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文”： “尚武”精神的式微
春秋后期，随着“学在官府”格局的瓦解，学术下移趋势的不可逆转，“尚武”风尚也开始悄然改变了。社会上“崇文”的现象逐渐高涨了起来。许慎《说文解字》有云：“儒，柔也。术士之称。”[13]可见，在这之前，儒，作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乃是被边缘化的角色，在当时相当多人的眼中，“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只会摇唇鼓舌，不能冲锋陷阵，正是这些“文化人”的最大特征。他们是一群文弱窝囊的迂夫子，是一批混迹江湖的寄生虫。用《墨子·非儒下》的话来讲，即“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愚）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可以导众”[14]。但随着孔子正式创立儒家，“儒”就成为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卷《原儒》中指出的“私名”之“儒”：
儒有三科，关达、类、私之名。达名为儒，儒者，术士也……儒之名盖出于需。需者，云上于天，而儒亦知天文，识旱潦……古之儒知天文占候，谓其多技，故号遍施于九能，诸有术者悉晐之矣。
类名为儒，儒者，知礼乐射御书数。《天官》曰：儒以道得民。说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敎民者。《地官》曰：联师儒。说曰：师儒，乡里敎以道艺者。此则躬备德行为师，效其材艺为儒。
私名为儒。《七略》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敎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周之衰，保氏失其守。史籀之书，商高之算，蜂门之射，范氏之御，皆不自儒者传。[15]
自此之后，儒作为中华文化精神的承载者、守护者，逐渐成为社会生活的主导力量，“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的基本立场和价値取向，无疑要潜移默化、感化挹注，改变和重塑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而精神风貌上的“尚武”转向“崇文”，则是这种改造中最为突出的变化之一，这就是《汉书·儒林传》中所津津乐道的政治文化新气象：“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矣。”
当然，这种民族文化性格的转型，有个漫长的过程，如前所述，汉、唐时期，尽管“崇文”的风尚越来越炽热，但“尚武”精神的魂魄犹存，汉唐雄风依然凌厉而高扬。领略“建安风骨”，或者品读唐人的“边塞诗”，我们分明能感受到当时人们那种慷慨激昂、遒劲豪迈的阳刚之气，那种悲凉沉郁、睥睨天下的风骨气槪。“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曹植《白马篇》）这就是“尚武”文化精神与民族性格的生动诠释。到了唐代，这一传统仍在延续，像“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杨炯《从军行》），“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请君暂上凌烟阁，若个书生万户侯”（李贺《南园十三首之五》），“健儿宁斗死，壮士耻为儒”（杜甫《送蔡希曾都尉还陇右因寄高三十五书记》），等等，均洋溢着高昂的英雄主义与“尚武”精神。
由“尚武”到“崇文”的根本转折点是在宋代。众所周知，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黃袍加身，建立宋朝之后，片面汲取唐末藩镇割据、五代政权更替的历史敎训，在国家治理问題上，一味推行“重文敎，抑武事”[16]的基本国策与方针，从而在国家发展大战略的层面，从根本上决定了“尚武”精神消亡，“崇文”意识全社会化这一趋势的不可逆转性。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氛围之下，宋代的人们在其身份认同上，普遍以“崇文”为荣，而以“尚武”为耻，反映在个人仕途上，只要有机会，就希望出任文职，而排斥担当武职系统的官员。例如，宋代著名兵学思想家、经典兵书《何博士备论》的作者何去非，尽管兵学造诣精深，又身为武学敎授（后晋升武学博士），但自上任之日起就不安心本职工作，曾转求其好友苏东坡两次上书朝廷，请求“改换文资”，即希望把他由武官改为文官，由武学博士转任为太学博士。何去非的选择，就是这方面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
