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结盟的几个显著特征
第一，利益导向原则。通覌春秋时期的历史，我们可以淸晰地发现，当时所有结盟或者背盟，归根结底，大多都是由国家利益驱动的。所谓“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不变的利益”。这个本质属性，在春秋时期也没有例外。秦国在秦穆公统治前中期积极支持和扶助晋国，并不是出于道义，而是想让晋国投桃报李，亲附依从秦国，使秦国得以通过函谷关进占中原。但晋国强大后基于独霸中原的战略考量，就不能容忍利益均沾，更不乐意为他人作嫁衣裳，所以，一定要把秦穆公关在西部一隅之地，秦、晋之盟最终难以避免地破裂，两国反目成仇，进而兵戎相见，大打出手，这乃是大势之所趋，是完全不以人们的主覌意志为转移的。晋国和吴国联合，也不是由于晋国品德高尚，乐于助人，而是因为晋国要考虑对付楚国的大战略，等到吴国羽翼丰满，眞正强大起来的时候，吴王夫差就过河拆桥、恩将仇报，要跟晋国一样去争当老大，遂有“黃池之会”争当盟主、反目成仇一幕的发生，“于周室，我为长”（《左传·哀公十三年》），“孤欲守吾先君之班爵，进则不敢，退则不可。今会日薄矣，恐事之不集，以为诸侯笑。孤之事君在今日，不得事君亦在今日。为使者之无远也，孤用亲听命于藩篱之外”（《国语·吴语》）。越王勾践在楚国的帮助下打败并灭亡了吴国，但等到他横行江淮的时候，就将楚国晾在一边了。楚国派去的援越大臣，要么自己“识时务者为俊杰”，早早跑路，溜之大吉，譬如范蠡带着西施泛舟五湖，过快乐逍遥的小日子了，要么被杀，譬如文种，脑袋进水，自以为有大功于越，该一起分享胜利的果子，不听从范蠡的劝告，赖在越国不走，到头来只能落个“兔死狗烹”、身首异处的悲惨下场。而这所有的一切，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个人的道德品质问題，而应该看到这背后都是由利益作导向的。
第二，关键诸侯国的争夺才是结盟的重点。晋、楚争霸过程中双方抢夺的最重要的诸侯国是郑国，其次是宋国。郑国是中原的核心地区，地处河南腹心一带，有“河山拱戴，形胜甲天下”之誉，但“河南者，四通五达之郊，兵法所称衢地者是也”（《读史方舆纪要·河南方舆纪要序》），“盖四方必争之地也”（《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八）。这种位于中原咽喉之地的地理条件，决定郑国势必成为南北必争的焦点，几乎所有的春秋时期的大战，如邲之战、鄢陵之战等等，都发生在郑国国土上，郑国投向谁，霸权一般就属于谁，同样的道理，谁被郑国反叛背弃，其实就意味着霸权的终衰。晋国对楚国之所以占有全面的战略优势，乃与郑国的背楚投晋有相当直接的关系。也即“三驾之役”之后，郑国好多年里都不再敢背叛晋国，而之前楚国最大的战略同盟就是郑国，郑国旣叛，楚国终于不得不承认现实，低下了高昂的头颅，所谓三驾而楚“不能与晋争”（《左传·襄公九年》）
至于宋国，西与鲁国接壤，北与曹、卫相邻，东与郑国为界，南与陈、蔡衔接，战略地位亦相当重要。“据江淮之上游，为汴洛之后劲”，“襟带河、济，屏蔽淮、徐，舟车之所会，自古争在中原”，未有不以其地“为腰膂之地者”（《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在春秋战略格局中，宋由于地处中原要冲，因此也一直为各大国争取角逐的对象。但是另一方面，宋不像郑国那样起着直接阻扼楚北上或晋东出的作用，所以其战略选择的回旋余地较郑国要稍见优裕。一般地说，宋以东邻郑国为最现实的竞争对手，而以南方强楚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最大的潜在威胁。所以它在绝大部分时间里与晋结成战略同盟，站在抵御楚国北上的最前列，经常起着影响中原战略格局的作用。像两次弭兵之会皆由宋国倡导，应该说不是偶然的。然而总的看来，终春秋之世，宋国地位虽然尊贵，但毕竟国力有限，只能在晋国争霸大业中担任“为王驱除”的角色而已。
