。其一，与秦相邻的韩、赵、魏三国地处天下中枢，“今夫韩、魏，中国之处而天下之枢也，王其欲霸，必亲中国以为天下枢，以威楚、赵。楚强则附赵，赵强则附楚，楚、赵皆附，齐必惧矣。齐惧，必卑辞重币以事秦。齐附而韩、魏因可虏也”。所以兼并韩、魏是日后统一天下的关键，其他问題可因之迎刃而解。针对秦昭王暂时不忍舍弃秦韩联盟的顾虑，范雎认为：“秦韩之地形，相错如绣。秦之有韩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无变则已，天下有变，其为秦患者孰大于韩乎？王不如收韩。”即联盟靠的是同利而合，利尽而分，秦与韩的地缘关系，使双方的冲突不可避免。其二，远交近攻要以夺得土地和人口为主，“毋独攻其地，而攻其人”。即夺取土地与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并举。而近攻韩、魏，正是秦国旣夺占其地又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唯一正确途径。
克劳塞维茨说过，通过战斗和会战消灭敌军，是达成战略目标的眞正重心。在范雎拟定的这份战略预案中，他不仅提出了“远交近攻”的会战目标，也提出了达成这一战略目标的具体方法步骤。即首先要利用外交与军事威慑，迫使地处中央地带的韩、魏与秦结好，控制这两国，然后威逼楚、赵，使楚、赵屈服，进而威慑距离最远的齐国。齐国依附之后，再放手兼并韩、魏两国国土。而韩、魏两国相较，则应先取韩国，“王卑词重币以事之；不可，则割地而赂之；不可，因举兵而伐之”。在此基础上，再次第攻取其他各国，最终完成统一大业。
秦昭王对范雎这一统一战略预案至为推崇，明确表示“寡人敬闻命矣”，彻底修正了魏冉等人的战略方案，并拜范雎为客卿，主持军事谋划和兼并事宜，而且很快将范雎的战略谋划付诸实施，“卒听范雎谋，使五大夫绾伐魏，拔怀（今河南武陟）。后二岁，拔邢丘（今河南温县）”。（以上见《史记·范雎蔡泽列传》）
被恩格斯称为“全世界公认的军事权威人士”的瑞士军事理论家若来尼（亦译作约米尼）曾说过，战略是在地图上进行战争的艺术，是研究整个战争的艺术。战略之核心在于抓住全部战争的锁钥，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一翼或者一点，进行中央突破。范雎远交近攻的战略方案，作为对秦国“连横”战略的具体化和系统化，正符合这一战争艺术原理。首先，它从地缘关系思考战略问題，因为列强的争夺和实力的增强，在当时无非是土地。所以地缘问題对于军事、外交意义重大。远交近攻即对远方之国实行暂时的联合，以至少争取其中立，然后腾出手来对邻近之国实施军事打击，蚕食土地，增强实力，“得寸则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不断扩大自己的疆域。其次，范雎的这一战略预案有其系统性，考虑到了每一战略步骤及实现之具体方法，其原则是先弱后强，由近及远，先据有中原枢纽，再向四周扩展，稳步完成统一。第三，远交近攻照应了军事与外交的综合运用，强大的军事实力是外交慑服之坚强后盾，而高明的外交又是军事行动的准备、先导以及补充，对于最大限度发挥军事力量的效果具有重大意义。所以，远交近攻战略方案是一个高度成熟的统一天下的军事外交战略，它在秦统一天下斗争的关键时刻起到巩固已有成果，开拓新的局面的重大作用，为秦国最后一扫六合，完成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统一事业指明了方向，作出了规划，其意义与价値之巨大，乃是不言而喻的。
至于秦王赢政提出的“灭诸侯，成帝业”战略预案，则是秦统一六国历史进程进入最后阶段时的收官之作，是一切就绪后为统一大业画上的一个圆满句号。公元前261年，秦军主力在白起的统率下，在长平地区（今属山西上党一带）同当时山东六国中唯一可以同秦国相抗衡的赵国军队进行战略决战，一举尽歼赵军主力四十五万之众，从而彻底淸除了自己东进吞并六国，完成统一的最后障碍。
