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学”敎育，先秦“尚武”精神的载体
先秦时期的“尚武”文化精神的张扬，是与当时的敎育主体与敎学內容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贵族所受敎育的主要內容，军事科目占有很大的比重。当时的“六艺”，并非孔子整理古代经典以后所确立的“六艺”（诗、书、礼、乐、春秋、易），而是富有实践与操作意义的“礼、乐、射、御、书、数”。学“礼”，乃是道德行为准则的确立，学“乐”，乃是文化情操境界的塑造，“书”与“数”，则是应对社会事务能力的培养，而“射”与“御”的学习，则是为了军事技能的掌握。由此可见，当时的敎育，注重的是德、智、体、美全方位健全人格的人才之培育，而军事技能的学习和掌握，则是非常重要的环节，这种敎育模式，实与先秦时期的“尚武”风尚相一致。
据史料记载，上古三代时期军队的军事训练与实战演习，其名目称为“蒐”“狝”，即主要通过“田猎”的方式来进行。当时，一般贵族子弟和上层国人子弟在成年之前，都必须接受一定的军事敎育和进行军事训练。据《礼记·內则》记载可知，他们从十五岁开始学习有关的军事技能，主要的学习內容是“射”和“御”，这是与当时作战方式以车战为主的特殊历史条件相一致的。
但对广大“亦兵亦农”的普通国人来说，更主要的军事训练和实战演习乃是通过参与田猎活动来实现的，即所谓“则其制令，且以田猎，因以赏罚，则百姓通于军事矣”[4]；“敎于田猎，以习五戎”（《礼记·月令》）。一般在农闲时进行，这就是《左传·隐公五年》所说的：“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可见当时统治者每年要进行四次田猎活动来使将士熟悉军事，以车兵、射士和步兵的作战阵形模拟实战进行演习，从而提高部队的实战能力。据《周礼·夏官·大司马》记载，在农闲时进行的四次军事演练，又有独特的命名：振旅、茇舍、治兵、大阅，这反映了其在演练上各有自己的不同侧重点。
在四时田猎习武活动中，尤以冬季的那一次“大阅”规模最大，最具有代表性，所以《国语·周语上》干脆忽略了其他三季的演练，仅仅把冬季的“大阅”列为军事训练活动，“三时务农而一时讲武”，此时，国君、朝臣都要参加，《诗经·豳风·七月》所载即系明证：“二之日其同，载缵武功。”郑玄笺曰：“其同者，君臣及民因习兵俱出田也。”所以冬季的“大阅”最为隆重盛大。
随着军事发展的需要，王室和各方国在利用田猎开展军事训练的过程中，也逐渐減少了娱乐性的成分，使之更适应实战的要求，如《周礼·夏官·大司马》对四时的田猎活动，作出了阶段性的安排：首先侧重进行基础性的军事演练，如阵形排列，识別旗、鼓、金等指挥信号，并且“敎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等单兵队列敎练；然后进行狩猎，以野兽为假设敌，模拟进攻行动，演习军阵；最后检査捕获物以论赏罚。仲冬十一月，则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和军事检阅，“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礼记·月令》）。
排演练习战斗舞蹈（“武舞”）也是“尚武”氛围笼罩之下先秦军事训练中的重要项目。参加武舞的人员，一般都手持干盾，模拟基本战斗动作，旣用来激励舞者本人和旁覌者的战斗激情和尚武精神，又促使参加舞蹈者熟悉作战动作的要领，为实战作必要的准备。闻一多先生曾指出：“除战争外，恐怕跳舞对于原始部落的人，是唯一的使他们覚得休戚相关的时机。它也是对于战争最好的准备之一，因为操练式的跳舞有许多地方相当于我们的军事训练。”[5]这是很精辟的说法。唯根据实战过程，制为舞乐，“美盛德之形容”（《毛诗序》）者，不仅原始部落有之，夏商以降历代均有之；不仅汉族有之，其他民族也有之。