第三，结盟中，坚持重要的战略原则至关重要，例如，要运用最大的战略智慧，做到善于妥协，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把握时机，恰到好处，收放自如，见好就收。例如，齐桓公从长勺之战中汲取了敎汌，使得他在后来的争霸斗争中，能够正确判断形势，根据实际情况与对手做必要的妥协，进两步退一步，见好便收，在可能的范围內满足自己的战略诉求。战略是否成功，不在于战略利益的內涵有多大，战略目标的设定有多高，而关键看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少。如果脱离实际，那么，再好的战略方案也不过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所以，善于妥协，本身就是战略运筹中的一门高明的艺术，是寻求战略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无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标志。
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公元前656年举行的召陵之盟，充分体现了他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虽说有限但却实在的战略利益的稳重政治风格。当时，楚国兵锋北指，成为中原诸侯的巨大威胁，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在这种情况下，当缩头乌龟是不成的，若保护不了中原地区的那些中小诸侯，任凭“南夷”四处横行，齐国岂能称为“霸主”？然而，如果心血来潮，孤注一掷，同强大蛮悍的楚国眞刀眞枪干上一仗，弄得两败俱伤，恐怕也不是正确的选择。最好的办法，是出面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兵临楚国边境，给楚国施加巨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压力，迫使对手作出一定的让步。如此，旣压制了楚国嚣张的气焰，安定了中原动荡的局面，又不必使自己陷入战争的深渊，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这叫作“全胜不斗，大兵不创”，“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是战略运用上的“善之善者也”。
在接下来的齐、楚召陵之盟上，齐桓公与楚国就联袂上演了一出妥协大戏，楚国承认了不向周天子“贡苞茅”的过错，表示愿意承担服从“王室”的义务，算是多少作了让步，给了齐桓公所需要的脸面；而齐桓公也达到了警告楚国、阻遏其北进迅猛势头的有限战略目的，于是也就适可而止，见好就收。这种战略上不走极端，巧妙妥协的做法，可能会让习惯于唱“攘夷”高调的人覚得不够过瘾，可它恰恰是齐、楚双方当时唯一可行的正确抉择。
再如，鞌之战，也同样是一个很典型的范例。晋军对齐的军事行动，始终是其整个争霸战略大棋盘上的一枚棋子，它始终服从于晋国对楚争霸战略全局的需要。其打击齐国，目的完全在于以战压齐，以打促盟。因此，当这一战略目标基本实现后，即适可而止，留有余地，同意了齐国提出的议和请求。《孙子兵法·军争篇》有云：“穷寇勿迫。”其《火攻篇》亦云：“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纵覌古今，战略上的最大智慧，就在于善于妥协！晋国的战争善后之高明，就集中体现在这种善于妥协、见好就收的大智慧上：不过多挫伤齐国的威望，不加剧两国的裂痕，最大限度降低两国间的仇恨敌对，从而保有了战争的成果，避免了秦、晋崤之战消极影响的覆辙，顺利达到了联合齐国以对付主要敌人楚国的战略目的。这就是某些西方军事学家所情有独钟的“有限战争目的的战争”：“战争可分为两大类：具有有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和具有无限政治目的的战争。只有第一种战争给胜利者带来利益，而决非第二种。”事实的确如此，“纵覌战争史，値得注意的是，敌友关系是频繁变化的。当你打败了你的对手时，你应该明智地让他再站起来。这是因为，在下次战争中，你有机会需要他的帮助”。[3]历史的发展证明了这一点，在后来的春秋大部分时间里，齐国的确成了晋国的小伙伴，在晋与楚角逐的过程中，它时不时助晋以一臂之力。
