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寡分合，协同策应
“众寡分合”，是战术运用上的一条基本原则，即众寡之用与分合为变。这里，众寡之用是兵力的使用问題，分合为变是作战的部署问題。这两方面的问題，核心是集中兵力与协同配合的有机统一，分一为二，在全局或局部造成优势，各个击破敌人，而统一这两者的基础，又在于眞正理解与把握“奇正”的蕴义，做到“奇正之变”，“奇正相生”。
“奇正”是古典兵学的一个重要范畴，古人认为它是“用兵之钤键，制胜之枢机”[6]。一般地说，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在兵力使用上，守备、钳制的为正兵，机动、突击的为奇兵；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明攻为正兵，迂回、侧击、暗袭为奇兵；在作战方法上，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兵，采取特殊战法为奇兵；在战略上，堂堂正正进兵为正，突然袭击为奇。可见，所谓“奇正”，首先是兵力的配置与使用，“以正合，以奇胜”（《孙子兵法·势篇》）；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是战术的选择和运用，“奇正相生”，“奇正之变”。[7]
“众寡之用”与“分合为变”，实际上就是对“奇正”基本原理的运用与发挥。就众寡之用而言，是指在主攻方向上必须集中兵力，而在助攻方向上则只能配备必要的兵力，起策应协同的作用，所谓“若五倍于敌，则三术为正，二术为奇”[8]。就分合为变而言，就要注意重点设防，重点守备，重点投入，所谓“用兵之道，无所不备则有所必分，知所必守则不必皆守”[9]。
关于众寡分合的一般原则，古代兵家多有论述，如《司马法·用众》指出：“凡战之道，用寡固，用众治；寡利烦，众利正；用众进止，用寡进退。”《兵录》作者认为：“兵之胜負，不在众寡，而在分合。夫有分则有条理，有合则有联络，然分常患其疏，而合常防其混。故合而不分，分而不合，非善也；合而有分，分而有合，非善之善也；即分为合，即合为分，乃善之善也。”[10]可见，在“众寡之用”问題上，他们旣肯定集中兵力的意义，提倡“我专敌分”，“以十击一”，又强调“分合为变”，灵活指挥，协同策应，做到“能分人之兵，疑人之心，则锱铢有余”（《淮南子·兵略训》）。掌握“众寡分合”的不同规律，以求在各种复杂情况下能够做到当合则合，当分则分，“合兵以壮威，分兵以制胜”[11]，克敌制胜，达成旣定的战略目标。
统一战争是事关全局的决定性战争，因此，在战略指挥上全面贯彻“众寡之用”与“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乃是其必有之义。在秦汉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统一战略实施者，都高度重视用兵指挥上的“众寡分合”问題，旣积极主张“众寡之用”，又充分强调“分合为变”，以求在指导统一战争时做到集中兵力与分兵钳制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我专敌分”，集中优势兵力击敌之要害；另一方面灵活指挥，分兵策应主力的行动，使得敌人首尾不得相顾。基于这样的认识，刘邦破项羽、西晋灭吴，在兵力使用和战役指挥上都采取了多路出击、水陆齐发、主力挺进、重点突破的方法，从各个战场同时发起进攻。以主力歼敌主力，直捣腹心，以偏师策应主力，钳制分割敌军，主次配合，奇正协同，东西呼应，彻底打乱敌人的战略部署，使其完全陷入首尾脱节、顾此失彼的被动挨打处境，最终走向失败的深渊。