换言之，秦在长平之战中的大获全胜，标志着自己统一道路上的畅通无阻，整个统一大业已到了水到渠成的阶段，在这样的形势下，秦王赢政把握历史的机遇，于秦王政十年（前237），采纳李斯、尉缭、顿弱等人的建议，最终下决心“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史记·李斯列传》）。这标志着秦国的统一战略又一次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即从“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扮演中脱身出来，放弃传统意义上的重创蚕食战略，而开始大张旗鼓执行兼并六国，统一中原的战略。同时更具体地制定了各个击破的作战指导方针，在此基础上又解决了确定重点打击对象的问題，把攻打赵国作为各个击破的突破口。战争的进程表明，秦国这一战争预案是完全正确的，它使秦国避免了陷入多线作战的被动局面，得以迅速各个击破关东六国，最终顺利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宏伟事业。由此可见，秦统一大业最后阶段的顺利推进，同样离不开正确的战略预案的指导，换言之，战略指导原则得到及时的转变，是秦统一大业不可阻挡的原因所在。
再次，就操作性而言，是指制定战略预案之时必须充分关注到统一战争的技术处理细节问題，不仅要有宏覌的总体把握，更需要有技术层面上的驾驭控制，总之，战略预案要切合实际，致力于服务运用贯彻的客覌需要，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从而确保国家统一大业的理想能够以有条不紊、井然有序的方式一步步走向最终的实现。这是统一战略预案是否成功的衡量尺度。
通过战争活动以实现国家的统一乃是统一大略决策者唯一的选择。众所周知，战争的具体运作更多的是技术层面的內容，作为实践过程，它不尚空谈，完全以利害关系为依据，强调操作的合理化、细致化，注重主覌指导在驾驭战争机器时的功能与作用，这正如毛泽东所言：“军事家不能超过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外企图战争的胜利，然而军事家可以而且必须在物质条件许可的范围內争取战争的胜利。军事家活动的舞台建筑在客覌物质条件的上面，然而军事家凭着这个舞台，却可以导演出许多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活剧来。”[14]战争旣然具有这样的性质，主覌指导在战争中旣然具有这样的作用与意义，那么统一大略决策者在制定战略预案的时候，就自然而然要注重方案的细节化、程式化，使之具有最大程度上的可操作性，强调“定谋贵决，机巧贵速，机事贵密，进退贵审，兵权贵一”[15]，从而眞正做到“凡军心之趋向，理势之安危，战守之机宜，事局之究竟，算无遗漏，所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也”[16]。
历史上这样的史实是不胜枚举的。如西晋灭吴统一全国的战略预案，就是建立在认眞筹划、正确部署的基础之上的，有相当程度上的可操作性，实用价値至为显著，眞可谓“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晋书·羊祜传》）。它的基本內容是根据羊祜所上的《平吴疏》中的建议确定的。羊祜作为晋灭吴统一全国的第一号功臣，[17]在其《平吴疏》中为晋军拟定了具体的作战部署，阐述了正确的用兵方略，为晋武帝发动平吴统一战争，提供了一份可供具体操作的军事进攻战略方案。在方案中，羊祜为了确保灭吴之役达于预期效果，根据晋、吴双方的战略态势，提出应多路进兵，水陆俱下，即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发起进攻，即所谓“引梁、益之兵水陆俱下，荆楚之众进临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扬、靑、兖并向秣陵”。羊祜认为这个极具操作性的战略预案是一定能够应对复杂的战略态势、艰巨的战略任务的。因为这样一来，吴军自然是“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势必首尾不能相顾，其彻底失败的命运将注定不可避免：“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晋书·羊祜传》）如此，则“军不逾时，克可必矣”，必将结束东汉末年以来分裂割据的局面，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
很显然，《平吴疏》的确是高明的统一战争的战略预案，它的显著特征，是符合实际，可操作性强，充分体现了羊祜作为杰出战略家求眞务实的处事原则与态度。晋武帝司马炎正是按照这份讲求实用、可供操作的军事战略预案，进行全面的军事部署，并于准备充分、条件成熟之际，分派六路大军，大举伐吴，一举成就了混同南北、统一国家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