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略”之学：从图书分类看先秦“尚武”之风
先秦时期的“尚武”精神之充沛激昂，我认为还可以通过对《汉书·艺文志》图书分类与学科界定的考察而有所认知。
在今天，人们呼吁重归传统、倡导弘扬国学，这当然値得赞许，应该肯定。然而，当激情渐渐消退，理性终占上风之时，我们是否该扪心自问：我们究竟要回归哪个传统，我们到底是弘扬哪种国学？是回到明淸？还是唐宋？抑或秦汉？甚至先秦？是依据《隋书·经籍志》所最终确定的经史子集的四部之学，还是复振《汉书·艺文志》所系统构建的六艺、诸子、诗赋等六略之学？是回归以经典传承为中心的诗、书、礼、乐、易、春秋的“六艺”呢，还是回归以全面培养为宗旨的礼、乐、书、数、射、御的“六艺”？
要对这些问題做出比较科学的回答，就需要我们回归经典，回归学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发隐烛微，提玄钩要。而重点关注与深入研究《汉书·艺文志》，毫无疑义，就是实现这个目标的必有之义、必由之途。
众所周知，《汉书·艺文志》在中国学术发展史上具有提纲挈领、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承载了先秦至秦汉学术形态演变的基本脉络，是后世梳理、认知、评判先秦及两汉学术的最重要凭借。因此，还原《汉书·艺文志》形成的历史场景，再现《汉书·艺文志》编排的內在逻辑，梳理《汉书·艺文志》论列学术的基本考量，对把握先秦秦汉的学术文化整体面貌与基本特征具有关键的意义，而后世对先秦秦汉学术若干重大问題的争论，也往往以《汉书·艺文志》为探讨的逻辑起点与根本核心。套用明代兵家茅元仪评论《孙子兵法》的话来说就是：“前《汉志》者，《汉志》不遗；后《汉志》者，不能遗《汉志》。”
《汉书·艺文志》是《汉书》“十志”之一。它首先是记载“六艺”百家文献的图书总目录，其內容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共收书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同时它又是体现先秦至两汉的学术文化发展总成就、总趋势与总特征的理论总结，因为在叙录书目的同时，《汉志》在每种图书之后均有“小序”，在每一《略》之后均撰有“总序”，对先秦至两汉的学术文化的源流、嬗变、特色、价値、影响，都有系统的梳理与全面的总结。
我始终认为：图书的目录分类，不能单纯地视为目录学问題，它是学术思想文化发展状态与特征的综合性、集中性体现，即准确折射了其所处时代的“文化性格”“学科建设”面貌与特色。《汉志》身上这一点有尤其明显的反映。所谓的“经、史、子、集”图书四部分类法，是历经荀勖《中经新簿》、阮孝绪《七录》，至《隋书·经籍志》最终确立的，虽说它在目录学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与价値，但是明显偏重于纯学理的图书分类，与《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体系与学术旨趣有显著的差异。稍加分析，我们就能发现，在《汉书·艺文志》中，实用之学与理论之学是结合在一起的，“七略”实际上是“六略”。它传承西汉刘向《別录》、其子刘歆《七略》而来，在刘氏父子的学术总结基础上集萃撮要，遂成文献总目和学术渊薮。
第一略“辑略”，即导言、通论，紧接而来的六艺略，就是理论指导，诗、书、礼、乐、春秋、易，即国家的统治思想与文化；诸子略，就是中国的学术思想流派；诗赋略，就是文学艺术作品；兵书略，就是用于指导战争实践的理论及其相应的操作方法；术数略，近似于现代的“理科”；方技略，颇类似于今天学科体系中的“工科”。这些都是属于自然科学范畴的东西。换言之，《汉志》“六略”，前三“略”，“六艺”“诸子”“诗赋”属于同一性质，可归入“道”的层面；而后三“略”，“兵书”“术数”“方技”又是另一个性质近似的大类，属于“术”的层面。“道”的层面，为“形而上”；“术”的层面，为“形而下”。“形而下”者，用今天的话来说，是讲求功能性的，是工具型的理性，它不尚抽象，不为玄虚，讲求实用，讲求效益。但经史子集里却淡化了这些操作性、实践性的东西，取消了兵书、术数、方技三大类图书典籍的独立地位，将它们纳入“子部”之中。《汉志》的图书目录分类，从学科体系构筑上考察，显然更全面、更系统。我们今天弘扬国学，要眞正超越经史子集的传统，回归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中国传统学术的原生态。实际上，经史子集就是次生态，原生形态应该是六艺之学，就是从西周的六艺之学，一直延续到班固《汉书·艺文志》的六略之学。
而“六略”之学之所以向“四部”之学嬗递，我认为，除了魏晋门阀制度背景下，史部著述数量由于谱牒学、方志学等发达而剧增等文献积累內容变化的具体原因外，也与中国文化性格特征、价値取向的转型有內在的关系，这种转型，从本质上来槪括，就是由“尚武”转向“崇文”，由阳刚转向阴柔，由进取转为守成。
这种“尚武”的魂魄，至两汉而未改，故张骞敢于横绝大漠，致力“凿空”；班超勇于进取开拓，“投笔从戎”；陈汤能斩钉截铁发出铿锵有力的时代强音，“明犯疆汉者，虽远必诛！”（《汉书·傅常郑甘陈段传》）所谓“汉唐雄风”，其底蕴、其特色，就是对先秦时期“尚武”风尚的传承和赓续！这种“尚武”的文化精神，折射到当时的图书目录分类中，就是“兵书略”独立成为一“略”，是一级学科，与“诸子略”并列。兵家高于儒、道、法、墨等其他诸子。