楚汉战争全面爆发后，刘邦集团根据当时双方的军事实力与战略态势，制定了持久防御的基本战略，企冀通过战略相持，逐渐转变楚汉双方的战略优劣态势，在拥有战略主动的基础上，再进行反击，消灭项羽势力，完成国家的统一。基于这样的战略指导，汉军方面重新调整了战略部署，改善了战略指挥，按照“众寡之用”与“分合为变”的基本原则，正兵与奇兵交替使用，互为协同，巧妙策应，形成了集中兵力与分兵钳制的有机统一。其具体措施是：刘邦亲率汉军主力坚守成皋、荥阳一线，阻遏项羽主力的攻势，在正面战场转攻为守，消耗敌军，挫败项羽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同时分別开辟北方战场与南方战场，在翼侧牵制敌军，逐渐完成对项羽的战略包围。在北方战场，命大将韩信率领一部兵力，先后灭魏、平代、破赵、下燕、定齐，逐次歼灭黃河以北的割据势力，向楚军侧背发展，策应成皋、荥阳汉军主力的行动。在南方，策反九江王英布，新辟南方战场，由英布攻击楚军翼侧，给项羽造成牵制。同时，发动敌后袭扰战，由彭越在梁地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调动和疲困楚军，保障两翼的军事出击顺利发展。
刘邦集团在战略指挥上坚定贯彻上述正面坚持、南北两翼牵制、敌后袭扰的作战部署的结果，使得楚军顾此失彼、陷于多面作战的困境，从而导致楚汉双方战略优劣态势的逐渐转换，其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项羽的失败遂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于是刘邦把握时机，于汉五年（前202）十月，乘项羽引兵东撤之际，实施战略追击。十二月，在垓下（今安徽灵璧南）合围并聚歼楚军，项羽突围后自刎于乌江（今安徽和县北）。同年二月，刘邦登基称帝，建立汉朝，中国再次实现统一，历史揭开了新的一幕。而刘邦之所以能转弱为强，战胜项羽，再造一统，就战略指挥得失而言，在于善于做到“众寡之用”，“分合为变”，以主力抗衡敌之主力，以偏师打开战场局面，主次策应配合无懈可击。
西晋灭吴统一南北之战，采用了“水陆并进，多路齐出，分兵合击”的作战方针，这是“识众寡之用”而致战略指挥大获成功的又一个范例。
西晋咸宁五年（279）十一月，晋武帝分派六路大军，水陆齐发，在长达数千里的战场上，大举伐吴。其六路大军的具体部署是：镇东大将军、琅邪王司马伷率军自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直趋涂中（今安徽滁河流域）；安东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王浑自寿春（今安徽寿县）向江西（长江下游北岸）方向进军；建威将军、豫州刺史王戎自安城（今河南汝南东方）向武昌（今湖北鄂州）方向进军；平南将军胡奋自新野（今属河南）向夏口（今湖北武汉）进军；镇南大将军杜预自驻地襄阳直趋江陵（今属湖北荆沙）；龙骧将军、益州刺史王濬与巴东监军唐彬率水师自巴蜀浮江东下，直趋建业（今江苏南京）。六路大军，水陆共二十余万之众。
综覌晋廷进军部署，实即羊祜咸宁二年提出的战略设想的具体实施。其中王濬之水师，便是羊祜所提出的梁、益之兵水陆俱下；杜预之众，便是“荆、楚之众进临江陵”；胡奋、王戎二军，便是“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司马伷、王浑二军，便是“徐、扬、靑、兖并向秣陵”。从整个战略部署说，是多路出击、水陆齐发，分別以六路大军从长江上、中、下游同时进攻，在指挥上充分利用王濬强大水军克敌，配合以陆军助攻，使吴军首尾不能相顾，所谓“以一隅之吴，当天下之众，势分形散，所备皆急”。而战事的进展，也正如羊祜所预料的那样，是“巴、汉奇兵出其空虚，一处倾坏，则上下震荡”（《晋书·羊祜传》），在西晋大军旣是全线、又有重点的猛烈进攻之下，东吴政权的防御体系迅速趋于崩溃，吴军一败涂地，土崩瓦解。及至西晋太康元年（280）三月十五日，王濬统率“戎卒八万，方舟百里”[12]，一举攻入建业。孙皓面缚舆榇，亲至王濬军门投降，吴国灭亡，一场空前的水陆联合、多路夹击一举灭吴的统一战争终于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