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国的兵要地理环境
春秋初期见于《左传》等史籍记载的大小诸侯国大约有一百四十余个，其中绝大多数面积狭窄、人口稀少，且往往有被称为夷狄的少数部族错杂散居其间。所谓“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就反映了这一客覌现实。在长期的兼并争霸战争中，它们先后为大中型国家所吞灭。终春秋之世，眞正具有经济、政治、军事实力和影响的大中型国家，不过十多个而已，它们是周、晋、楚、齐、秦、鲁、宋、郑、吴、越、燕、曹、卫、陈、蔡、许等。我们分析论述春秋主要列国的兵要地理，当以这些国家为具体对象。
周。自平王东迁洛邑后，周王室在名义上仍为天下的共主，在春秋初年，它尚拥有一定的实力，在某种程度上还能够起控制中原局面、调节诸侯关系的作用。这是与其拥有较大的疆域，地居天下之中，地理形势优越有直接的关系的：“西有虢，据桃林之险，通西京之道；南有申、吕，扼天下之膂，屏东南之固；而南阳肩背泽路，富甲天下；嬛辕伊阙，披山带河。地方虽小，亦足王也。”（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四）大体而言，当时东周王室奄有方圆六百里地的统治区域，包括今河南省洛阳、原阳、济源、修武、孟州、温县、沁阳、武陟、巩义、嵩县、登封、新安、宜阳、孟津、汝阳、鲁山、临颍等地。然而，好景不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室衰微乃是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也包括周王室在周围勃兴诸侯国的不断进逼、蚕食之下，统治地域逐渐萎缩，优越地理条件日益丧失的因素。对此，宋人吕祖谦在其《东莱博议》中曾有槪括的揭示和慨叹：“呜呼！周自平王捐岐、丰以封秦，旣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兢兢自保，犹恐难立。岂容复有所侵削耶？奈何子孙犹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畀郑，明日割酒泉畀虢。文、武境土，岁朘月耗。至襄王之时，邻于亡矣。又顿捐数邑于晋，犹弃粮于陈、蔡之间，挥金于原、曾之室。果何以堪乎！”形象地显示了周王室战略地理环境日益恶化的必然归宿，这遂决定了“周固羸国”（《国语·周语下》）的地位。
晋。晋国为武王子唐叔虞始封之国。其根据地在今山西省南部一带。春秋之初，晋国并非头等大国，郭偃称“今晋国之方，偏侯也，其土又小，大国（指齐、秦等国）在侧，虽欲纵惑，未获专也”（《周语·晋语一》），就是明证。然而，由于“晋文侯于是乎定天子”（《国语·郑语》），晋国自春秋初年起便拥有了政治上的主动。至曲沃武公代晋自立，统一晋国，晋国便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历春秋之世，晋国先后灭亡周围诸多蕞尔小国，如唐、韩、耿、霍、魏、西虢、虞、邢、滑、沈、姒、蓐、黃、赵、雍、翼等，又从周王室手中取得温、原、攒茅、焦、杨等要邑，并征服诸多戎狄部落，国势迅速增强。到春秋中叶以后，晋已略有今山西省的大部，河北省的西南部，河南省的西北端，陕西省的东端，兼及山东省的西端，纵横跨五省的境地，成为北部中原首屈一指的大国。这中间固有政治淸明、外交成功、军力强大的因素在起作用，但也与兵要地理环境优越直接有关。从地理形势看，晋东有太行之险，南有王屋、崤函之固，西部跨越黃河而可依黃河、洛水为守，尽占中原北部河山之形胜，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故顾祖禹云：“周之衰也，晋得南阳而霸业以成。”（《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九）