汉代传承先秦以来的“尚武”文化精神，对承载“尚武”意识的兵书高度重视。首先，表现为对兵书的整理与校订。与秦王朝仇视和灭绝文化的立场与态度不同，西汉王朝的统治者相对重视文化的积累与发展，尤其是注重对实用性较强的学术文化的提倡。兵学是实用之学，直接关系到政权的稳定，因此为统治者所关注，校理兵书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举措。
汉代对兵书的搜集整理工作主要有三次。第一次是汉高祖在位时“韩信申兵法”：“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汉书·艺文志》）限于汉初“干戈未息”，“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汉书·食货志》）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挟书律”未除的文化氛围，这次整理大约主要重在搜集和遴选。第二次是在汉武帝时，当时反击匈奴的战争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为了夺取战争的胜利，统治者对兵学的关注自然又提到议事日程，于是就有军政杨仆整理兵书之举：“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汉书·艺文志》）颜师古注曰：“捃摭，谓拾取之。”可见杨仆的工作主要也是搜集兵书。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整理尚存在缺陷，“犹未能备”。第三次是在汉成帝时，由任宏论次兵书，“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书·艺文志》）。可见是由步兵校尉任宏整理兵书，并由刘向总其成，为整理校订后的兵书作叙录，附于其书之中，上奏皇帝。这次整理的意义要远远大于前两次，不仅划分了兵家的各类流派，而且还认眞厘定了文字，规范了版本，揭示了各部兵书的学术价値，即刘向、任宏将搜集到的各部兵书，校勘其文字，确定其书名，统一其篇名，排定其篇章次序，撰就其提要，缮写而后成为定本，由国家集中收藏。通过这次整理，先秦至西汉中期的兵书基本上以较完善的面貌存之于世。
其次，表现为对兵书的分类与学术价値总结。在西汉第三次兵书整理过程中，步兵校尉任宏对搜集到的兵书进行了系统的分类工作，“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即根据西汉中叶以前兵书的基本內容和主要特征，把兵家划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兵技巧家等四大类。其中兵权谋家共十三家，著作259篇，现存《吴孙子》（即《孙子兵法》）、《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和《吴子兵法》等，这是兵学流派中最主要的一派。兵形势家共十一家，著作92篇，现仅存《尉缭子》。兵阴阳家共十六家，著作249篇，其中有许多是托名黃帝君臣的作品，现都已散失，只有后世诸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类书、政书保留有极零星的內容。兵技巧家共十三家，著作199篇，亦已基本散失。如果做个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其数量并不亚于同时期的任何一家诸子作品，如据江庆柏《汉初墓葬与汉初思想的儒学特征》[11]一文中的统计，诸凡汉武帝前汉代儒家类著述为八家133篇，其数量尚不及“兵权谋”“兵阴阳”“兵技巧”中任何一家的数量。先秦与两汉的“尚武”之风高扬，于此即可见一斑。
在划分兵书种类的基础上，刘向、任宏还就每类兵书的军事学术特点加以分析和总结。他们指出“兵权谋家”的基本特点是：“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势，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汉书·艺文志》）可见这一派主要是讲求战略的，是一个兼容各派之长的综合性学派。
“兵形势家”的基本特点为：“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者也。”（《汉书·艺文志》）即主要探讨军事行动的运动性和战术运用的灵活性与变化性。有学者认为这一学派主要是讲求战术的。
而“兵阴阳家”的主要特点则是：“顺时而发，推刑德，随斗击，因五胜，假鬼神而为助者也。”（《汉书·艺文志》）这表明它注重“时”，注意天时、地利条件与战争关系的研究，可能与范蠡以及黃老学派有浓厚的渊源关系。
至于“兵技巧家”的主要特点乃为：“技巧者，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者也。”（《汉书·艺文志》）这就是说，这一派注重的是军械和作战技术，它包括设计、制造攻守器械和学习使用器械的技术方法、要领、军事训练等等。
任宏、刘向对兵家流派的划分与总结，是中国兵学发展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从此兵家四分法经《汉书·艺文志》记载而为后世兵家奉为圭臬[12]，成为后世兵书撰著与兵学理论建树的规范程式与指导方针。
但是，在后来“崇文”的文化氛围越来越浓厚的历史背景下，兵家的地位日趋低落，兵书的总量相对萎缩，兵书略作为独立一大门类被取消，归入“子部”之中，且日益边缘化，由“蔚为大国”退化为“蕞尔小国”了。这就是目录分类变化背后的学术文化变迁之一个显著事例，也是“尚武”精神日益萎缩的一个具体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