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孙子所倡导的将帅素质综合指标中，“仁”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要素，位居第三。稍加考察，我们就能发现，孙子所言之“仁”，对将帅来说，其实有两个层面的含义。浅层次的“仁”，就是指身为将帅者，当仁慈宽厚，富有悲天悯人的同情之心，能关心普通士卒，爱护广大民众，“视卒如婴儿”，“视卒如爱子”，与普通士卒劳逸相均，休戚与共。但是，就深层次而言，孙子所说之“仁”，应该是指身为将帅者的领导风格，其所应该具备的胸襟和肚量，即，能做到虚怀若谷，海涵包容，不以己之是非为是非，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能够开诚布公，集思广益，能够兼听则明，集众人之知为知。明白“水至淸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的道理，懂得“眼睛里面揉不得沙子”绝对未必是好事情的人生哲理，换言之，统帅或决策者千万不可自以为是，锱铢必较，对属下强求一律，求全責备。很显然，孙子的“仁”之深层次考量，把包容性推崇为决策者的博大胸襟之体现，高明领导艺术之特征，乃是合乎春秋时期人们关于“仁”眞实含义理解的普遍共识的，因为当时人们对“仁”之本质的解读，就倾向于将“仁”看作诸多美德的有机综合，融会贯通，浑然一体。如《左传·襄公七年》就明确强调：“恤民为德，正直为正，正曲为直，参和为仁。”显而易见，“仁”是“德、直、正”三者之间的有机结合与哲理抽象——“参和为仁”。

“勇”，在孙子的将帅素质养成结构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在“五德”中排列在第四的位置。孙子所说的“勇”，同“仁”一样，也有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就低层次来说，“勇”就是不怕牺牲，视死如归，敢于搏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奋勇争先死不旋踵。所谓“投之无所往，诸、刿之勇也”（《九地篇》）。用《吴子兵法》的话来说，就是“临敌不怀生”，“受命而不辞，敌破而后言返”，“出师之日，有死之荣，无生之辱”（《吴子兵法·论将》）。其次，从更高的层次来说，“勇”其实是要求将帅具备毅然决然的担当精神，敢于負責，敢于承受。不抱怨于上，不诿过于他人。这种敢于負責的勇气，才是眞正的大勇！有些统帅之所以难以让部下心悦诚服，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们畏葸萎靡，优柔寡断，只会算计，患得患失，缺乏担当精神，从来不对事情負責，有了成绩，都贪得无厌，归功于自己，认为都是自己英明领导的结果，而一旦有问題，有缺憾，他们却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原因，总是千方百计甩锅，推诿責任，找下属做替罪羊，这如何能让下属服气？其心怀怨怼，也是自然而然了！这一点，克劳塞维茨也在《战争论》有深刻的诠释，他曾经这么说过：“（作为统帅）必须具有两种特性：一是在这种茫茫的黑暗中仍能发出內在的微光以照亮眞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随这种微光前进的勇气。前者在法语中被形象地称为眼力，后者就是果断。果断是勇气在具体情况下的一种表现，但它不是敢于冐肉体危险的勇气，而是敢于負責的勇气，也就是敢于面对精神危险的勇气。”[4]而瑞士军事学家若米尼在其《战争艺术槪论》一书中的覌点也是相同的，他认为：“一个军队总司令的最主要素质，永远是（一）具有顽强的性格与勇敢的精神，能够作出伟大的决定。（二）冷静沉着，或具有体魄上的勇气，不怕任何危险，学问仅居第三。”[5]由此可见，孙子所说的“勇”，对将帅而言，是担当，是果断，“勇能果断”，梅尧臣的解读与阐释，眞可谓是一语中的。

“严”，也是孙子的将帅综合素质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和必有之义。慈不掌兵，“严”是将帅统军理兵的客覌要求。曾国藩有言，以菩萨心肠，行霹雳手段，这个霹雳手段，就是“严”的形象写照。旅进旅退，令行禁止，这是军队克敌制胜的前提条件，统帅，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应该是铁石心肠，冷血动物。所谓“严能立威”，按照《尉缭子·兵令上》的逻辑，其最高境界，乃是要让士卒畏将如虎，“卒畏将甚于敌者战胜，卒畏敌甚于将者战败”。在这个问題上，东西方军事学家的看法是殊途同归的。古代希腊军事学家色诺芬在其《长征记》中也主张：“一支没有惩罚的军队是没有好处的。一个兵要执行好勤务，不伤害朋友，或是毫无遁词去攻击敌人，他必须对指挥官怕得比敌人厉害。”[6]荀子在《议兵篇》中有云：“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战国时期，秦军之所以能够成为虎狼之师，战胜攻取，所向披靡，关键就在于秦军军纪最为严酷，这在反映秦国军事思想的兵书《尉缭子》一书中有充分的体现。它记载了大量的军纪军法，而且十分严酷，没有任何的宽贷，动辄就诛杀无赦，并株连家人同僚，充斥着血腥之气，令人闻风丧胆：“将自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尉缭子·重刑令》）而恰恰是这种严刑峻法，使得秦军将士在战斗中不敢有任何的侥幸心理，只能一往直前，与敌生死相搏。这才有“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诸侯”（贾谊《过秦论》），于公元前221年实现天下一统，六合混同，“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李白《古风·秦王扫六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