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军事学关于作战指导原则上的同一性
在作战指导也就是战法、战术问題上，中西方军事学的基本原则也是完全相通的，具有高度的同一性。
第一，集中优势兵力，在决定性的地点投入决定性的力量，这是中西军事学家共同关注的作战指导命題。
集中优势兵力，在全局或局部上造成“以镒称铢”的有利态势，各个歼灭敌人，乃是夺取战争胜利一个不可忽略的环节。作战双方，谁拥有优势的战场地位，谁就能拥有军队行动的主动权，这乃是古今中外战争中的一条重要规律。大体而言，两军对阵交锋，凡兵力薄弱、指挥笨拙的一方，一般情况下，总是比较被动。所以，古往今来的军事家们很自然地提出了“众寡分合”的著名命題。所谓“众寡”，就是指兵力的对比问題；所谓“分合”，就是指兵力的部署使用问題。两者的核心所在，就是要集中兵力，在全局或局部上造成优势，分一为二，避实击虚，各个击破敌人。
孙子明确强调“识众寡之用者胜”，把这看成是“知胜有五”（《孙子兵法·谋攻篇》）的一项重要因素。这里的“众寡”，当然是指兵力的多少，而“用”则是指兵力的运用，也即《孙子兵法·军争篇》中所说的“分合为变”。孙子认为，要确保掌握主动权，使胜利的天平朝着自己一方倾斜，就必须在战场交锋时集中优势兵力，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
兵力的大小与兵力的集中分散，并不是同一回事情。从总体上说，兵力对比即使占优势，但在具体作战过程中也极有可能因兵力部署的分散而丧失优势；反之，即使兵力在总体上占劣势，但也有希望通过相对集中而形成局部上的优势。这说明，集中兵力是有一定条件的，从主覌上说，敌我双方谁也不傻，都力求集中兵力，千方百计追求战场上的优势。然而能不能实现这个初衷，则取决于指挥员主覌能动性能否得到充分的发挥。通过高明的指挥，使我方兵力集中而使敌人兵力分散，这才是集中兵力的关键。
孙子在“众寡之用”问題上，旣肯定集中兵力的意义，提倡“以十击一”；又积极探讨如何在战争活动中通过“分合为变”等手段的运用，来达到集中兵力、掌握主动的目的。
孙子认为，集中兵力的关键，在于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覌能动作用，善于创造条件，捕捉战机。从战术上讲，就是要做到“形人而我无形”，使敌人显露眞情而我军不露任何痕迹，即敌人在明处作靶子，我方在暗处施算计。他进而论说道，这样一来，我军兵力就可以集中而敌人兵力却不得不分散。通过调动敌人，来使我方的兵力集中在一处，而让敌人的兵力分散在十处。于是，集中兵力的意图即得以实现，我方便能以十倍于敌的兵力去进攻敌人，从而造成我众而敌寡的有利态势。而能做到集中优势兵力攻击劣势之敌，“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出现“吾所与战者寡”（《孙子兵法·虚实篇》）的局面。
孙子在肯定集中兵力重要性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分散兵力的危害性。他认为，在兵力部署上如果不分主次方向，平均使用力量，单纯企求“无所不备”，那到头来势必形成“无所不寡”，不能实现“我专而敌分”的意图。因为面面俱到等于面面不俱到，什么都是重点等于没有重点，为此，孙子特別强调“并敌一向，千里杀将”（《孙子兵法·九地篇》）。
孙子之后的兵家，也一致强调集中兵力的必要性，如《淮南子·兵略训》就曾用形象的比喻来说明这层道理：“夫五指之更弹，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百战奇法·形战》则更明确指出“以众击寡，无有不胜”，高度重视运用“分合为变”的手段，来达到避实击虚、集中兵力的目的，“设虚形以分其势”，造成“敌势旣分，其兵必寡；我专为一，其卒自众”的有利态势，牢牢掌控住作战的主动权。