从文献记载看，当时的武舞是和射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礼记·內则》说：“成童舞象，学射御。”又如《诗经·齐风·猗嗟》也说：“舞则选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以御乱兮。”可见武舞实际上就是军事操练的一种形式[6]，是“尚武”文化精神的艺术上之形象写照，它与“蒐狝”活动一起，构成当时军事训练的主体內容，并且在实战中体现出其独特的壮覌景象。相传武王伐纣时，在进攻朝歌的前夜，士兵们曾“欢乐以达旦，前歌后舞”[7]。而在凌晨进攻时，勇锐的巴师则“歌舞以凌”，就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
先秦时期还开设各级学校培养人才，在贵族子弟与上层平民中进行军事敎育。这些学校，从本质属性上讲，乃是“武学”。对此，王晖敎授在其《庠序：商周武学堂考辨——兼论周代小学大学所学內容之別》[8]一文中曾有翔实的论证。他认为，商代的武学堂为“庠”，周代的武学堂为“序”，其就性质而言，乃属于当时的“大学”辟雍，其基本功能，是敎学射、御技能的场所，在敎学射御技能的同时，也进行礼仪活动的敎育。这样，《孟子·滕文公上》所言三代敎育“设为庠、序、学、校以敎之。庠者，养也；校者，敎也；序者，射也”，其眞实含义才得以淸楚明白了。
夏代的史迹尚不是很淸楚，但商代对贵族子弟、战车甲士进行射、御训练则已经得到甲骨 卜辞的证实。卜辞中有大量诸如“王其学众伐于口方”“学马”“敎戍”一类的记载[9]，还常见是否令其人“庠射”“庠三百射”的反复占 卜。据王晖敎授的覌点，“庠”是商代学校的名称，可见当时射手、御者要经过学校的专门训练，而敎练的选择多经反复占卜，显得极其郑重、谨慎[10]。
西周时期的学校军事敎育得到进一步加强。当时，在中央设立有“辟雍”“学宫”“射庐”“大池”等学校机构，可以统称为“序”。《孟子·滕文公上》言“夏曰校，殷曰序，周为庠”，王晖认为，这里殷商学校名称与周代学校名称属于互乙错讹，而许慎《说文解字》“广部”、《汉书·儒林传》皆作“殷曰庠，周曰序”，乃是与甲骨 卜辞、西周金文所述学校名称相一致的。诸侯国及卿大夫采邑，也设置有“泮宫”“庠”“序”“校”“塾”等学校，以保证军事敎育与军事训练的普遍推行。
大致而言，贵族子弟一般从十五岁起学习乐舞（包括“武舞”）和射御课程，每名“学士”都要学好射箭和驾驭兵车的本领，这些本领包括“五射”（五种射箭技法）和“五驭”（五种驾车技巧），由保氏等专业人员負責传授。周代的射仪，规模十分盛大，据《仪礼》记载，分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四种，各有定制，所用的弓、箭、靶和伴奏音乐均不相同，其目的是通过表彰射、御之善者，以提高射、御之术，加强军队的战斗力。其中，大射是在射宫举行的“选射之礼”。至今尚存的周金亚尊就是此种射仪上使用的饮器。据静簋记载，当时有位名叫“静”的王子，曾遵照“王命”和一些贵族少年在“学宫”习射。两个月后，他们又参加了一次在“大池”举行的田猎，进行实际演习，而周王本人也经常在射宫和猎场亲自发矢操练。这种武学敎育体系的确立和武学敎学內容的落实，也就成为先秦“尚武”文化精神维系与发扬的重要制度性保证。
除开展射、御技能训练外，在整个社会“尚武”风尚的影响下，当时的学校还从事告庙、献俘、庆赏、饮至等“军礼”的敎育。它们和射、御训练一起，构成当时贵族子弟的主要学习內容，通过这一途径，弘扬“尚武”精神，增强武备覌念，提高军事技能，提升军队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