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东征背后的东西对峙因素
东西部势力的对峙冲突及其同化融合旣然是了解和把握先秦政治格局演进的一大关键，那么，它无疑也是我们在今天探讨周初政治形势发展与周初统治者诸多战略部署的动机之重要切入点。
这种东西政治文化圈事实上的存在，使我们在今天能够眞正理解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为何又爆发武庚叛乱、大面积东夷反周起事的深层次动因。
众所周知，武王伐纣的胜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是军事上的一次征服，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被征服地区的政治结构与社会文化基因，这颇与西方亚历山大大帝马其顿军事征服与扩张相类似。毕竟“小邦周”无法在短暂时间內马上消化“大邑商”这份战利品。所以，除了“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推行初步的分封制，进行武装殖民之外，也不得不承认现实，面对实情，遵循传统的做法，“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举贤立明，正复厥职”（《司马法·仁本》），将纣王之子禄父（武庚）立于商王畿邶地为首领，在那里“俾守商祀”（《逸周书·作雒解》），世守商王的宗庙社稷和治理当地的殷民。周武王之所以这么做，应该说是出于不得已，因为伐纣成功后，周王朝的政治中心依然偏居于西方，对黃河中下游、古济水流域和淮河中上游，乃至江汉地区，都无法直接加以控制，这些地区，其实都是在东部势力的继续掌控之下。当然，周武王也是非常警惕的，他深知东西部势力之间的对峙与冲突属于结构性的矛盾，故不敢放任武庚，十分注意他的动向，防止其坐大，为此派出其弟管叔、蔡叔和霍叔，屯驻于故殷之地，对武庚进行监视控制，史称“三监”。
灭商后才两年，武王便因积劳成疾而撒手人寰，继位的成王尚未成年，“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易为春”，身在宗周的周公旦趁机上位，充任摄政，代行王权。这下子，可在周廷內部掀起了一场不小的风暴。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早已不在人世，武王为次子，管叔是三子，周公是四子，在武王不幸去世后，按理说，管叔作为老三，是应该在中枢执政的，至少也该混个与周公共同摄政。可是，由于他和蔡叔等远在殷地为监，在周室內部的权力重新分配中，完全被边缘化了。这口气他当然无法吞下去，于是乎他就发起舆论攻势，以替成王争王权为名，诋毁周公，“管叔及其群弟流言于国，曰：（周）公将不利于孺子”（《尚书·金縢》）。可这么一来，等于是让战败的东部势力捡到了现成的武器，即所谓“管、蔡启商，惎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那些不甘心被征服的殷商残余和其同盟者东夷诸方国，认为这是让东部势力重新崛起，再次成为天下主宰的绝佳机会，于是就积极行动起来，窥测时机，以求一逞。一直以来都追随殷商王朝的奄（都山东曲阜）和薄姑（都山东博兴东）在这方面最为积极，上蹿下跳，积极向武庚献计献策，“武王旣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尚书大传》）武庚正处心积虑想夺回失去的王朝，重振东部势力的雄风，对奄君等人的说辞当然深表认同，遂游说管、蔡，争取他们一起兴兵犯阙，而管、蔡等人亦利令智昏，居然不顾周室的根本利益，决定和武庚等合作，共同举事。双方各怀鬼胎，互相利用，遂一拍即合，发动了叛乱。
叛乱一起，东方势力都兴高采烈，十分振奋，遂纷纷起兵，策应和配合武庚和三监的行动，“徐、奄及熊、盈以略（畔）”（《逸周书·作雒解》），“三监及淮夷叛”（《尚书·大诰》），“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尚书·費誓》）。东夷诸方国之所以对三监与武庚之乱欢欣鼓舞，闻风而动，景从响应，从根本上讲，他们和武庚一样，都属于东部势力集团，都仇恨周人为代表的西部势力的东进和控制。所以，这场动乱，就管叔、蔡叔而言，是王室內部的权力斗争，而对武庚和诸多东夷方国来说，则是东西部势力大对抗与大较量，是武王伐纣之战的延长賽。尽管性质不同，目的有异，但是在针对周公为主导的周王室这一问題上，他们有利益交集，遂暂时结成统一战线，一致以周公为敌。
面对来势汹汹的大叛乱，在宗周朝廷主政的周公没有退缩与妥协，而是以强硬的手段坚决应对。他先是作《君奭》，说服二号人物召公站队在他的一边，又作《大诰》申明武力平叛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进行战前动员。在统一认识，统一思想，实现內部团结，激发起从上到下的同仇敌忾之气的基础上，从事充分的作战准备。一切就绪后，周公遂统率大军，东进平叛，史称“周公东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第二次灭商战争。