楚。楚国的始封君为熊绎，传言周成王时受封，都丹阳（今湖北秭归一带）。春秋初年，楚国和晋国一样，其面积和实力均尚有限，所谓“若敖、蚡冐至于武、文，土不过同”（《左传·昭公二十三年》）。但楚国的兵要地理环境也相对优越，加上其以蛮夷之国自居，不受周礼传统的束缚，故始终以兼并小国、争霸中原为立国发展的基本宗旨，“楚蚡冐于是乎始启濮”（《国语·郑语》）。在春秋的大部分时间內，楚国一直建都于郢（今湖北江陵），此地居南北中枢，北据汉、沔，接襄汉之上游，襟带江湖，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远接陕秦，且內阻山险，易守难攻。故顾祖禹引胡安国语：“荆渚，江右上流也。故楚子自秭归徙都，日以富强。近并穀邓，次及汉东，下收江黃，横行淮泗，遂兼吴、越，传六七百年而后止。此虽人谋，亦地势使然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七十八）可见，楚国就是凭借着这一优越有利的兵要地理条件，致力于对外扩张，兼并小国，兵进中原，与晋国为首的中原列国同盟一争高低的。在三百余年中，它先后翦灭权、鄢、郧、绞、蓼、息、邓、申、吕、黃、江、巢、沈、舒蓼、舒庸、舒鸠、唐、微、濮、许、杞、随等六十余个小国，使自己的疆域扩大到今湖北省的大部，河南省的南部，江西、安徽的一部，以及江苏的西端，陕西的南端，横跨七八个省，一跃而成为春秋第一大国。
齐。齐国为太公望姜尚始封之国，都营丘（今山东临淄东北）。后又先后定都薄姑（今山东博兴东南）、临淄。自西周以来，齐一直是雄踞东方的大国。进入春秋以后，齐国的国力有增无減。早在春秋初年，就形成了“庄、僖小伯”的强盛局面。至齐桓公统治期间，更在管仲的辅佐下，“尊王攘夷”，成就一代霸业。齐桓公卒后，齐国虽丧失了霸主的地位，但仍不失为东方头号强国的规模。齐国战略地理环境比较有利。它的地盘拥有今山东省的大部分地区，东負大海，南以泰山山脉与鲁国为界，西及今山东与河南、河北交界之处，北倚黃河与北燕诸国相峙。地域东西长而南北狭，广运约六七百里。从兵要地理角度分析，齐处于中原争战之地的边缘，旣可进而西向角逐霸主地位，亦可退而固守山川形势，自成格局。对此古人曾有充分的论述：“济淸河浊，足以为限；长城巨防，足以为塞”，“齐負海岱，阻河济，南近楚，虽数十万师，未可岁月破也”，“齐东有琅邪、即墨之饶，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浊河之限，北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同时，齐国执行比较正确的争霸治国的方针，发展农业，通工商之业，增强军力，并拥有相当丰富的战略资源。因此在春秋期间压住泰山以南的主要对手鲁国，吞并周围纪、成、谭、遂、障、阳、莱、介、牟、任、薛、郭、项、夷州等十四个小国，与晋、楚、秦合称为四大强国。但是由于齐拥有“悬隔千里之外”的兵要地理环境，亦影响了其实施主动进攻的战略方针，而其实齐国兵要地理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以自守则易弱以亡，以攻人则足以自强而集事”。这也是为春秋历史进程本身所证明了的，“齐桓公南征北伐，用霸诸侯。孝公以后，齐仅为自守之国。是以终春秋之世，累代听命于晋，几夷于鲁、卫”。（《读史方舆纪要·山东方舆纪要序》）
秦。秦始祖非子，受封于秦（今甘肃淸水东北），本是周室的附庸小国。至襄公时，因勤王有功，周平王赐以岐西之地，秦始得列为诸侯。此后，经历代国君的苦心经营，秦国迅速崛起于西方，成为春秋时期屈指可数的大国之一。当时秦定都于雍（今陕西凤翔），并以此为中心，向四边蚕食扩张，大约占有今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东南一带，即东距黃河桃林、崤函之塞，南接秦岭，西依陇山，北或抵平凉、泾川附近。为了确立自己的霸权，对中原局势施加更大的影响，秦的主要战略目标是东进，而其所处的兵要地理环境则为此提供了一定的帮助。所谓“陕西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者也，是故以陕西而发难，虽微必大，虽弱必强”（《读史方舆纪要·陕西方舆纪要序》），说的就是这层意思。然而，对秦国来说相当不利的是，当其崛起之际，正値东方近邻晋国国势强盛、号令中原之时。其东向发展势头为晋国所阻扼，虽多年兵戎相见，进行激烈的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但终因国力不逮而基本趋于下风，未能从根本上扭转被动局面。而其南下发展，又直接同楚国发生利害冲突，也无法实现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秦国统治者遂根据自己的兵要地理条件，致力于向西经营，开拓疆域，巩固根基，平定汧渭之地，吞并召、芮、毛、毕、彭、密、彤、郇、杜、亳、梁等十余国，并进而攻灭周围不少戎狄少数部落，“灭国十二，拓地千里，遂霸西戎”（《史记·秦本纪》）。为秦国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以上是名义上的“天下共主”东周王室与四个一等强国的兵要地理槪况，下面再进一步考察其他较重要的诸侯列国的兵要地理形势。
