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战争与春秋后期列国战略地缘关系的嬗变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吴越战争也集中体现了春秋时期列国战略地缘关系的诸多特征。例如，制定和推行实质上的“远交近攻”策略，从侧后牵制主要敌手，使之陷于多面作战的被动处境，从而实现己方的战略意图，这是春秋时期列国军事外交斗争的重要內容，也是当时军事艺术日显高明的显著表现。这在郑庄公初霸实践中即已呈示端倪。当时郑国就是以远结齐、鲁，近攻宋、卫而所向披靡、雄视中原的。其后，齐、晋联手对付楚、秦，晋国联吴制约强楚，楚国借越牵制吴国，越国“亲于齐，深结于晋，阴固于楚”（《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以力克强吴，所遵循的也都是类似的战略策略方针。而这类举动之所以层出不穷，且屡试不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当事国当时当地的兵要地理条件所决定的。在地理距离上间隔甚远、彼此间暂时不会发生直接冲突的情况下，自然可以互相借助对方的力量来首先打击主要的敌人。

当然，这种格局也并非一成不变，一旦共同的主要对手被削弱或消灭，双方的地理位置接近，那么原先的盟国也可能反目成仇，形同水火。如弭兵之会后，随着楚国势力的退缩，中原列国与楚的矛盾冲突缓解，齐、晋这两个主要抗楚盟国的关系就开始趋于紧张，多次兵戎相见。又如晋、吴本为战略盟国，但在吴国五战入郢击破强楚，夫椒之战迫使越国臣服后，吴国就开始经营中原，而与晋国为敌了，于是遂有黃池争霸的一幕。再如越国，当它在从事灭吴战争时，曾经亲齐、结晋、联楚，可是一旦实现了吞并吴国的战略目的，使己之疆域推进到淮泗流域，也就立即放弃原先的亲齐、结晋方针，而要同中原列国一争高低了，“越灭吴，上征上国，宋、郑、鲁、卫、陈、蔡执玉之君皆入朝”（《国语·吴语》）。更具体地说，越王勾践坚韧不拔，经过二十余年的努力，终于灭亡了世仇吴国，成了华夏大地东南部又一个崛起的强国，即和晋、楚、齐一起“四分天下”的泱泱大邦（《墨子·非攻下》有云，楚、越、齐、晋“四国独立”）。勾践是个权欲熏心、不甘消停的君主，不间歇地折腾，是他与生俱来的本性，于是乎，就趁着成功灭吴的兵威，“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句践已去，渡淮南，以淮上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为了碾压众诸侯国，加强对中原核心区域的控制，勾践还将越国的都城由会稽迁徙到琅邪（今山东诸城东南），“琅邪，山名也。越王勾践之故国也。勾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邪”（《水经注·潍水》）。“当是时，越兵横行于江、淮，东诸侯毕贺，号称霸王。”（《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这是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叱咤风云的“霸主”，是年为公元前473年。

总之，军事活动总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进行的。春秋时期的战争都发生在地面或水上，因此，今天我们总结春秋战争历史的进程及其影响，就有必要深入考察当时主要列国的兵要地理状况，揭示其所处的地理环境与其战略动态、发展前景的內在联系。而吴、越战争的进程及其结局，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