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于气力”与战国中后期的兵学覌念变革
刘向称战国时期的形势特点是：“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40]从吴越战争到晋阳之战，这种局面，到战国中后期尤其明朗化。其最大特色，就是春秋时期以争霸为主流的战争的终结，战国时代以兼并为本质的战争的到来。
进入战国之后，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大厦的倾覆，土地占有权也相对分散。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赋税，就能组建军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因此，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当时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换言之，对土地的争夺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战国战争的始终。这一兼并战争的属性，是与以往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迥异其趣的。战争的手段是由战争的目的所决定的。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争霸战争，这一点早在晋阳之战中就表现得十分明显：智伯决晋水灌淹城池，长围晋阳两年，必欲置赵氏势力于死地而后快；同样，赵、韩、魏击败智伯以后，也是擒杀智伯，尽诛其族，瓜分其地。这里已丝毫见不到邲之战、鄢陵之战中那种彬彬有礼的旧“军礼”遗风，而只有无所不用其极的酷烈，这正是兼并战争条件下的必然结果。对此，《孟子·离娄篇》有非常准确而扼要的槪括：“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41]这种局面，到战国中后期尤其明朗化。当时的战争，已从兼并的角逐进一步发展为统一的追求了。“天下恶乎定？”“定于一。”[42]而“定于一”，其根本的途径唯有一个选择，那就是通过残酷的杀戮与殊死的较量。
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兵学文化的主題，不仅仅是“竞于道德”早已成为明日黃花，连“逐于智谋”也是时过境迁了。因为，“上兵伐谋”固然美妙，但现实的状况是，实力才是确保在战争中夺取胜利的根本条件，没有强大的实力，那谋略就无所施展其能，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孙子所说“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43]，说到底，就是实力优先原则。这一点，在兼并与统一战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于是乎，战国中后期各诸侯国尽管还注重于“伐谋”“伐交”，但其战略运用的重心，已毫无疑义，转移到“伐兵”与“攻城”上来了，“争于气力”遂成为当时兵学文化的最大主題，先秦兵学的发展，合乎逻辑地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在“争于气力”的特殊时代，当时兵学家的主流覌点就是，要顺应这个历史潮流，充分肯定从事战争的合理性与必要性。所谓“大明发而万物皆照，大义发而万物皆利，大兵发而万物皆服”[44]。
“争于气力”，要求人们对兵学的功能与作用，有淸醒的认识与准确的定位。这方面，当时的兵家曾做过深刻的阐述，如《商君书》认为，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武力征伐的时代，天下大乱，群雄兼并，一日无已，“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45]。在这样的特殊历史条件下，战争乃是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务，直接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安危存亡：“名尊地广，以至王者，何故？〔战胜者也。〕名卑地削，以至于亡者，何故？战罢者也。”[46]要立足天下，称王称霸，就必须从事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47]，认为这才是“适于时”的做法。为此，其积极主张战争，反对所谓“非兵”“羞战”之类的论调，强调“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48]。
又如，韩非子也认为，在当时的形势下，决不能指望別国不来侵犯，而要加强自己的实力，使自己强大得足以令敌国不敢轻启战端：“不恃外之不乱也，恃其不可乱也。”[49]指出这乃是“王术”，即“争于气力”、统一天下的策略和战略。
再如，《管子》同样强调战争的重要作用，肯定战争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认为战争直接决定着君主地位的尊卑，国家处境的安危，是实现君主尊贵、国家安定的重要途径：“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诛暴国必以兵，禁辟民必以刑。然则兵者，外以诛暴，內以禁邪。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50]《管子》指出，战争虽然谈不上高尚和道德，但在当时天下由分裂走向统一的重要关头，它却是“辅王成霸”的基本手段，不可或缺：“夫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51]所以，《管子》要求明智的君主务必“积务于兵”，即注重和开展军事活动，指出假如“主不积务于兵”，等于将自己的国家拱手交给敌人，危险之至。基于这一认识，《管子》反对无条件地偃兵息武，指出兵不可废置。它说，即便是在黃帝、尧、舜那样的盛世，都不曾废弃兵事，那么“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52]。所以宋钘、尹文提倡的“寝兵之说”和墨家鼓吹的“兼爱之说”，在《管子》作者的眼中，纯属亡国覆军之道，必须痛加驳斥：“寝兵之说胜，则险阻不守。兼爱之说胜，则士卒不战。”[53]