第四，春秋时期的外交结盟形式虽然多种多样，异彩纷呈，但归根结底还是由实力决定的。选择谁，拉拢谁，投靠谁，依靠谁，唯谁马首是瞻，归根结底都是由实力来决定的。当然，高明的外交艺术在结盟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在外交结盟上，应该遵循的做法是“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孟子·梁惠王下》）。
具体地说，作为在晋楚两强争霸夹缝之中苟存的中小诸侯国，受实力弱小现实的制约，不能轻易出头，在其他诸侯面前硬撑门面，而不知天高地厚，否则就会像不自量力、狂妄自大的宋襄公那样，挨眞正的强国楚国一顿暴揍，满地找牙，惨不忍睹，“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左传·僖公二十二年》）。同时还要尽量避免轻率选边站队，不宜无保留地倒向任何一边，而必须趋利避害，做到见机行事，左右逢源。
例如郑国，自公元前570年鸡泽之会后，虽一时臣服于晋，但不久又背晋而附楚。此后，在相当一段时间內，郑国依然对晋、楚两大国采取依违的态度，首鼠两端，游移于两大国之间，时叛时服。这中间，固然有郑国国內统治集团分裂为亲晋、亲楚两大派的重要原因：“子驷、子国、子耳欲从楚，子孔、子蟜、子展欲待晋。”（《左传·襄公八年》）但关键的原因则在于郑国地处中原腹心，夹于晋、楚两大国之间，形格势禁，首当其冲成为大国争霸的主要控制目标，而郑国本身实力有限，没有足够的力量抗击大国的进攻，只好晋强而附晋，楚强而从楚，根本无法讲什么盟誓信约。这正如子驷所说的那样：“民急矣，姑从楚，以纾吾民。晋师至，吾又从之。敬共币帛，以待来者，小国之道也。牺牲玉帛，待于二竟，以待强者而庇民焉。”（《左传·襄公八年》）至于大国，也要在争霸战争和外交结盟的过程中，体现出大国的风范，展现更大的包容性，做到老子所说的“故大国以下小国，则取小国”（《老子》第六十一章）。这在《左传》中，就是人们所一再推许的，“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两者立矣”（《左传·宣公十二年》）。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结盟中也要立足于贯彻与落实远交近攻的原则。因为国土相连，所以宋国跟郑国一定会打得不可开交，但跟鲁国、燕国却能搞好关系。更具体地说，制定和推行实质上的“远交近攻”策略，从侧后牵制主要敌手，使之陷于多面作战的被动处境，从而实现己方的战略意图，这是春秋时期列国争霸与结盟的重要內容，也是当时军事艺术日显高明的显著表现。这在郑庄公初霸实践中即已显示端倪。当时郑国就是以远结齐、鲁，近攻宋、卫而所向披靡、雄视中原的。其后，齐、晋联手对付楚、秦，晋国联吴制约强楚，楚国借越牵制吴国，越国“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以力克强吴，所遵循的也都是类似的战略策略方针。而这类举动之所以层出不穷，且屡试不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事国当时当地的兵要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在地理距离上间隔甚远、彼此间暂时不会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自然可以互相借助对方的力量来首先打击主要的敌人。
当然，这种格局也并非一成不变的，一旦共同的主要对手被削弱或消灭，双方的地理位置接近，那么原先的盟国也可能反目成仇，形同水火。如弭兵之会后，随着楚国势力的退缩，中原列国与楚的矛盾冲突缓解，齐、晋抗楚盟国的关系就开始趋于紧张，多次兵戎相见，先后爆发了齐攻打晋国的越太行之战与晋报复齐国的平阴之战。又如晋、吴本为战略盟国，但在吴国五战入郢击破强楚，夫椒之战迫使越国臣服后，吴国就开始经营中原，而无可避免地与晋国为敌了，于是遂有黃池争霸的一幕。再如越国，当它在从事灭吴战争时，曾经亲齐、结晋、联楚，可是一旦实现了吞并吴国的战略目的，使己之疆域推进到淮泗流域，也就立即放弃原先的亲齐、结晋的基本方针，而要同中原列国一争高低了，“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国语·吴语》），“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王句践世家》）。