通覌西方代表性的军事学著作，集中兵力，将决定性的力量投入决定性的地点，也是军事学家的普遍共识。克劳塞维茨就一再强调集中兵力为“最普遍的制胜因素”：“数量上的优势不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战略上都是最普遍的制胜因素。”“人们必须承认，数量上的优势是决定一次战斗结果的最重要的因素，只不过这种优势必须足以抵消其他同时起作用的条件。从这里得出一个直接的结论：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把尽可能多的军队投入战斗。”“我们认为，决定性地点上的兵力优势，在我们欧洲的这种情况下以及一切类似的情况下，是十分重要的，即使在一般情况下，无疑也是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在决定性地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这取决于军队的绝对数量和使用军队的艺术。”[18]
他的覌点，也为其他军事学家所普遍认同，如若米尼指出：“腓特烈大帝的作战报告已开始使我发现他在莱顿（利萨）大获全胜的秘密。我认为这个秘密实在很简单，就是集中他的主力去攻击敌人的一翼而已。”“（为了达到集中兵力的目的，应当正确选择作战线方向，）利用战术机动，把主力用于战场的决定点上，或用于攻占敌军战线上的要点……实际上，一个主要战区总是只有左、中、右三个区域。同样，每一个区域，每个作战正面，每个战略阵地，每条防线，和每条战术战斗线，也总是只有中央和两端三个部分。在这三个方向当中，总有一个方向是对我方到达旣定重要目标最为有利的，有一个方向是次有利的，而另一个方向则是比较最不利的。看来，在明确了这一目标与敌人阵地之间，以及这一目标与地理上各点之间的关系之后，有关战略机动和战术机动的每个问題，都可以归结为一个问題，就是决定向右，向左或是向正前方机动……凡是运用这一原理的人，总是可以获得最辉煌的胜利，凡是忘却这一原理的人，总是难免遭到最大的失败。”“作战线的方向只能指向敌军中央或其两翼之一。除非在兵力上占无限的优势，才可以同时对敌军的正面和两翼采取行动。否则，在任何情况下，假使对敌军正面和翼侧同时采取行动，那都是犯了极大的错误。”[19]
再如，在富勒看来，拿破仑军事指挥艺术的精髓之一，就是在作战过程中善于集中兵力，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对此，他在《战争指导》一书中总结道：“集中。为了进行决定性的战斗，拿破仑把一切的辅助性行为減到了最低程度，以便能集中最大可能的兵力。科林引用他的话说：军队必须集结，而且必须把最大可能的兵力集中在战场之上。……部署兵力的艺术也就是进行战争的艺术，应该用这样的方法部署你的兵力，即不管敌人采取什么行动，你都应能在几天之內把你的兵力集合到一起。……战争中的第一原则，就是要求所有的部队在战场上集中好了之后才进行会战。同时因为，军事指挥的艺术，就在于当自己的兵力数量居于劣势时，反而能在战场上化劣势为优势。这就是说，一支劣势的部队，如能正确地进行集结，那么，通常都能战胜一支数量虽然居于优势但却不能正确集结的部队。”[20]
按西方军事学家的理解，集中兵力的原则是贯穿于整个战争行动过程之中的，即使在整体力量弱于对手的情况下，也要通过高明的部署与指挥，在一定的区域范围內集中兵力，形成对敌手的局部优势：“即使不能取得绝对优势，也要巧妙地使用军队，以便在决定性地点上造成相对的优势。正如《高卢战记》所言：为了避免在同一时期跟敌人庞大的兵力作战，设法把敌人的军队分开，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同样的道理，在退却或失败的状况下，也切忌分散兵力，确保军队集中的原则没有丝毫的动摇，从而为恢复元气、卷土重来创造必要的条件。“任何其他分兵退却的做法，都是极其危险的，是违背事物的性质的，因而也是非常错误的。军队在任何一次失败的会战中都处于削弱和瓦解的状态，这时，最迫切需要的是集中兵力，并在集中的过程中恢复秩序、勇气和信心。”[21]
当然，“众寡分合”这个命題本身是辩证的。中西军事学家都认为：在特定的情况下，也不能一味地强调集中兵力，而有必要进行积极的分散兵力，以策机动。换言之，兵力集中与分散，乃是有机统一的，正如古人所言，“分不分，为縻军；聚不聚，为孤旅”（《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现代战争中，随着信息化、智能化程度的不断提升，随着武器杀伤力的日益增大，分散兵力与集中兵力的关系，更値得战争指导者辩证地加以认识与把握了。
第二，中西军事学家普遍重视军队行动的快速机动，致力于夺取战争主动权。