周公东征进展顺利，周军率先进攻武庚封地邶，很快就击溃武庚的主力，“殷大震溃”，迫使武庚累累若丧家之犬仓皇北奔，“王子禄父北奔”（《逸周书·作雒解》）。部分周军在召公的指挥下乘胜追击，不久将其残部彻底歼灭，“成王旣黜殷命，杀武庚”（《书序》）。与此同时，周公统率周军主力直捣管叔驻地鄘，一举而下，诛杀管叔，转而又将兵锋指向蔡叔驻地，将其生擒活捉，囚禁废锢。对与叛乱活动牵涉不严重的霍叔，同样也加以惩罚。至此，周公东征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周公等周室掌舵人，心里非常淸楚，这场大叛乱，除了王室內部的权力之争外，更是东西部两大集团之间的政治主导权和势力范围之博弈。所以，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当借此平叛的良机，摧毁东部的抵抗力量，大张挞伐，犁庭扫穴，毕其功于一役。于是，周军就全面展开了对参与三监武庚之乱的东夷大小方国的征伐，血腥镇压，绝不宽恕，东征之役，从此进入了更为残酷、更为激烈的第二个阶段。
周族虎狼之师浩浩荡荡向东挺进，率先指向鲁北的薄姑国，通过残酷的厮杀，薄姑国被周军攻陷，金文记载：“唯周公于征东夷，丰公、薄姑咸
。”[7]咸，意为全部；
，是斩杀的意思。这表明这一仗打得十分血腥，薄姑国的统治者与广大民众被屠戮殆尽！所谓的不嗜杀人的仁义之师，只是后世儒家的理想化想象与虚构而已，“血流漂杵”才是上古战争的常态与眞相。《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所称的“下及汤武受命，以师克乱而济百姓，动之以仁义，行之以礼让”云云，其实只是后世儒者的凭空想象而已，是不宜天眞信从的。
在屠灭了薄姑之后，周公挥师南下，长驱直入，势不可当。在接下来的战事中，周公采纳辛公甲所建议的作战方略，“服众小以劫大”（《韩非子·说林上》），先攻地处鲁南和泗水以北的众多东夷小国“九夷”，以孤立最强之敌商奄。周师的进展还是相当顺利的，很快就取得了平定“九夷”的战果：“凡所征熊、盈（嬴）十有七国，俘维九邑。”（《逸周书·作雒解》）
至此，周军也就只剩下最后一个对手奄国了，然而，这也是整个东征之役中的一块最难啃的骨头，对周军而言，面临的是最艰巨的一仗。奄，其都城所在地，正是商王南庚、阳甲的旧都[8]，故史称“商奄”。该地民众与商人有难以割舍的深厚渊源关系，国势又是东夷诸国中最为强盛的，所以面对周军的大举进攻，奄国上下同仇敌忾，顽强不屈，进行了殊死的抵抗，“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商人”，其实就是商奄人。这场鏖战，让周军与奄国人都伤亡惨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可参见《诗经·豳风·破斧》诸篇），最后，还是周军经过极其惨烈的苦战击败了奄人，赢得了作战的胜利，实现了所谓“践奄”的战略目标。
践奄的残酷程度，较之于征服薄姑与“九夷”，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践”字，充分体现了这种惨绝人寰的性质。古人解释“践之者，籍之也。籍之谓杀其身，执其家，潴其宫”（《尚书大传·成王政》）。也就是说，不仅奄国当地的东夷靑壮男子被残杀，而且其老弱妇孺也通通沦为奴隶，其宫室被彻底毁坏，再在原址上挖一个大池塘，从地面上完全铲除象征东夷方国存在的标志物。其报复之狠，实在是无出其右！
周军在整个东征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残忍与暴虐，其实也就是西部势力对东部势力的反抗予以无情镇压的必有之义。换言之，没有夷夏东西的客覌存在与长期对峙，就不至于酿成这场差一点颠覆周族统治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同样的道理，为了彻底解决东部势力的死灰复燃、卷土重来、东山再起问題，也只能是全力以赴加以镇压，不但要摧毁东部势力赖以抗衡的物质基础，而且更需要在精神意志的层面给对手以致命的打击，“破其肝胆”，完全摧毁其反抗的心理，使其彻底屈服和顺从周族统治的现实。普鲁士杰出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在其《战争论》一书中指出，“在战斗的过程中，精神力量的损失是决定胜負的主要原因。……因此，使敌人精神力量遭受损失也是摧毁敌人物质力量从而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9]法国著名军事学家博福尔也说：“要想解决问題，必须首先创造，继后利用一种情况使敌人的精神大大崩溃，足以使它接受我们想要强加于它的条件。”[10]可见，当年周公“咸
”薄姑，残酷“践奄”，其动机和做法，或许也是类似的考量。而他之所以毫无心理負担敢于亮剑，敢于痛下杀手，这也许是他始终以西部势力的领袖自居，视殷民与其附庸东夷方国为“异类”，“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样的所作所为，恰好进一步坐实了傅斯年先生所主张的“夷夏东西说”乃是不刊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