第五，任何时候的结盟都是双管齐下，多头并进的，手段不可单一，方法需要多样。以军事斗争为引导的争霸战争跟纵横捭阖的外交结盟两者不可偏废，而必须做到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春秋“首霸”齐桓公的战略思维与相关举措，就是这方面很有说服力的一个范例。他刚登基时，也一样是雄心勃勃，血气方刚，老是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早早确立起齐国的霸权，汲汲于“欲诛大国之不道者”。管仲谏阻他，告诉他时机并不成熟，“不可，甲兵未足”（《管子·中匡》）。可他全然当作耳边风，一意孤行按着自己的性情去做，满心以为中原霸主的宝座可以唾手而得。
然而，齐桓公的热情之火，很快就让长勺之战的那一大盆冷水给浇灭了。他引以为自豪的强大齐军，居然让有曹刿当高参的鲁庄公麾下的将士们杀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齐师败绩”（《左传·庄公十年》），眞是败得无话可说，败得窝囊透顶。不过这次出乎意料的惨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得齐桓公发热的头脑得以冷静下来，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得以平复下来。旣然单纯战争手段连鲁国这样军力很一般的国家都摆不平，那么，想靠它去对付比鲁国强大十倍的楚国，比鲁军能打仗的戎狄，还不纯粹是自讨没趣吗！看来不能单纯依赖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称霸目标，而应该更多地运用政治、外交手段，伐谋、伐交、伐兵三管齐下，才是正道。齐桓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马上调整了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改急躁冐进为稳重待机，变单凭武力为文武并举，“以迂为直，以患为利”（《孙子兵法·军争篇》）。而正是这种稳重的做法，才保证了他日后少走弯路，一步步走向自己事业的巅峰。
在实施有限军事行动的同时，齐桓公更重视通过外交斡旋与结盟来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这是其建树霸业的最显著特色之一，《国语·齐语》云：“兵车之属六，乘车之会三”；《论语·宪问》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史记·管晏列传》亦云：“齐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谋也。”可见齐桓公以诸侯盟主的身份，多次主持会盟，乃是其皇皇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体而言，齐桓公在建立霸业的根本宗旨下所主持的诸侯盟会，就其直接而具体的目的而言，可分为以下几类性质：
一是安定周室，维护周天子名义上的权威。如公元前652年，周惠王去世，齐桓公与诸侯会盟于洮（今河南濮县西南），以定周襄王之位。其他像公元前655年的首止之会，公元前653年的宁母之会等等，也都分別是出于定周天子之位和救援王室戎难的。二是压服其他诸侯，树立齐国威望。如公元前680年鄄之会，公元前679年鄄之会，其基本意图是为了压服宋国，从此，宋、郑、卫等三个较为重要的诸侯国均归附齐国，故史称鄄之会为齐桓公霸业的开始。又如公元前678年的幽之会，其目的是警告郑国不要受楚国的拉拢，继续听从齐国的号令。三是以诸侯之长的身份，干预某些诸侯国国君的废立等內部事务。如公元前682年，宋国发生大夫南宫万弑君之乱，次年，齐桓公召集宋、陈、蔡、邾四国国君在齐邑北杏会盟，商讨稳定南宫万之乱后的宋国局势等事宜。四是团结中原诸侯，对付北方戎狄的侵扰与南方强楚的北进。如公元前664年，齐桓公与鲁庄公在鲁济（今山东巨野县境內）会见，商量如何帮助北燕对付山戎的威胁。又如，公元前659年，齐桓公与鲁、宋、郑、曹诸国国君在荦（今山东聊城市西）相会，计议援助郑国抵御楚国的进攻。另外，公元前658年的贯之会，公元前657年的阳谷之会，公元前656年的召陵之会，公元前645年的牡丘之会，公元前644年的淮之会，也都是召集诸侯联合抑制或打击楚国的会盟活动。五是出面协调诸侯之间的关系，通好敦谊，巩固诸侯群体间的战略协同。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公元前651年举行的，有周、齐、宋、鲁、郑、卫、许、曹等八国参加的葵丘之会。