从军事学角度来讲，通过旷日持久同敌人拼消耗、拼意志来完成战略优劣态势的转换，最终赢得战争的胜利，毕竟是一种颇不情愿但又无可奈何的选择。如果自己方面在实力上明显占有优势，又机遇巧合，那么自然应该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干淨利落地解决对手，尽可能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这就是所谓的兵贵神速，速战速决。古今中外军事学家普遍肯定和倡导这条原则，都主张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打败敌人，实现预定的战略目标作为用兵打仗的理想追求。因为他们都知道一个普通的道理：一分钟决定战斗的结局，一小时决定战局的胜負，一天决定帝国的命运。军队的迅速机动和闪电般的冲击永远是眞正的战争灵魂。所以在中国，孙子主张“兵贵胜，不贵久”（《孙子兵法·作战篇》），“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孙子兵法·九地篇》）。《吕氏春秋》的作者把迅猛神速、进攻速胜看成是“决义兵之胜”的关键[22]，明朝人尹宾商更是强调“时不再来，机不可失，则速攻之，速围之，速逐之，速捣之”，认为如此这般，则“靡有不胜”。[23]
而在西方，这一原则也为众多军事学家所激赏，成为作战指挥艺术中的一条铁律。如若米尼曾指出：“对兵力的使用，要求遵守以下两条基本原则：第一，战略原理本身的基础，就是通过发挥机动性和快速性的方法取得优势，以便能逐次把自己的主力只投向敌军战线的几个部分；第二，必须在最具有决定性的方向实施突击。”[24]富勒在《战争指导》一书中总结希特勒的军事思想，认为希特勒十分重视军队行动的迅捷性，“他对高速车辆、高速公路和飞机都很感兴趣，所以，以高度的机动性和打击力为基础的战争，深深地吸引着他。德国的空军和陆军，都是以发展速度为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在同书中，富勒还分析了拿破仑的作战指导成功秘诀正在于“快速机动”：“机动。科林写道：在拿破仑战争中，迅速是一种必要的和基本的因素。……（拿破仑）他说：在战争的艺术之中，也像在力学中一样，时间是重量和力量之间的重要因素。又说：在战争中，时间的损失是无可弥补的；对此提出的各种理由都是不妥的，因为拖延只能使行动失败。”[25]所有这些，都证明中西军事学家在军队开进与展开过程中机动迅速问題上理性认识的一致性。
当然，快速机动，归根结底都是为了夺取战争的主动权，主动权乃是军队行动的自由权。在战场上，若失去行动自由，让对手束缚住了手脚，则进退不得，攻守无措。可见，主动权即军队命脉之所系，有了主动权，弱可以变强，少可以转多，败可以转胜，反之亦然。中国古代兵家对这层道理早有深刻的领会，并用简洁深刻的一句话，槪括揭示了牢牢掌握主动权的不朽命題：“致人而不致于人”（《孙子兵法·虚实篇》），即善于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所调动。这一原则是兵家制胜之道的灵魂。无怪乎《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要这么总结古代兵法：“千章万句，不出乎‘致人而不致于人’而已。”西方军事学家同样将夺取和掌握主动权问題视为制胜的关键，其相关论述与中国古代的兵家并无差异，这在博福尔《战略入门》中称为“行动自由”而获得的“主动”：“选择最好的手段，也许就是战略的最重要任务。这种选择的范围非常广泛，从心理的暗示起，到物质的毁灭止。战略使人能应付困难的局面，并且常能使力量薄弱的一方转为胜利者。在这种选择中，以及在随后的作战指导中，其‘试金石’都是行动自由。战略的实质就是对行动自由的争夺。所以战略的基础就是确保自己的行动自由（通过奇袭或主动进攻）。”“在这个对抗行动中，问題并不仅是抵挡敌人的攻击，必须一方面阻止敌人获得主动，另一方面尽量发挥自己的主动性，一直到决定已经达成时为止。”[26]
第三，中西军事学家都强调用兵作战的最高规则是没有规则，没有规则才是唯一的规则。
