岂以一江限南北[1]

——《取陈策》与《御授平陈七策》平议

隋开皇元年（581），北周重臣杨坚通过“禅让”的方式，夺取北周政权，建立隋朝，建元开皇，是为隋文帝。隋文帝继承了北周的遗产，陈朝因丧失了四川和长江以北的全部领土，侧翼受到包围，因此，从581年起，就只能处于被动和守势。在长达六七年的时间里，杨坚首先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对付突厥在北方的威胁，并致力于改革和巩固政权。但他即位一个月，就任命他最信任的将领前往与陈接壤的长江下游地区任职，开始日后大举伐陈的准备工作。后来又任命杨素为湖北、四川一带长江地区的总管，开始建立远征的水师。587年，又灭了建都于荆州的后梁，直接控制了长江中游。杨坚根据全国统一形势基本成熟的实际情况，积极从事统一大业，“潜有吞并江南之志”，希望在自己手中一举结束西晋末年以来两百余年大分裂的局面，为中国历史的发展揭开新的一页。

制定正确的统一战略，部署可行的统一措施，是完成国家统一的关键环节。这就需要决策者开诚布公，虚心听取各方面的合理建议，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使自己的统一战略建立在客覌正确的基础之上。隋文帝旣将平陈统一南北提上议事日程，因此就很自然地鼓励臣下为统一大业献计献策，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适宜的统一战略方针。为此，他在八年之中，曾先后向多人征询关于平陈的建议。据《隋书》记载，当时共有高颎、李德林、贺若弼、杨素、王长述、崔仲方、高劢、王颁、梁睿、皇甫绩十一位大臣向隋文帝进献平陈之策，从不同的角度论证灭陈的必要性和胜利的可能性。高颎的《取陈策》和贺若弼的《御授平陈七策》是其中比较重要的两份。

高颍（约541—607）是隋文帝杨坚最重要的辅弼大臣，隋朝初年政治舞台上的核心人物。隋朝建立后，出任尚书左仆射（宰相）一职，他素有“文武大略”，“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在隋朝实现国家统一大业的斗争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据史载，唐太宗对留用的隋代官员一致盛赞高颎做宰相的政绩感到大为惊异，所以令人找高颎的传记来阅读：“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颍善为相者，遂覌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贞覌政要》卷五）承认高颎是一个有才能的战略家，一个讲求实效的行政官员，一位在制定隋朝政策中起着重要作用和負責执行政策的核心大臣。唐朝的大史学家杜佑也曾将高颎誉为春秋时齐国的管仲和战国时秦国的商鞅。高颎的贡献不但表现为他向杨坚推荐了苏威、贺若弼、杨素、韩擒虎等一代名臣良将，为统一战争的进行提供了人才资源，并在统一战争中担任晋王杨广元帅府长史，“三军谘禀，皆取断于颎”，指挥若定，功勋卓著；而且更表现在他以睿智的战略眼光，进献了著名的“取陈之策”，为杨坚制定灭陈战略和实现统一贡献了自己的聪明才智。

综覌高颎所献之谋策，可发现其要点有三。第一，积极破坏陈朝正常的生产秩序，从经济上拖垮敌人，为隋朝的战略进攻创造有利的态势。具体的做法是，在江南收获季节，调集一部分兵力，虚张声势，摆出进攻的架势，“量彼收获之际，微征士马，声言掩袭”，迫使陈国方面屯兵守御，因而耽误其正常的农业生产活动，以“废其农时”。第二，采用派遣间谍进入敌境之法，破坏陈朝后方战略物资储备。具体做法是，“密遣行人”潜入陈国境內，“因风纵火”，焚毁陈朝的战略物资，而且一不做，二不休，只要陈朝方面重建就绪，就毫不犹豫地再次烧毁，即“待彼修立，复更烧之”，彻底破坏其财力物力，扰乱并打击其军心士气。第三，采用佯动误敌，麻痹陈军，削弱和瓦解陈朝的江防能力，为隋军日后发起突然袭击提供必要的条件。此即“多方以误之”，先以部分兵力佯动，诱使陈军集结，待陈军出动后便解甲收兵，如此反复多次，陈军便会习以为常，丧失警惕，“后更集兵，彼必不信”。这样当隋军眞正大举南下时，陈军必然措手不及，一溃千里，从而收到战略突袭一举成功的奇效，此所谓“犹豫之顷，我乃济师，登陆而战，兵气益倍”。（《隋书·高颍传》）

