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道德”、逐“智谋”与争“气力”[1]

——先秦兵学文化的嬗变轨迹考察

蹲踞马形靑铜竿头饰，战国，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速机沟出土，內蒙古博物馆藏

先秦时期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尝云：“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2]他的本意是指，人类社会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之中，槪括而言，可以分为“上古”“中世”和“当今”几个阶段。不同社会形态有各自的活动中心命題。而统治者则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3]。由此可见，这段言辞是韩非子乃至整个法家有关历史发展覌的洗练而扼要的表述。当然，韩非子将“上古”的时间范围，界定在虚无缥缈的有巢氏、燧人氏阶段是有问題的。且不说有巢氏等在历史上是否为眞实的存在，即便有，与“道德”恐怕也扯不上关系，因为在当时，只会有残忍、暴虐的“血亲复仇”式的杀戮与灭绝。就像传说中的圣王尧、舜、禹攻灭三苗之战一样，战争的结果是“黎、苗之王”，“人夷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4]。所谓的“道德”，仅仅是后人理想主义化的虚幻想象而已！

但是，如果将韩非子所说的“上古”，在时间的坐标上稍做下移，对应为殷商、西周及春秋前期，将其所称的“中世”，相对应于春秋晚期与战国前期，将所谓的“当今”，理解为韩非子自身所处的战国中后期，那么，我们可以发现，“上古竞于道德”，恰好吻合了商周“礼乐文明”体制下的社会政治基本特征；“中世逐于智谋”，正好为“礼崩乐坏”政治局面的形象写照；“当今争于气力”，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着由“争霸”走向“兼并”与“统一”的历史演变之大趋势。

这种时代趋势，投射到中国先秦时期的兵学文化上，也能够从一个侧面体现其发展上的三个基本阶段：1.以《军志》《军政》《令典》（均可归属于“古司马兵法”系统）等典籍为主要载体的创始与初步发达阶段，即以“军法”为主体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的根本特征，就是“竞于道德”，所谓的“以礼为固，以仁为胜”[5]。2.以《孙子兵法》的出现为标志的转折发展时期，《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以及诸子论兵之作也属于这一阶段的延续。换言之，即以“兵法”形成并占主导地位为标志的高度成熟繁荣阶段。该时期的特色，应该为“逐于智谋”，也即《孙子兵法》中强调的，乃“兵者诡道”“兵以诈立”。3.以《六韬》《管子》成书为显著标志的综合融会、全面总结阶段。这一时期的中心主題，就是“争于气力”，在“大争之世”，在走向天下统一的前夜，要确保国家在战争中取胜，就必须注重加强国家的实力，只有具备强大的实力，才能统一天下，这叫作“多力者王”，所谓“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