不仅三晋法家与齐地法家淸醒认识到所处的“争于气力”环境，因而高度“主战”与“重战”，其他学派在这方面也不乏类似的识见，像黃老学派也主张“争于气力”，“以战止战”，《经法》就明确肯定战争的意义与价値：“所谓为义者，伐乱禁暴，起贤废不肖，所谓义也。〔义〕者，众之所死也。”[54]其必定得到民众的拥护和支持，造就“地广而民众兵强，天下无敌”[55]的局面。
当然，“争于气力”并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必须有切实可行的措施与手段，通过相应的途径，达到自己预定的战略目标。在当时的兵家看来，只有进行农战，致力于富国强兵，才能够眞正拥有从事战争的物质基础与制胜条件。《商君书》《韩非子》《管子》对此均有充分的阐述，明确表示：“凡战法必本于政。”[56]“內政不修，外举事不济。”[57]认为，要确保国家在战争中取胜，就必须注重加强国家的实力，只有具备强大的实力，方能统一天下，这叫作“多力者王”。它们明确指出，国家的强盛与否由国家的实力所决定，并认为恩德也产生于实力：“力生强，强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58]这就是“政胜”。“〔政久〕持胜术者，必强至王。”[59]
而所谓的“政胜”的具体表现，乃是实行“农战”，为此，当时的兵家一再强调从事农战的重要性：“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制则国治”，从而造成“不暴甲而胜”[60]的优势地位。“圣人之为国也，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富强之功可坐而致也”[61]，“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62]，甚至认为，农战是富国强兵，实现霸、王之业的关键：“能行二者于境內，则霸王之道毕矣。”相反，如不进行农战，则必危及国家，丧失兼并事业的主动权：“彼民不归其力于耕，即食屈于內；不归其节于战，则兵弱于外。入而食屈于內，出而兵弱于外，虽有地万里，带甲百万，与独立平原一贯也。”[63]在他们看来，农耕为攻战之本，两者互为关系不可分割，重战和重农必须结合。因为农业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雄厚的物质基础，而且人民致力于农耕，才会安土重迁，旣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可以驱使民众为保卫国土殊力死战。“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64]
因为在他们看来，“争于气力”，即实行“农战”的直接效果，就是富国强兵，“能越力于地者富，能起力于敌者强，强不塞者王”[65]。“国富”是“强兵”的基础，而“强兵”则是保证国家安全的根本条件。一旦做到了富国强兵，那么克敌制胜便就有了基本保障：“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战胜者地广。”[66]反之，如果经济落后、军力不强，那就会直接导致国家危亡，不可不加以警惕：“战士怠于行阵者，则兵弱也；农夫惰于田者，则国贫也。兵弱于敌，国贫于內，而不亡者，未之有也。”[67]
要“争于气力”，那么思想的统一、政令的贯彻，就至为关键了，所谓“兵战其心者胜”，即必须让民众树立起战争的覌念，“服战于民心”[68]，重视和积极参与战争活动。《韩非子·心度》篇中所说的“先战者胜”指的就是这个含义。这里的“先战”，就是“战其心”，使民众的思想专一于战争。所以必须“壹赏”“壹刑”和“壹敎”。所谓“壹赏”，就是“利禄官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所谓“壹刑”，即统一刑罚，“刑无等级”；所谓“壹敎”，就是“当壮者务于战，老弱者务于守，死者不悔，生者务劝”，即把敎育统一到“乐战”上来。使得“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69]造成“怯于邑斗而勇于寇战”[70]的社会风气。他们指出，一旦做到这三点，便可令行禁止，上下一致，无敌于天下了：“壹赏则兵无敌，壹刑则令行，壹敎则下听上。”[71]是谓“兵战其心者，胜”。换言之，这在物质上则是要奖励耕战，“富国以农，距敌恃卒”，明确主张“功大者有尊爵，受重赏”，“显耕战之士”，以此调动民众的积极性。同时修明政治，信其赏罚，发展经济，鼓舞士气，“严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一旦眞正做到这一点，那就能够“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72]拥有统一天下的“王资”。
总之，到了战国后期，随着兼并战争的日益激化，先秦兵学的主題又悄然有了新的转移，“竞于道德”基本失语，“逐于智谋”也逐渐弱化，代之而起的，是“争于气力”占据主导地位，传统型的正宗兵家实际影响力有所削弱，而法家人物的兵学覌点则把持了话语权。这是历史的必然，但同时也是历史的无奈！
[1].本文与赵立民博士合著。
[2].[淸]王先慎撰，钟哲点校：《韩非子集解》，卷第十九，《五蠹第四十九》，中华书局，1998年，第445页。
[3].《韩非子集解》，卷第十九，《五蠹第四十九》，第445页。
[4].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周语下》，中华书局，2002年，第101页。
[5].王震撰：《司马法集释·天子之义》，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续编，2018年，第57页。
[6].蒋礼鸿撰：《商君书锥指》，卷三，《靳令第十三》，中华书局，新编诸子集成，1986年，第82页。
[7].《周礼注疏·大司马》，《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762—763、781页。
[8].《司马法集释·仁本》，第26、2页。
[9].《司马法集释·仁本》，第10页。