郑。郑国为西周宣王时郑桓公友始封之国。在西周末年的犬戎之难中，郑桓公死于勤王之役。其子掘突立，是为郑武公。其在位时，随平王东迁，都新郑（今河南新郑）。武公卒，其子寤生立，是为郑庄公。郑曾有功于东周王室，“我周之东迁，晋、郑焉依”（《左传·隐公六年》）。其与王室之关系最为亲近，且地又近在洛邑王畿附近，故其在春秋初年一段时间內颇受周天子的倚重，郑武公、郑庄公均曾为王室卿士，主中枢之大政。郑国凭借这一有利条件，远联齐、鲁，近攻宋、卫，并翦灭东虢、许、管、邬、祭等周围小国，在春秋初期率先崛起，几成霸主。但郑国的兵要地理环境并不十分有利。郑国地处河南腹心一带，虽有“河山拱戴，形胜甲天下”之誉，但“河南者，四通五达之郊，兵法所称衢地者是也”（《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盖四方必争之地也”（《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这种位于中原咽喉之地的地理条件，决定了郑国势必成为南北必争的焦点，兵连祸结，庶几无可避免。同时由于它周围都是文化发达的地区，宋、卫、曹、陈诸国实力并不逊色于郑国，故郑国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将受到强烈的反弹。而这种內线作战的态势，也给它本身的发展造成极大的限制。加上郑庄公父子在外交、军事方针上的一系列失误，更加速了郑国丧失暂时的优势，而成为晋楚争霸大战略环境夹缝中的苟且幸存者，“处大国之间，缮贡赋以共从者，犹惧有讨”（《国语·鲁语下》）。这虽是指当时一般中小国家的共同处境，但用来说明郑国在春秋战略格局中的情况，尤为妥帖确切。
宋。宋国为殷商后裔微子启的始封之国，都于商邱（今河南商丘）。其地约有今河南省的东南部、江苏省的北端以及山东省的西端，方圆约三四百里。它西与鲁国接壤，北与曹、卫相邻，东与郑国为界，南与陈、蔡衔接，战略地位亦相当重要。“据江淮之上游，为汴洛之后劲”，“襟带河、济，屏蔽淮、徐，舟车之所会，自古争在中原”，未有不以其地“为腰膂之地者”（《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宋系亡国之余，爵为上公，终周之世，始终以宾国自居，在中原列国诸侯中地位比较特殊。在春秋战略格局中，宋由于地处中原要冲，因此一直为各大国争取角逐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宋不像郑国那样起着直接阻扼楚北上或晋东出的作用，所以其战略选择的回旋余地较郑要稍见优裕。一般地说，宋以东邻郑国为最现实的竞争对手，而以南方强楚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最大的潜在威胁。所以它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与晋结成战略同盟，站在抵御楚国北上的最前列，经常起着影响中原霸局的作用。像弭兵之会由宋倡导就不是偶然的。然而总的看来，终春秋之世，宋国地位虽尊贵，但毕竟国力有限，只能在晋国争霸大业中担任“为王驱除”的角色而已。
鲁。鲁国为武王弟周公旦的始封之国，都于曲阜（今山东曲阜）。其地略有今山东省东南部一带以及江苏北部之一隅。大致东到今沂水之东，南到今山东、江苏两省交界处，西至今山东郓城、巨野一带，北及泰山与汶水而同齐国为界。北邻强齐，南接吴、楚，西连宋、卫，东南和莒、郯等小国相望。从兵要地理角度分析，鲁国还是拥有一定的优势的。所谓“据河济之会，控淮泗之交，北阻泰岱，东带琅邪，地大物繁，民殷土沃，用以根柢三楚，囊括三齐，直走宋、卫，长驱许、陈，足以方行于中夏矣”（《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然而，在春秋期间，除了初年鲁国曾一时强盛，仅一败于齐，而四败宋，两败齐，一败卫、燕，几与强齐相匹敌外（参见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春秋初年鲁国之强”条），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处于弱小被动的境地。导致这一局面出现的主要缘由，当是鲁国统治者基本国策的失误，即只知死守周公礼乐之敎，拘泥而不知变通，未曾依据有利的战略地理环境，利用列国争雄的矛盾，采取积极主动的战略发展方针，以致坐失良机，渐渐没落。由此可见，兵要地理环境的优劣固然重要，但必须得到正确的运用才能发挥其作用。这正如顾祖禹所总结的那样：“然自春秋以来，不能抗衡于齐、楚，而纷纭之际，豪杰竞起，未见能以兖州集事者，何欤？盖必悬权而动，所向无前，然后可以拊敌之项背，绝敌之咽喉。若坐拥数城，欲以俟敌之衰敝，未有得免于覆亡者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二）
