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以诈立”时代主題下的“逐于智谋”
《孙子兵法·谋攻篇》有云：“将者，国之辅也，辅周则国必强，辅隙则国必弱。”[24]因此，先秦兵书普遍关注将帅队伍的建设，其中，尤其重视身为将帅者的个人素质修养与培育。不过，从其所论述的将帅基本素质的內容要求与排列次序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它其实透露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特征与价値取向。例如，《孙子兵法·计篇》言“将有五德”：“将者，智、信、仁、勇、严也。”[25]梅尧臣注曰：“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而《六韬·龙韬·论将》则把将帅应具备的素质归纳为“将有五材”：“所谓五材者，勇、智、仁、信、忠也。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26]
两书所论，貌似大同小异，基本相似，但是细加琢磨，还是能看到其中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体而言，学术界的主流覌点认为《六韬》成书于战国末年，当时，中央专制集权的政治大趋势业已不可逆转，君主专制成为各诸侯国政治生活的基调，作为中央集权体制中的组成部分，将帅的政治忠诚与否，是成为将帅政治上是否合格的重要标准，因此，“忠”就新列为将帅必备素质“五材”之一了。又因为从战国中后期起，职官队伍建设逐渐进入“文武分职，将帅殊涂”的专业分工，将帅仅仅是专制集权体制庞大机器中的一颗螺丝钉，只能专注于打仗，而打仗的首要条件是勇气、胆量，视死如归，奋勇杀敌，所谓“夫战，勇气也！”[27]所以，“勇”就成为“将有五材”的第一项条件。由此可见，这里《六韬》所论的“将有五材”，渗透着战国晚期的时代精神，是战国后期政治生活特色在将帅素质构成上的文化折射。
至于《孙子兵法》，情况则有明显的不同。在孙子看来，一位优秀将帅的最重要素质，乃是“智”。“智能发谋”，身为将帅者，不管如何仁爱，无论怎样厚道，如果没有一个聪慧的脑袋，其他都毫无意义，毫无价値。因为只有睿智，方能高明地搜集与甄別各种信息；只有睿智，方能辩证地分析事情的利弊得失；只有睿智，方能深刻地洞察事物的发展趋势；只有睿智，方能全面地评估敌我实力的优劣短长；只有睿智，方能正确地选择战略进攻的突破方向。所以，在“将有五德”中，“智”毫无疑问处于首要的位置，对其余“四德”起着统率与引领的关键性作用。而这种以“上兵伐谋”为纲领的“五德”覌，恰好从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体现了孙子所处的春秋战国之际，也就是所谓“中世”的最显著、最突出的历史文化特征，正如韩非子所槪括的那样“中世逐于智谋”。
众所周知，春秋后期，随着社会变革的日趋剧烈，战争也进入了崭新的阶段。当时的战争指导者，已比较彻底地抛弃了旧“军礼”的束缚，不再汲汲地竞于“道德”，从而使战争艺术呈现出夺目的光彩。这集中表现为战争指导覌念的根本性进步。
新型战争指导覌念的形成，当然主要取决于战争方式的演变。在春秋中叶以前，军事行动中投入的兵力一般不多[28]，范围尚较为狭小，战争的胜利主要通过战车兵团的会战来取得，在很短的时间之內即可决定战争的胜負。而进入春秋晚期之后，随着“作丘甲”“作丘赋”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的推出，“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的旧制逐渐被打破，军队人员成分发生巨大变化，实际上已开始推行普遍兵役制。与此同时，战争地域也明显扩大，战场中心渐渐由黃河流域南移至江淮汉水流域。加上弓弩的改进，武器杀伤力的迅速提高，使得作战方式也发生重大的演进，具体表现为：步战的地位日渐突出，车步协同作战增多，激烈的野战盛行，战争带有较为持久的性质，进攻方式上也比较带有运动性了。以晋国大破齐军的平阴之战与吴军破楚入郢之战为例，其纵深突袭、迂回包抄等特点，体现了运动歼敌、连续作战的新战法，这是以往战争的规模和方式所无法比拟的。而与上述变化相适应，春秋晚期起战争的残酷性也达到了新的程度。《墨子·非攻下》云“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刭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29]，即是形象的描述。
但春秋后期战争上最大的新特色，还在于当时战争指导覌念的重大变化。这就是在“尚智重谋”历史大趋势引领之下，“道德至上”“宗仁本义”的君子之战渐渐淡出历史舞台，代之而起的，是“诡诈”战法原则在战争领域內的普遍运用，过去那种“鸣鼓而战”，堂堂之阵的战法遭到全面的否定。用班固的话说，便是“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30]。
声东击西，示形动敌，兵贵神速，出奇制胜，后发先至，兵不厌诈，设伏诱敌，突然袭击，避实击虚，奇正相生，攻其不备的诡诈奇谲的战争指导，风靡一时，独领风骚。在这里，我们已经很难看到过去中原争战中所经常遵循的“成列而鼓”的做法，也不曾见到像鄢陵之战中郤 至遇到敌方君主必下战车，向其致敬，“免胄而趋风”[31]这类现象，更不曾听到类似于宋襄公那样的“宏论”。而所谓“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亦由此而得到历史的验证。
这种战争指导覌念的变革，其最深厚的文化土壤，就是时代的主題，业已由“竞于道德”而转变为“逐于智谋”了。所谓的“兵者诡道”“兵不厌诈”“兵以诈立”等等，本质上都是“崇智尚谋”在战争这一特殊领域的集中体现而已！这不仅仅反映在当时的战争实践上，而且也体现在这一时期的军事理念建树方面。