[10].[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时序部五·春下》（影印本），中华书局，1960年，第97页。
[11].《司马法集释·仁本》，第17页。
[12].《司马法集释·天子之义》，第57页。
[13].《春秋穀梁传注疏·隐公五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2页。
[14].《周礼注疏·秋官·士师》，郑玄注引，第920页。
[15].《春秋左传正义·文公十二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542页。
[16].《春秋左传正义·僖公二十二年》，第403—404页。
[17].[淸]孙星衍撰，陈抗、盛冬铃点校：《尚书今古文注疏》，卷二十六，《費誓》，中华书局，1986年，第512—514页。
[18].《司马法集释·仁本》，第26—27页。
[19].《司马法集释·仁本》，第27页。
[20].《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十三年》，第1331页。
[21].《春秋左传正义·昭公十六年》，第1347页。
[22].《春秋左传正义·哀公二十四年》，第1707页。
[23].《春秋公羊传注疏·僖公二十二年》，《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46页。
[24].[春秋]孙武撰，[三国 ]曹操等注，杨丙安校理：《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谋攻篇，中华书局，1999年，第56页。
[25].《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第7页。
[26].[周]吕望撰：《六韬》，卷三，《龙韬·论将》，淸平津馆丛书本。
[27].《春秋左传正义·庄公十年》，第241页。
[28].著名的城濮之战，晋国方面所动用的兵车仅七百乘而已，楚国方面稍多一些，但亦不超过千辆，于此可见春秋前期战争规模之一斑。
[29].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卷之五，非攻下第十九，中华书局，1993年，第218页。
[30].《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又，刘向《战国策书录》亦云：“湣然道德绝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敎，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
[31].《春秋左传正义·成公十六年》，第781页。
[32].《司马法集释。天子之义》，第74页。
[33].参见黃朴民《早期兵学的发展脉络与文化特征》，载《大学演讲录》第2辑，新世界出版社，2003年。
[34].《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中，军争篇，第143—144页。
[35].《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计篇，第12页。
[36].《十一家注孙子校理》，第245、33、247、144页。
[37].《十一家注孙子校理》，附录五，十家注孙子遗说并序，第322页。
[38].《春秋左传正义·昭公三十年》，第4617页。
[39].《国语集解·越语下》，第575、585、578、584页。
[40].[西汉]刘向集录，范祥雍笺证，范邦瑾协校：《战国策笺证》，刘向书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页。
[41].《孟子注疏》，卷七下，《离娄章句上》，《十三经注疏》本，第202页。
[42].《孟子注疏》，卷一下，《梁惠王章句上》，第17页。
[43].《十一家注孙子校理》，卷上，形篇，第69页。
[44].《六韬》，卷二，《武韬·发启》，淸平津馆丛书本。
[45].《商君书锥指》，卷二，开塞第七，第54页。
[46].《商君书锥指》，卷四，画策第十八，第108页。
[47].《商君书锥指》，卷一，农战第三，第20页。
[48].《商君书锥指》，卷四，画策第十八，第107页。
[49].《韩非子集解》，卷第二十，心度第五十四，第475页。
[50].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十，《参患第二十八》，中华书局，2004年，第534—535页。
[51].《管子校注》，卷六，兵法第十七，第317页。
[52].《管子校注》，卷六，法法第十六，第314页。
[53].《管子校注》，卷一，立政第四，第79页。
[54].马王堆汉墓帛书《经法》，《十大经·本伐》，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78页。
[55].《经法》，《经法·六分》，第18页。
[56].《商君书锥指》，卷三，战法第十，第68页。
[57].《管子校注》，卷七，大匡第十八，第351页。
[58].《商君书锥指》，卷三，靳令第十三，第82页。
[59].《商君书锥指》，卷三，战法第十，第70页。
[60].《尉缭子》，卷一，兵谈第二，续古逸丛书景宋刻武经七书本。
[61].《商君书锥指》，卷二，算地第六，第46页。
[62].《商君书锥指》，卷一，农战第三，第20、22页。
[63].《商君书锥指》，卷五，慎法第二十五，第139、138页。
[64].《商君书锥指》，卷一，农战第三，第25页。
[65].《韩非子集解》，卷第二十，心度第五十四，第475页。
[66].《管子校注》，卷十五，治国第四十八，第924页。
[67].《韩非子集解》，卷第十一，外储说左上第三十二，第281页。
[68].《韩非子集解》，卷第二十，心度第五十四，第474页。
[69].《商君书锥指》，卷四，赏刑第十七，第96、100、105页。
[70].《商君书锥指》，卷三，战法第十，第68页。
[71].《商君书锥指》，卷四，赏刑第十七，第96页。
[72].《韩非子集解》，卷第十九，五蠹第四十九，第450、454、4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