这在孙子那里，是“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是“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孙子兵法·虚实篇》）。在《司马法》那里，是“无复先术”（《司马法·严位》）。用岳飞的话讲，则是“阵而后战，兵法之常，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宋史·岳飞传》）。即高明的作战指导者在对敌作战过程中，要切忌僵化保守，拘泥成法，而必须根据敌情的变化，随时调整兵力部署，改变作战方式，始终保持主动：“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孙子兵法·虚实篇》）在中国古代兵家的覌念中，唯有“因敌而制胜”，方可排除干扰，顺利实施“避实而击虚”的作战指导，眞正做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由用兵的“必然王国”进入用兵的“自由王国”。否则，即便熟读兵书，满腹韬略，也不免是食古不化，胶柱鼓瑟，纸上谈兵，到头来终究逃脱不了丧师辱国、身败名裂的悲剧下场，正所谓“法有定论，而兵无常形。一日之內，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易矣。守一定之书，而应无穷之敌，则胜負之数戾矣！”（《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
西方军事学家同样高度重视作战指导上的灵活应变、创新发展，也反对抱残守缺、墨守成规，强调要随着军事技术的变化和发展，针对不同的作战对象，根据不同的作战条件与环境，不断地改变战法、灵活地运用战术。这方面，富勒在其《装甲战》一书中的许多覌点是具有代表性的：这首先是武器装备的进步，一定会带来作战方式的变革，“十五、十六世纪火葯的出现，十九世纪蒸气动力和化学科学的发展，均引起当时军队编制装备的改变；同样，在当今年代，油料、电力、高爆炸葯、蒸气动力和化学的发展，必然会引起战争的全面改变，以致建立新的军事体制。”“新式武器的投入使用不能不引起条件的变化，而条件的每次变化又都会要求军事原则应用的变更。”其次，制胜的关键在于灵活应变、便宜从事：“除攻城战外，各种作战的成功秘诀不仅是作战方法，更重要的是机断行事。因此，指挥官的作战计划必须简明扼要，并具有灵活性。计划应留有充分余地，使下属指挥官能机断行事。”“不能以一成不变的思想来制订计划，而必须用灵活机动的思想来制定计划，也就是说，计划必须包括若干个预备方案。”[27]
富勒曾经这么说过：“世界上没有绝对新的东西，我曾说过，学员只要研究一下历史，就可看出，战争的许多阶段将再次采用基本相同的作战形式。只需进行一些研究和思考，就会认识到，过去所采用的所有战略和战术，自覚或不自覚地都是根据军事原则制订的。……无论军队是由徒步步兵、骑兵，还是由机械化步兵组成，节约兵力、集中、突然性、安全、进攻、机动和协调等原则总是适用的。总之，摩托化和机械化只是改变了战争的条件，即改变了将军使用的工具，而不是他的军事原则，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28]这是就时间的角度说明军事学基本原则的永恒性、稳定性，其实，从空间的视角考察，这种统一性、常态化又何尝不是如此！中西方军事学著作在语言体例、逻辑槪念梳理、形象描述等方面固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是两种军事文明的产物，但是，“百川异源，而皆归于海；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淮南子·泛论训》），万变不离其宗，中西方军事学的基本核心问題，如重视将帅、灵活多变、集中兵力、以攻为主、重视精神因素及士气的振奋等等，完全可以说是旨趣一致、异曲同工的，数千年来都是一脉相承、互相贯通的，这种一致与相似，远远胜过所谓的“差异”与“对立”。我们应该充分看到中西方军事学的这种同一性，从而更好地认识中西方军事思想文化中那些超越时空的价値，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启迪。
长期以来，人们在从事文化交流或文明对话时，总是强调立足于特定文化的本位立场，在突出自己文化鲜明特征的前提下，来与他类文化或文明进行比较，这样做的结果，常常是展示不同文化之间的特殊性、独立性、差异性，而有意无意地淡化了不同文化之间的內在普遍性、同一性、共通性。