高颎详细周密的计划，深受杨坚的重视，公元588年，隋文帝以皇帝个人的名义写信给陈后主，罗列陈后主的二十条罪状，数之为暴君，宣称隋朝将要发动的攻取南方的战争绝非妄启兵端，而是替天行道，执行天意。同时隋文帝颁布诏书，以道德和政治理由为自己伐陈大加辩解，自称要“显行天诛”，指責陈后主背信弃义、骄奢淫逸、杀害忠良，并在整个南方散发了三十万份诏书，“散写诏书三十万纸，遍谕江外”，以削弱南方的意志，击溃其心理防线。同时，争取江南士民对隋军南进之举的理解、同情和支持。

很显然，高颍的《取陈策》是从事经济打击与实施战略突袭有机相结合的战略构想。它从实际敌情出发，致力于消耗陈朝的军力与国力，使之“财力俱尽”，然后再乘其势衰不备之隙予以突袭，最终达到统一南北的战略目标。事实证明，这是最高明的战略方案，杨坚采纳后，果眞收到使“陈人益弊”的实际效果，为此后隋军南下灭陈开辟了胜利的道路。

而贺若弼的《御授平陈七策》，则是从纯军事战略的维度，为隋朝平陈统一全国事业的顺利实现，创造了条件，提供了保证。

贺若弼（544—607）字辅伯，河南洛阳人。出身于将帅世家。祖父贺若统，西魏时任右卫将军、刺史等职。父贺若敦，官至西魏骠骑大将军，北周时任总管、刺史等职，后为宰相宇文护所忌而治罪，临行前嘱贺若弼“吾必欲平江南，然此心不果，汝当成吾志”。贺若弼将父亲的临终嘱托牢记于心，为实现父亲的遗愿刻苦练武学文，很早就“有重名于当世。”

史载：“及帝受禅，阴有平江南志，访可任者。高颎荐弼有文武才干，于是拜吴州总管，委以平陈事，弼忻然以为己任。与寿州总管源雄并为重镇。弼遗雄诗曰：‘交河骠骑幕，合浦伏波营。勿使骐驎上，无我二人名。’献《取陈十策》，上称善，赐以宝刀。”（《北史·贺若弼传》）可见，在平陈战争前，贺若弼本人提出的策略，一共有十项，此十项不见史载。平陈战争胜利结束后，贺若弼为美化隋文帝，说是隋文帝御授之策，故将之作为皇帝的“御策”作了追述，记为七策，可能其他三策没有起实际作用。而追记的这“七策”因经过平陈战争的检验，所以就更显其价値。同时，关于隋朝平陈统一全国的战前谋划，据《隋书》和《北史》记载，当时向隋文帝献策者有多人。高颎的《取陈策》，重在大战略即政治战略的谋划，而军事家贺若弼的《平陈七策》，则是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提出对策。结合隋朝后来的平陈战争分析，可以认为，贺若弼的这份《平陈七策》，不仅有完整和详细周密的战略谋划，而且列出了许多应急的对策，从平陈战争的战略实施来说，应该算是诸臣的纯军事献策中最重要和最有价値的战略对策。

其一，将伐陈统一的战争定位为一次宽大正面的战略突袭。隋军要在“东接沧海，西拒巴、蜀，旌旗舟楫，横亘数千里”（《隋书·高祖纪下》）的宽大正面上实施战略突袭，使陈猝不及防，必须出其不意地发动突击猛打，才能达到迅雷不及掩耳之效。战争开始后隋朝动用了五十一万八千人的大军，部署八路进兵：秦王杨俊率水陆军由襄阳（今属湖北）进屯汉口，淸河公杨素率舟师出四川永安，荆州刺史刘仁恩率部出江陵，与杨素合兵东下，晋王杨广率师自寿春出六合（今属江苏），庐州总管韩擒虎率部出庐江攻采石（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吴州总管贺若弼率师出广陵攻京口（今江苏镇江），蕲州刺史王世积率舟师出蕲春（今属湖北）。从总体战略部署看，灭陈战争是在长江上、中、下游三个战略方向展开。四川的杨素只是起牵制作用，杨俊、刘仁恩所部重在控制长江中游，这三路大军以秦王杨俊为总指挥，在长江上、中游活动，从战略全局看，是次要攻击方向，其战略目标是切断上游陈军入援建康（今南京）之路。而由杨广节制、集中于长江下游的其他五路大军，则是隋军的战略主攻方向，承担了集中兵力灭陈的重任。在这一战略主攻方向中，又以杨广、贺若弼、韩擒虎三路为主力，直指陈朝政治中心建康。

