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敌为上”与统一战争的胜利
所谓“尽敌为上”，其实质就是打歼灭战的战略指挥原则。歼灭战是战争活动中的主要手段，因为战争的进程和结局，归根结底要取决于敌对双方有生力量的消长。所以，不论战略、战役或战斗，歼灭战都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題的有效途径。近代普鲁士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曾在其名著《战争论》中对这一问題做过精辟的阐述，他指出：战斗是战争中唯一有效的活动。在战斗中，消灭同我们对峙的敌人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即使战斗实际上没有进行也是这样，因为在任何情况下，结局毫无疑问都是以消灭敌人军队为前提的。因此消灭敌人军队是一切军事行动的基础，是一切行动最基本的支柱，一切行动建立在消灭敌人军队这个基础上，就好像拱门建立在石柱上一样。……在战争所能追求的目的中，消灭敌人军队永远是最高的目的。在这里我们不能不指出，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即消灭敌人军队，这一企图是战争的长子。[25]所以，无论战争在具体情况下是多么多种多样，我们只要从战争这一槪念出发，仍可以肯定以下几点：（1）消灭敌人军队是战争的主要原则，对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来说，这是达到目标的主要途径；（2）消灭敌人的军队主要是在战斗中实现的；（3）具有一般目的的大的战斗才能产生大的结果。……根据上述几点可以得出一个双重法则，它包含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消灭敌人军队主要是通过大会战及其结果来实现的，大会战又必须以消灭敌人军队为主要目的。因此，应该把主力会战看作是战争的集中表现，是整个战争或战局的重心。如同太阳光在凹镜的焦点上聚成太阳的完整的像并发生极高的热度一样，战争的各种力量和条件也都集中在主力会战中，产生高度集中的效果。[26]
中国古代兵家对主力会战、打歼灭战问題同样予以高度的重视。早在先秦时期，就有人提出了打歼灭战、不打击溃战的基本认识，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好战果：“夫战，尽敌为上”（《国语·周语中》）；“若车不得车，骑不得骑，徒不得徒，虽破军皆无功”[27]。《孙膑兵法》更是毫不含糊地将作战目标定在消灭敌人的军队上，明确地树立了歼灭战的战略指挥原则，认为只有“覆军杀将”，使敌人“虽欲生不可得也”，才算是眞正掌握了“战之道”，即作战的基本规律（《孙膑兵法·月战》）。自秦汉以降，历代兵家对打歼灭战的指导原则也有充分的阐述，如明代兵书《登坛必究》就强调指出：“击虏以殄灭为期，小利不足贪。”[28]
“尽敌为上”的主力会战、全线歼敌作战指导思想，同样适用于秦汉历史上的统一战争的战略指挥。因为在统一大业实施者看来，无论是速战速决还是相对持久，夺取统一战争胜利的关键，都在于积极创造有利的战机，歼灭敌人的主力，只要摧毁了敌方的有生力量，那么，敌人再企图負隅顽抗便丧失了所有资本，在这种情况之下，速战速决也好，相对持久亦罢，其间的区別便仅仅是时间问題了，而决不会对胜利的最后归属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所以，秦汉时期统一战争的实施者都高度重视“尽敌为上”的意义，将它尊奉为实施战略指挥的一个重要原则，总是把寻机进行主力会战、歼敌主力作为作战的关键环节来慎重处理。
历史事实也正是如此。伊阙之战中，白起所率秦军大破韩、魏联军，斩首二十四万余级，韩、魏两国实际上就失去了抵抗秦国战略进攻的能力，其亡国也只是时间上的问題了。公元前260年，秦赵双方在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地区进行战略决战，秦将白起“正合奇胜”，善察战机，诱敌出击，然后分割包围，聚歼赵括所率赵军主力四十五万人，从根本上削弱了秦当时关东六国中最为强劲的对手，实际上使得秦统一六国、混同天下的道路变得畅通无阻。项燕所率的楚军主力数十万人，在秦国大将王翦指挥下的六十万雄师劲旅的凌厉打击之下，一败涂地，悉数就歼后，楚国便再也无法实施有效的抵抗，秦国平定楚地便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西晋灭吴统一南北的战争中，吴国丞相张悌所率吴军主力三万人在版桥（今安徽和县境內）为晋军一举消灭后，吴国全国上下惊恐震动，顿呈瓦解之势，西晋灭吴也就一帆风顺，指日可待了。[29]
应该说，秦灭六国，统一天下战略目标的最终实现，是来之不易的，归根结底，乃是通过歼灭关东六国主力与精锐的途径，“尽敌为上”，剥夺了对手的抵抗能力之后，才如愿以偿的。由此可见，消灭敌人的军队，贯彻“消灭敌人，保全自己”的战争原则，始终是一种比其他一切手段更为优越，更为有效的手段。[30]这一点，在从事统一战争并取得最后胜利问題上，亦无任何例外。
[1].参见《中国军事百科全书》“战争、战略分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41—343页。
[2].参见黃朴民《刀剑书写的永恒——中国传统军事文化散论》，国防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3].参见陈梧桐等《中国军事通史》，第五卷《西汉军事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5页。
[4].应该指出，“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的“军争”之法，包含着极其深刻的哲理，人们从中可以体悟出间接手段与直接手段內在统一的辩证关系。英国战略学家利德尔·哈特在其名著《战略论》中就申明自己因受这一原则的启示，提出了间接路线的战略。他强调指出，在战略上，表面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是达到战略目的的最短途径，间接路线往往比直接路线更为近捷，更为有效。他的看法正好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以迂为直”理论的强大生命力，而他本人也不愧为古代东方兵学思想的千古知音。
[5].参见吴如嵩主编《中国古代兵法精粹类编》高锐“序言”，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
[6].《十一家注孙子·势篇》王皙注。
[7].参见黃朴民《孙子评传》，广西敎育出版社，1994年，第139页。
[8].《百战奇法·分战》。
[9].《稼轩诗文钞存·美芹十论·守淮第五》。
[10].《兵录》卷九，《攻战·战略》。
[11].《兵法百言·法篇·分》。
[12].《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纪三，武帝太康元年。
[13].《卫公兵法》卷上，《将务兵谋》。
[14].《陆宣公奏议》卷一，《奏草一·论两河及淮西利害状》。
[15].《草庐经略》卷六，《客兵》。
[16].《卫公兵法》卷上，《将务兵谋》。
[17].《白豪子兵䉪》卷一，《迅》。
[18].《百战奇法·攻战》。
[19].《白豪子兵篇》卷一，《迅》。
[20].《兵法百言·法篇·速》。
[21].《贾谊集·过秦论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
[22].《投笔肤谈》上卷，《持衡第四》。
[23].《草庐经略》卷九，《击强》。
[24].《百战奇法·守战》。
[25].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和手段”，商务印书馆，1978年。
[26].参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四篇“战斗”之“主力会战”章。
[27].《吴子兵法·励士》。
[28].《登坛必究》卷十六，《经武》。
[29].《资治通鉴》卷八十一“晋纪三武帝太康元年”记载：“吴主闻王浑南下，使丞相张悌督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副军师诸葛靓帅众三万渡江逆战。至牛渚，沈莹日：‘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上流诸军，素无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不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宜畜众力以待其来，与之一战，若幸而胜之，江西自淸。今渡江与晋大军战，不幸而败，则大事去矣！“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至此，众心骇惧，不可复整。及今渡江，犹可决战。若其败丧，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捷，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胜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士众散尽，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悌等济江……为晋兵所杀……吴人大震。”
[30].参见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篇“论战争的性质”第二章“战争中的目的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