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战争的“国际”因素

再回到外因，晋楚争霸，各自争取战略后援与合作，则毫无疑义是吴越战争爆发的重要推手。自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起，这两个春秋时期的一号与二号大国，就进入了战略上全方位的“零和”博弈。三场战略会战（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战，公元前597年的邲之战，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晋楚打成了二比一的比分，晋二胜一負，楚一赢二输，随后的三驾之役，也是晋国占了上风。这个结果，显示出两强相争，晋国稍有优势，楚国略处下风，“当今吾不能与晋争”（《左传·襄公九年》），“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但是，晋国的优势并不是压倒性的，而楚国亦绝非泥足巨人，不堪一击。两国基本上可以说是势均力敌，形成胶着状态，进入对峙局面，两国都难以独立打破僵局，于是乎各自寻求与国，以利霸业的发展，达成旣定的战略目标。

晋国在这方面率先着鞭，为了对付楚国，打破僵局，就注重于开辟第二战线，采取“联吴制楚”的方略。早在吴王寿梦二年（前584），晋景公派遣楚国叛臣申公巫臣带着战车与军事顾问到吴国，游说吴国选边站队，投入晋国的怀抱，帮助吴国训练军队，鼓动吴国从侧后攻击楚国。“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敎吴乘车，敎之战陈，敎之叛楚”（《左传·成公七年》），“凡中国之长技皆与吴共之”，拉拢吴国从侧后骚扰进攻楚国，置楚国于顾此失彼、左支右绌、捉襟见肘、疲于奔命的两线作战困境，楚国因此而陷入战略上的极大被动，“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左传·成公七年》），严重遏抑了楚国北上争霸的势头。

至于兵学家孙子为什么跑到吴国去，我个人认为其历史的谜底也许跟当时的外交结盟同样有关系。晋国派出军事敎官去帮助吴国，而齐国兵学发达，有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作为晋的重要同盟国，齐国也不能袖手旁覌，坐享其成，也得出力，也得添砖加瓦，于是派人掺和这场战略博弈，敲敲边鼓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所以孙子就是齐国派出的前去帮助吴国的人。另外，根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佚文《吴问篇》的记载，吴王阖闾向孙子询问晋国的政局动态与权力重组，“六将军专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后存？”也即其政局会怎么演变？他不问齐国的情况，不问鲁国的情况，也不问楚国、秦国、越国的情况，而偏偏问晋国的情况，这里面同样很有讲究。当时晋国是六个大族当政，彼此之间拉帮结派，钩心斗角，暗潮汹涌，云诡波谲，吴、晋两国是战略同盟，在选择与晋国內部哪一个宗族打交道时，一定要小心翼翼，十分谨慎，注意选边站队，千万不能押宝押错了，那样的话，也就前功尽弃，后患无穷了！所以，吴王阖闾才向孙子请敎分析晋国的政局，即所谓“不知诸侯之谋者，不能豫交”（《孙子兵法·军争篇》）。

楚国为了扭转和改变这种被动不利的战略态势，走出战略上的窘境，遂依样画葫芦，如法炮制，利用越和吴争夺江湖河泽之利、各自拓展疆域的深层次矛盾，煽风点火，积极争取和扶植越国，鼓动它从侧后威胁和骚扰吴国，以減轻吴国对楚的压力。楚国很聪明也很克制，知道晋国太强大，它的龙头老大地位是不能轻易去挑战的。于是，楚国没有直接去挑战晋国，而是去找晋国的马前卒吴国的晦气，可见楚国在吴越战争中扮演的是影武者的重要角色。

不仅如此，楚国还从人力与物力方面添加赌注，狠下血本。辅佐越王勾践成就灭吴大业的最重要功臣范蠡和文种，其实都是楚国人士（范蠡为楚宛地人，文种为楚郢都人），所以他们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到越国为臣，为越国战胜吴国而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很有可能是带着任务来的，不能排除其秉承楚国朝廷的旨意而行事的背景。而勾践对来自楚国的两位客卿范蠡与文种，同样是毫不介意他们的身份问題，引以为自己的最大心腹，尊重有加，言听计从，并且根据他们的特长（“兵甲之事，种不如蠡；塡抚国家，亲附百姓，蠡不如种”，见《史记·越王句践世家》），委以不同的要职，“举国政属大夫种”，而由范蠡全面主持军事、外交事务，因能授官，各尽其才：“种躬正內，蠡出治外。內浊不烦，外无不得，臣主同心，遂霸越邦。”（《越绝书·外传纪策考》）

由此可见，野心勃勃，热衷于事业崛起，梦想着弯道超车的越国，正需要有荆楚这样的大国支持，来为自己背书。于是，双方你情我愿，一拍即合，出于各自的利益考量而联合起来，构成了实质上相对稳定的战略同盟关系。这样一来，吴越战争就因为十分复杂的国际背景因素的深度介入与影响，而日趋激烈，双方互视对方为自己的主要敌手，杀得天昏地暗、不可开交。像孙子在吴国为将，其兵书中就明确把吴国当作作战的重点对象：“夫吴人与越人相恶也”（《孙子兵法·九地篇》），“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孙子兵法·虚实篇》）。到了吴楚柏举之战后，吴、越两国间愈演愈烈的军事冲突，更进一步发展成为主导当时天下战略格局的全面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