所以，战略主攻方向上的突袭就更具有决定意义，是平陈统一全国的关键和重中之重。如果在战略主攻方向上达不成突袭的效果，则平陈统一全国的战争势必久拖不决。贺若弼在战前已对平陈战略的关键洞若覌火，他提出的“七策”中，有五项就是解决战略主攻方向上欺敌误敌的对策，而且非常具体，比如他建议和实施欺敌误敌的地点如广陵、扬子津又均是主要战略方向中的主攻方向。

其二，为达成突袭，实现战略目的，要“多方误敌，困敝陈朝”，即事先就制造种种假象，尽量迷惑敌军，麻痹敌人，做好欺敌误敌工作。“七策”中的前五策均是这方面的具体对策：一是在广陵驻军万人“番代往来”，专门从事军事换防和佯动，迷惑陈军，使陈朝“初见设备，后以为常，及大兵南伐，不复疑也”，结果措手不及；二是在长江北岸经常组织军队演习，故意人马喧噪，以致日后隋军眞的展开渡江作战行动时，陈军却习以为常，产生迷惑，造成“及兵临江，陈人以为猎也”的效果；三是用隋军老弱不堪征战的马匹去换陈国的民间船只，然后藏置起来，再从陈国买五六十艘破敝无用的船，布置在港口，让陈军以为北方的隋军缺乏渡江船只；四、五两策都是尽量不暴露隋军水军实力，比如在扬子江的港汊中多积苇荻，遮蔽住隋朝水军的舰只，等到大军渡江时，万船齐发；将战船涂以黃色，远处看来如同枯荻，使陈军不能发现。通过这些欺敌误敌、示假隐眞的措施，掩盖隋军进攻的企图，使陈军丧失对隋军的警惕，轻敌麻痹，这样，隋军在主攻方向上，就可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达成突然袭击之效，从而在战略重点的主攻方向上一举突破。贺若弼在战略进攻的准备中也具体落实了自己的设想，并为日后的渡江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史载：“开皇九年，大举伐陈，以弼为行军总管。……先是，弼请缘江防人每交代际，必集历阳。于是大列旗帜，营幕被野，陈人以为大兵至，悉发国中士马。旣知防人交代，其众复散。后以为常，不复设备。及此，弼以大军济江，陈人弗覚。袭陈南徐州，拔之，执其刺史黃恪。”（《北史·贺若弼传》）这表明，在日后的灭陈之役中，贺若弼“欺敌误敌、示假隐眞”之举，的确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其三，重视战略要地，先取京口（今江苏镇江）：“先取京口仓储，速据白土冈，置兵死地，故一战而剋。”京口为建康的门户和屏障，是陈军重兵防守的江防要害和战略重点，夺得京口，建康就直接暴露于隋军的威胁之下。而夺得京口后，首先夺取此处的陈国仓储，不仅可以削弱陈朝的战略后备，而且可“因粮于敌”，为隋军渡江后的后勤供应提供保证。同时，夺取京口的关键是渡江后速据白土冈，这样，旣可巩固对京口的占领，又可在南京外围消灭陈朝军队主力。

其四，重视进行心理战，制造舆论，争取民心。开皇八年（588）三月，杨坚颁布伐陈诏令，宣称陈后主二十余条罪状，表示大军伐陈是为了吊民伐罪，“显行天诛”，从而揭露陈朝的政治黑暗，以争取江南士民的同情和支持，又下令将诏书“散写三十万纸，遍谕江外”。同时，对已经捕获的陈朝间谍，一律放归江南，利用他们传播隋军声威，打击陈军士气。而贺若弼在率军夺得京口后，也遣散在京口的敌军俘虏，使他们扩大隋文帝敕书的影响，这样可以在政治上瓦解敌军军心，使其丧失继续战斗抵抗的斗志。

日后的战争实践证明，正因为隋军坚决贯彻了这一战略，所以灭陈统一全国的战争才进行得十分顺利，势如破竹。当隋军在长江上、中、下游同时发动攻击时，陈军沿江诸军才如大梦初醒。贺若弼率军由广陵顺利渡江，一举攻克京口，活捉陈南徐州刺史黃恪，俘获陈军五千余人，而且十分注意军纪，对战俘不但不杀，反而全部予以释放，“给粮劳遣，付以敕书，令分道宣谕”（《资治通鉴》卷一七七《隋纪一》），将隋文帝的伐陈诏书交由这些俘虏广为宣传。贺军所到之处，陈军望风而降，贺若弼乘胜率军溯江而上，向建康进逼。待逼近钟山，即屯兵于白土冈。陈叔宝为挽回败局，孤注一掷，令陈军主力集中于白土冈以北十公里的正面依次列成长蛇阵，企图阻止贺若弼部，贺率军与陈军决战，击败了陈军主力萧摩诃部，并生俘陈朝名将萧摩诃，经此一役，陈军主力和精锐一败涂地，失去了继续抵抗的资本。激战之际，隋军另一主将韩擒虎率军进攻建康，生擒陈皇帝陈叔宝，灭陈统一全国的战略顺利实现。