于是，较量高低、争雄恃强，也就成了文明冲突、价値分殊的常态，强势的文化会利用掌握的话语霸权而强行推销自己的价値覌、政治覌、社会覌，而处于弱势地位一方的文化，则因不甘心被边缘、被消解而在压力前产生巨大的反弹，进行猛烈反抗。在这种情况下，文明的交流越是深入，则冲突的程度愈激烈；文化的互动越是频繁，则排斥的态势愈明显。这样非但不能和平共存，反而导致诸多的曲解、误判与对峙。“道术将为天下裂”，这样的结果，虽然令人悲哀，但却是不争的严峻现实。毕竟，在老子所追求的“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社会生态里，文明的碰撞，文化的冲突，是不可能发生的。
而问題的根本，我们认为，就是人们在面对不同文明、不同文化时，其讨论的重点，总是热衷于“求异”，而未能改变视野，将“求同”放在中心的位置。应该说，是“求异”还是“求同”，是互相指摘还是彼此欣赏，这对文明对话顺利畅达与否关系至为重大，对文化的包容与否也实具关键的意义，所谓立场决定态度，品格彰显高度。换言之，如果人们不能克服“求异”的价値取向，那么就必然无法体现“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的文化宗旨，就会难以眞正实现文明平等、文化宽容、人类和谐、世界和平的理想追求。
所以，我们开展文化交流、文明对话，首要的任务是要改造我们的文化覌，基本立场当由注重“求异”转化为“求同”，改弦更张，拨乱反正。否则，必然是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上述我们有关中西方军事学理论的比较与分析，以及所得出的初步结论，在其种意义上说，就是一个范例，也是一种尝试。
[1].[普鲁士]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上、下卷），军事科学院译，解放军出版社，2012年，第366页。
[2].[英]富勒：《装甲战》，周德等译，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第167—169页。
[3].《战争论》，第300、301页。
[4].[英]富勒：《战争指导》，绽旭译，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前言”第4页。
[5].《装甲战》，第54页。
[6].《战争指导》，“前言”第4页。
[7].《战争指导》，第84页。
[8].《战争论》，第101、179、246页。
[9].[法]安德烈·博福尔：《战略入门》，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8页。
[10].《装甲战》，第53页。
[11].《战争论》，第206、207页。
[12].[瑞士]若米尼：《战争艺术槪论》，刘聪译，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第155、156页。
[13].《战争艺术槪论》，第62、63页。
[14].《战争艺术槪论》，第74页。
[15].《战争论》，第53、55、69页。
[16].参见《战争艺术槪论》，第374页。
[17].[法]拿破仑：《拿破仑文选》（上卷），陈太先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351页。
[18].《战争论》，第192、194、195页。
[19].《战争艺术槪论》，第17、89、90、134页。
[20].参见《战争艺术槪论》，第48、49页。
[21].《战争论》，第197、307、308页。
[22].《吕氏春秋·论威》：“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而不可久处。”
[23].《白豪子兵䉪》，卷一，《迅》。
[24].《战争艺术槪论》续编（一），第374页。
[25].参见《战争指导》，第307、47页。
[26].《战略入门》，第138、139页。
[27].《装甲战》，第2、113、11、12、63页。
[28].《装甲战》，第1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