卫。卫国为武王弟康叔始封之国，初都朝歌（今河南淇县）。春秋初年曾为狄人所灭，藉齐桓公之力而复国，都楚丘（今河南滑县附近），后又迁都于帝丘（今河南濮阳附近），疆域日渐削小。约有今河北南端、河南北端及山东西端之一部。在当时，卫处中原腹心之北部，齐、鲁在其东，宋、曹居其南，晋、郑处其西。槪括而言，卫在春秋争霸战略格局中的地位不如郑、宋、曹诸国重要。晋、楚等大国只要控制了郑、宋等国，也就同时控制了卫国的归属。而卫国本身由于国微力弱，也很难对当时战略形势的演变施展大的影响。就春秋整个历史考察，卫国在较长的时期內和齐、宋诸国关系较为密切，并多依从晋国同楚国北进势力相抗衡，可谓是中原诸侯集团抵御强楚争霸的第一道防线。它的战略地位之重要，在于防止楚国深入中原，分割东西，以致使晋与齐、鲁的战略联系被切断。
陈、蔡、许。这三个诸侯国均疆域狭小，实力不强，且国都迁徙频繁，国祚旋绝旋续。例如蔡先后都于上蔡、新蔡、下蔡；许先后迁都于六处；唯陈国相对稳定，一直建都于陈（今河南淮阳一带）。大体而言，三国之地在今河南省东南部，与湖北、安徽两省相交界，即汝水、颍水流域及淮水之上游地区。就兵要地理而说，三国为中原腹心之南方门户，楚国在其南，鲁、宋在其东北，郑、晋在其西北，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如蔡国“北望汴洛，南通淮沔，倚荆楚之雄，走陈许之道。山川险塞，田野平舒，战守有资，耕屯足恃，介荆豫之间，自昔襟要处也”（《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楚国北进，首当其冲者则为此三国；而齐、晋之御楚者，亦争战于此三国之境。故终春秋之世，此三国恒为中原列国与南楚争夺之战场。但由于三国紧邻强楚，而晋则与它们中隔郑、宋诸国，影响力殊微，所以三国实际上始终归入楚的势力范围，系楚忠实之附庸国，曾多次协助楚国对晋、宋等国的军事行动，成为楚北进争霸的桥头堡垒。
燕、曹。燕国为召公奭始封之地，与鲁国的情况一样，也是由其长子就国。燕国在春秋史上一般称作北燕，其地以今北京市一带为中心，略有今河北省一部。在当时，燕僻处中原北陲，杂处于山戎与诸狄之间，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地旷人稀。终春秋之世，其战略地位并不显得特別重要，其战略动态也似乎不曾对整个形势产生过太大的影响。其眞正崛起，是在战国中期。曹国，地处今河南省东北及山东西部一带，都于陶邑（今山东定陶）。四周与宋、鲁、卫、郑诸国相邻，亦为四战之国，其兵要地理形势与卫国相似，唯实力与影响似较卫国尤为逊色。
吴、越。吴、越两国位处长江中下游地区。其中吴国都于吴县（今江苏苏州），其地略有今江苏省大部，兼及今安徽、浙江一部之地。东至海，南有太湖，西及皖北与楚国接壤，北距徐州与宋、鲁为界。越国都于会稽（今浙江绍兴），以今浙江中北部为其活动中心。东至海，西至今江西省境內，北至今浙江嘉兴一带与吴国为界。灭吴后，其疆域曾拓展至今江苏北部、山东南部一带。吴、越在春秋前中期尚默默无闻，但至春秋中晚期迅速崛起，“迭为霸王”。其地拥有江湖地利之胜，巩固后方，伺机而动，攻守皆宜，进退自如。对争霸主角晋、楚诸国来说，吴、越是自己争霸中心战场的最大侧后，谁拥有两国的支持，即可对敌手构成侧后的威胁，陷对手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处境。故晋国拉拢吴国牵制楚国北进在前，楚国如法炮制联络越国消弭吴国威胁于后。由此可见，吴、越独特的兵要地理环境曾对春秋晚期列国战略态势的递嬗，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吴、越两国亦凭依各自有利的兵要地理条件，际会风云，脱颖而出，成为春秋末年大国争霸斗争中的重要角色。
春秋时期列国间的军事斗争、外交活动就是在这样的兵要地理环境下展开的。换言之，当时列国战略方针的制定、战略决策的得失、战略格局的演变，都无不打上了这种兵要地理条件的深深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