当然，这里有一个历史公案，与我们如何评价贺若弼《平陈七策》及其在平陈战争中的作用不无联系。历史上贺若弼与韩擒虎争功论辩相当著名，《资治通鉴》曾记：“贺若弼、韩擒虎争功于帝前。弼曰：‘臣在蒋山死战，破其锐卒，擒其骁将，震扬威武，遂平陈国。韩擒虎略不交阵，岂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与弼同时合势以取伪都，弼乃敢先期，逢贼遂战，致令将士杀伤甚多。臣以轻骑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蛮奴，执陈叔宝，据其府库，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门，臣启关而纳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与臣相比！’”（《资治通鉴》卷一七七）

其实，早在隋军攻下建康不久，关于贺若弼的战功问題就有了异议。当时，贺若弼因于京口与陈军的主力苦战，而使韩擒虎得以先入建康，亲擒陈后主，赢得万世功名，对此贺若弼颇不高兴，故与韩擒虎即有所争论。隋军总指挥兼东路战场主帅晋王杨广以贺若弼“先期决战，违军命，于是以弼属吏”，即交由军法处置。结果隋文帝杨坚还算客覌，在贺若弼回到长安后，安慰说“克定三吴，公之功也”。后来还因念及贺若弼平陈之功，免其死罪。所以，贺若弼对自己平陈之功也一直颇为自信：“自谓功名出朝臣之右，每以宰相自许。”这种“俶傥英略”的自信，自然招致物议，尤其为喜人奉承的隋炀帝杨广所忌恨。史载隋炀帝未即位时，曾问贺若弼道：“杨素、韩禽、史万岁三人，俱良将也，优劣如何？”贺若弼则回答说：“杨素是猛将，非谋将；韩禽（擒虎）是斗将，非领将；史万岁是骑将，非大将。”炀帝又问：“然则大将谁也？”贺若弼不正面回答，而是说“唯殿下所择”，言下之意就是非我贺若弼莫属。这种态度，尤为隋炀帝所不喜，所以隋炀帝即位后，对贺若弼更加疏远，在巡幸北方到榆林时，借口贺若弼与高颍等“私议得失”，将其诛杀。

我们认为，评价平陈战争中的功劳，一个关键标准在于谁消灭了陈军的有生力量。平陈战争发起总攻前，隋文帝虽有让贺与韩“同时合势以取伪都”的命令，但隋军渡江三面包围建康之后，陈军主力被陈后主全部集中于建康城东，在这种情况下，贺若弼率军与陈军主力苦战于白土冈，将陈军主力绝大部分消灭于此。而韩擒虎在平陈战争发起后渡江的兵力十分有限，史载他仅率五百人，未经一次大战，趁机入建康。白土冈之战是隋、陈两军的主力会战，贺若弼经苦战消灭了陈军精锐。任蛮奴所统率的部队是陈军主力，但却是被贺若弼在白土冈打败后逃归降于韩擒虎的。同时，就对整个平陈战争的贡献论，韩擒虎确如贺若弼所言，只是一员“斗将”，未见他在战略谋划上有什么建树。而贺若弼在战前奉献了高明、有远见的《平陈十策》，这份经过深思熟虑而精心制定的战略对策，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其作用也为日后平陈战争的实践所证明。难怪在朝廷讨论平陈之功时，宰相高颍说：“贺若弼先献十策，后于蒋山苦战破贼。臣文吏耳，焉敢与大将论功。”（《资治通鉴》卷一七七）所以，我们覚得《北史·贺若弼传》的“传论”还是比较公允的。“传论”说：“自南北分隔，将三百年。隋文帝爰应千龄，将一函夏。贺若弼慷慨，申必取之长策，韩禽（擒虎）奋发，贾余勇以争先。隋氏自此一戎，威加四海。稽诸天道，或时有废兴；考之人谋，实二臣之功。其俶傥英略，贺弼居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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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文与孙建民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