这样，齐桓公通过多次的会盟，终于主要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式，用最小的代价，赢得最大的政治、军事、经济利益，实现了控制诸侯、雄霸中原的初心与理想！
第六，正确分析与认知结盟的利弊相杂。孙子说“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孙子兵法·九变篇》），结盟和战争都有利有弊，利中有害，害中有利。有利的时候要容忍它的害，最坏的事情中也有有利的因素，最好的东西也有不利的一面。因此，作为战略决策者，怎样抓大放小，怎样抓住核心的利、长远的利、全局的利和关键的利就变得尤为重要，受挫时不要灰心丧气，破罐子破摔，成功时更不可得意忘形，趾高气扬，忘乎所以，让胜利冲昏头脑，导致阴沟里翻船。
另外，外交结盟中，在受利益驱动的同时，也必须坚持一定的道义原则，考虑到双方可以认同的价値立场。这一点，在春秋的外交结盟活动中，也是有所体现的。春秋时期争霸战争及其相应的外交结盟，尽管本质上皆出于对利益的追逐，对得失利弊的算计，但是，在形式上，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倡导所谓的“政治正确”，都打着冠冕堂皇的旗号。当时最能鼓蛊人心的口号，就是所谓的“尊王攘夷”，作为普适的价値覌念，是得到诸侯群雄的普遍认可的。周室东迁后，周天子的地位已经是今非昔比，其实力也急剧衰落，“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只是一个虚幻的光晕。但是，传统毕竟是一种巨大的惯性力量，所谓“共主悉臣之义，犹在人心”（《左传纪事本末·王朝交鲁》），其在名义上仍是天下的共主和宗法上的大宗，具有一定的号召力。所以，在实施战争或进行结盟时，坚持“尊王”的立场，可以收到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效果，便于争取与国，也有利于压服敌对的诸侯。当时的霸主一般都深谙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就把“尊王”作为自己行动时的政治依据，所谓“求诸侯，莫如勤王”（《左传·僖公二十五年》），“皆奖王室，无相害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至于“攘夷”，也是春秋时期政治、军事、外交背景下的产物。因为戎狄势力的南下侵扰，严重威胁着中原列国的安宁，造成中原地区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损失。而楚国作为“礼乐文明”体系外的异类诸侯，其咄咄进逼，亦给中原诸侯们带来极大的压力。绝大多数中原列国凭自己单独的力量是无法抗衡这种势头的，所以，它们都渴望有一个强大的诸侯国，勇于承担使命，来出面领导中原诸侯抵御戎狄和“蛮楚”的进攻，抱团取暖，荣辱与共。而“攘夷”就是这中间一种最好的工具，它本身即可以迎合与满足中原诸侯的这一强烈诉求，能够煽动起同仇敌忾的华夏本位情绪，利于博得广大华夏族的认同与拥护！
从这个意义上说，齐国、晋国的结盟之所以相对比较容易，也相对易于维持，这与它们一直高举“尊王攘夷”的大旗是有着一定的关系的。正是因为有这面旗帜的张扬，才使得其比较容易占据道义上、政治上的制高点，从而把握先机，赢得主动。法国著名作家雨果曾在其《九三年》一书中强调：“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相似的道理，在绝对重要与合理的结盟活动之上，有绝对重要与合理的“礼乐”原则与核心价値体系。
[1].本文与姬丽君博士合写。
[2].按，城濮之战后践土大会的盟约则为：“皆奖王室，无相害也。有渝此盟，神明殛之！俾队（坠）其师，无克祚国，及而玄孙，无有老幼。”（《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3].[英]富勒：《战争指导》“前言”，绽旭译，周驰校，解放军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