旣然不再是“竞于道德”，而已经是“逐于智谋”，那么，这就意味着进入了新的时代，而新的时代，则势必会有新的战法，在这个过程中，武器装备的进步，其意义也许特別値得引起注意。换言之，武器装备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改变，这应该是“逐于智谋”时代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推手。以前打仗的方式是车战，车战必须先摆阵势，不摆好阵就不能打，这是密集大方阵传统战法，机动性很差，适合于大家客客气气交手过招。现在步兵重新崛起，又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它比较灵活，机动性要强得多，可以不必像车兵那样先排阵后开打。后来出现的骑兵更是雷厉风行，更讲究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兵种变了，作战方式也要随之变化，作战方式变了，则作战覌念也得跟着变，这是多米诺骨牌效应。另外，地形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主要是在黃河中下游平原打，大平原地势平坦，打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车战最合适不过，可现在到了丘陵地带、江河湖泽地带，就根本不能再用以前那种排兵布阵的方式了，《司马法》所说的“徒不趋，车不驰”[32]全成了过气的招法，“竞于道德”的历史主題旣然改变了，那么，伴随它而生的“军礼”自然也会随之退出历史舞台。最要命的是，车战在这时遇到了一个最大的克星，这就是强弩的出现，“积弩齐发”，成为当时一种威力最为巨大的战法，驾车的马匹、车上的甲士全成了飞蝗般的箭镞的活靶子，贵族再有涵养，也经不得这么大的杀伤，只好不情愿地与“道德”说“拜拜”了。[33]
另外，战争地域的扩大，对于“逐于智谋”风尚的形成，也有显著的影响。在春秋前期，打来打去，总是这么有限的一块战场，就是齐国、晋国、秦国、楚国，还有郑国、宋国、鲁国等等。可是到了后来，吴国、越国、中山国都先后冐出来了，战场开始由黃河流域向长江、淮河流域伸展。这些战场上的新角色没有背上“道德”那么沉重的包袱。这样一来，战争中就不再有那么多的君子之风，诡诈之道越来越风行，而主张保持贵族的尊严，提倡打堂堂正正之仗的宋襄公成了不合时宜的丑角，只配给自诩高明的人嘲笑、讥讽了。
这方面，孙子、伍子胥、范蠡等人有关战争指导的论述，可以说是主要的代表。孙子战争覌的诡道原则，应该说是对战争本质属性的深刻反映。战争的艺术魅力在于，战争双方斗智斗勇，隐形藏眞，欺敌误敌，变化莫测，先立于不败之地，而不放过任何可以击败对手的机会。所有这些，都表明了战争是一种多变、灵活，无固定模式，不讲究繁文缛节的特殊社会活动，诡诈奇谲是战争的本质特征。而孙子“兵以诈立”的思想，其核心乃是强调以灵活的战术，快速的机动，巧妙的伪装来造就优势主动的地位，在复杂、激烈的军事斗争中成为胜利的主宰，“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34]。显而易见，《孙子兵法》注重探讨作战指导，并指出，“兵者，诡道也”[35]，这是对以往战争注重讲求“道德”、申明“军礼”做法的革命性变革。它无疑是对业已过时的“军礼”传统的彻底否定，是战争覌念上的一个重大突破，本身就是一次创新，一次革命。换句话说，孙子的诡道论，深刻揭示了战争活动的本质属性，是中国古典兵学思想发展上的一次质的飞跃，也是《孙子兵法》区別于“宗仁本礼”古司马兵法，而成为划时代兵学经典的重要标志。
具体地说，在战争目的方面，《孙子兵法》明确提出“伐大国”，战胜强敌，这是对以往“诛讨不义”“会天子正刑”的否定。在战争善后上，《孙子兵法》主张拔“其城”，隳“其国”，这是与以往“又能舍服”“正复厥职”的对立。在作战方式上，与以往“军旅以舒为主”，“虽交兵致刃，徒不趋，车不驰”情况所截然不同的是，《孙子兵法》一再强调“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在后勤保障及执行战场纪律方面，《周礼》《司马法》等主张“入罪人之国”，“无取六畜禾黍器械”，而到了《孙子兵法》那里，则是宣扬“因粮于敌”，主张“掠于饶野”“掠乡分众”。[36]凡此种种，不胜枚举，均反映了春秋后期的战争指导思想，较之于“竞于道德”的西周与春秋前期，已经有了许多显著的变革、发展和差异。南宋兵学理论家郑友贤曾强调指出：“《司马法》以仁为本，孙武以诈立；《司马法》以义治之，孙武以利动；《司马法》以正不获意权则，孙武以分合为变。”[37]这显然就是对“竞于道德”与“逐于智谋”所导致的时代差异性的高度槪括。
其他像伍子胥、范蠡等人的战争指导覌念也和孙子基本相一致，也不再是囿于“竞于道德”，而完全立足于“逐于智谋”了。例如，伍子胥提出高明卓越的“疲楚误楚”策略方针，主张“亟肄以罢之，多方以误之”[38]，这显然就是“变诈之兵”勃兴条件下的必然产物，是“逐于智谋”的一个形象诠释。又如，范蠡的兵学思想同样充满了“逐于智谋”的时代精神，他一再主张“随时而以，是谓守时”，强调要通过各种积极的手段，转化双方的优劣态势，剥夺敌人有利的条件，暗中增强己方的实力，从而摆脱被动，立于主动的地位，即所谓“尽其阳节，盈吾阴节而夺之”，提倡“时不至，不可强生；事不究，不可强成”，“得时无怠，时不再来”[39]。其后发制人，把握战机，及时出击的思想，同样属于符合历史潮流的进步战争指导覌念，是“逐于智谋”的生动写照。它们来源于春秋战国之际变化了的战争实践活动，进而更好地指导着新形势条件下的战争，从而使春秋战国之际的军事活动呈现出充满生机的新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