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武”精神，先秦文化的基调

先秦是中国历史的少年时期，它的显著特色之一，是崇尚果毅勇武，充沛阳刚之气，积极有为，锐意进取。这首先在它的社会审美价値覌念上有鲜明的体现。

具体地说，当时社会氛围可谓普遍推崇“尚武”精神，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戎”，也就是军事，乃是最重要的两件大事之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前者，是用以沟通天人，从君权天授的角度，论证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后者，则是统治得以维系与延续的基本物质保证。没有强大的武力，没有巩固的国防，一切的统治权益皆失去存在的可能与价値。《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云“政由宁氏，祭则寡人”，这里的“政”，第一属性就是军事。这也是世界历史上普遍存在过的“军事民主制”双头政治（祭司与军事首长共同治理）的孑遗在中国先秦历史上的残余痕迹。很显然，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执干戈以卫社稷”（《礼记·檀弓下》）才是正经的事业，只有孔武有力的武士，才是人群中的精英、社稷的靠山、国家的栋梁，所谓“赳赳武夫，公侯干城”（《诗经·周南·兔置》），讲的就是这种时代风尚，换成在今天，“赳赳武夫”，那就是京剧《沙家浜》中胡传魁司令一类人物了，即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粗汉一个。顾颉刚先生曾做过考证，认为“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2]。他们是“国士”，地位崇高，万人钦仰：“国士在，且厚，不可当也。”（《左传·成公十六年》）

这种社会普遍“尚武”的风尚，在当时的婚姻择偶覌中也有具体的反映。《左传·昭公元年》所记载的郑国贵族徐吾犯之妹的婚姻故事，就是一个形象生动的例证：

郑徐吾犯之妹美，公孙楚聘之矣，公孙黑又使强委禽焉。犯惧，告子产。子产曰：“是国无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与。”犯请于二子，请使女择焉。皆许之，子皙盛饰入，布币而出。子南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女自房覌之，曰：“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适子南氏。

可见，郑国贵族徐吾犯之妹择婿时，舍弃衣冠楚楚“盛饰”、忸怩作态的公孙黑（子皙）而最终选择“戎服入，左右射，超乘而出”的公孙楚（子南），其理由就是公孙楚粗犷强悍，有一身的蛮劲，“子皙信美矣，抑子南，夫也。夫夫妇妇，所谓顺也”。追求阳刚之气，鄙视阴柔之美，其“尚武”之价値取向，可谓昭然若揭。显而易见，推崇勇敢，赞美果毅，乃是当时人们的特殊嗜好与强烈追求。《国语·周语中》记载晋国卿大夫郤至自称有“三伐”：“吾有三伐：勇而有礼，反之以仁。吾三逐楚君之卒，勇也。见其君必下而趋，礼也。能获郑伯而赦之，仁也。”这里，“勇”为“三伐”之首，“尚武”之风貌，可谓跃然纸上。而像《诗经·秦风·无衣》这样的诗篇，更是将“尚武”精神弘扬光大到了极致：“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由于“尚武”精神风行弥漫于当时整个社会，因此，贵族们都特別重视尊严，将个人的荣誉看得比生命还要重要，动辄决斗，遵守规则，讲求信誉，视死如归，这就是“尚武”风尚在贵族社会生活中的自然反映。换言之，提倡“信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尚武”精神在道德范畴上的必有之义。因此，成书于春秋晚期的《孙子兵法》一书，在阐释“将有五德”问題上，将“信”列为将帅必须具有的五项素质中的第二位，其地位仅次于“智”而高于“仁”“勇”“严”。“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论语·为政》），“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云云，遂成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连孔夫子也将“信”这一道德伦理范畴，看成为治国安邦的先决前提与根本条件：“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

《左传·昭公二十一年》所记载的宋国两位贵族的交锋，非常典型地透露了当时贵族在“尚武”精神熏陶下的规则意识，即战场交锋之“正大不诈”的原则。这一年，在宋国爆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动乱，史称“华豹之乱”。在平息叛乱的过程中，宋军主将公子城与叛军首领华豹在战场上相遭遇，双方之间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较量，华豹身手敏捷，动作迅速，率先拉开弓弦，射了对方一箭，遗憾的是，他未能射中对方。按“军礼”的要求，接下来该对方射了，华豹当时心急火燎，还想发射第二箭。这时候，对手公子城发现华豹有作弊的嫌疑，忍不住高声大喊：“不狎，鄙！”你怎么能不讲规则呢，这太卑鄙了！你已经射了我一箭，现在该轮到我回敬了。华豹一听，有道理，覚得非常惭愧，于是就停止了发射箭镞的动作，心想，且等你射完第一箭之后，轮到我，我再回敬射你一箭。于是他就傻傻地待在那里，静静地等着对方射，结果被公子城一箭射死。这就是当时“尚武”之风弥漫下，人们对信义的自然皈依。可见，贵族信守规则的意识，在战争这样的社会公共生活领域中也同样得以坚守，呈示着这种“尚武”精神引领下的诚信原则，所谓“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3]，所谓“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左传·僖公二十二年》），等等，皆系“尚武”精神浸润之下的自然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