同样的道理，身为文职官员，如果要被改授武职，哪怕武职官衔更大、地位更高，一般也不愿意而婉言谢绝。《湘山野录》“卷中”就有这方面的生动记载：“眞宗欲择臣僚中善弓矢，美仪彩，伴虏使射弓。时双备者惟陈康肃公尧咨可焉。陈方以词职进用。时以晏元献为翰林学士、太子左庶子，事无巨细，皆咨访之。上谓晏日：陈某若肯换武，当授与节钺，卿可谕之。时康肃母燕国冯太夫人尚在，门范严毅。陈曰：当白老母，不敢自辄。旣白之，燕国命杖挞之，曰：汝策名第一，父子以文章立朝为名臣。汝欲叼窃厚禄，贻羞于阀阅，忍乎！因而无报。”[17]
在“崇文”社会大氛围笼罩下，武将在文官的眼中，简直就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大草包，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七”中有关寇准斥責曹利用不假辞色，态度之恶劣，可为佐证：“寇为枢密使，曹利用为副使，寇以其武人，轻之。议事有不合者，莱公辄曰：君一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18]武人出身的官员，即使是爬到了枢密使、宰相这样的最高位置，其內心仍耿耿于怀于非科举正途仕进，缺乏底气，不无自卑，有时候免不了要发点牢骚。如名将狄靑就是如此：“韩枢密功业、官职与我一般，我少一进士及第耳！”[19]狄靑以卓越的战功而成为宋仁宗时期的最高军事长官——枢密使，但由于他是行伍出身，因此受到文臣们的嘲讽和排挤，他的名望与身份，也大大低于当时与他平级的枢密使韩琦。因为韩琦乃是以进士出身出任武职，看不起军人，说：“东华门外以状元唱出者乃好儿。”缘是之故，狄靑才有上述的感慨。在这样的“重文抑武”背景下，先秦时期的“尚武”之风眞是销声匿迹，荡然无存了。
客覌地讲，宋代的“文治”，是高度文明、高度成熟，可谓极大的成功，看张择端《淸明上河图》所直覌反映的汴京市民生活情景，读《武林旧事》《东京梦华录》之类的宋人笔记所记载的勾栏、瓦舍热闹场面，我们不能不承认宋代城市繁华、经济发达、文化进步，“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我们可以批评宋时民众安于现状、缺乏进取的问題，但却不能不承认“山外靑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老百姓安居乐业、悠闲自在的事实。
但是，缺乏“尚武”精神支撑的宋代国防，则是完全的失败，说宋代“积贫”，也许未必，但称宋代“积弱”，则是殆无疑义。它不仅不能收复当年被石敬瑭割让出去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反而年复一年让契丹、女眞、蒙古人欺凌打压，损兵折将，割地求和，面子里子都输得干干淨淨。它打不过辽，打不过金，打不过蒙元，那也就认了，可在小小的西夏面前，都难逞一胜，则多少有些让人匪夷所思了。
这种局面一直延续下来，中华民族的文化性格中，“粗犷”“原始野性”的成分可谓日益弱化，阴柔替代阳刚，文弱替代武毅，成为普遍的社会风尚，说到底，这是“尚武”文化精神一步步走向消亡。到了淸末民初，中国民族性，似乎再也看不到刚毅进取的特色，而成了鲁迅先生所批判的“中庸”模样：“我们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这艺术的可贵，是在于两面光，或谓之‘中庸’——男人看见‘扮女人’，女人看见‘男人扮’，表面上是中性，骨子里当然还是男的。”[20]“尚武”文化精神至此终于走入彻底的沉寂。这种局面，于今好像也不曾绝迹：男人，缺乏粗犷阳刚之气槪，动辄成了“伪娘”“奶爸”或“小鲜肉”；而女人呢，则或多或少丧失了温柔婉丽的天性，大多以“虎妈”自居了。
这种唯“崇文”而不“尚武”之风的盛行，从兵书地位在整个文化事业与图书分类中被日趋边缘化，也可以有所感受。中国古代兵书的数量之大，內容之广，确实是令人惊讶和震撼的，形容为“汗牛充栋”“数不胜数”毫不为过。许保林先生《中国兵书知见录》曾著录兵书3380部，2323503卷（959部不知卷数，未计在內）；其中存世兵书2308部，18567卷（731部不知卷数，未计在內）；存目兵书1072部，4936卷（228部不知卷数，未计在內）。[21]这个统计尚是初步的，刘申宁先生的《中国兵书总目》有更多的著录，达四千余部之多。[22]但不管是三千多部，抑或四千余部，中国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兵法大国”，乃是当之无愧的。
但是，如我们所看到的，最终被收录于淸代《四库全书》的古代兵书，仅寥寥二十部而已[23]，像著名兵书《武备志》《筹海图编》《翠微先生北征录》《百战奇法》等，都被摈弃，不予收录。总之，在整个《四库全书》中，兵书的数量微不足道，所占《四库全书》全部图书的比重，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须知，汉代编撰《汉书·艺文志》时，收录的兵书，就有“兵权谋”十三家，“兵形势”十一家，“兵阴阳”十六家，“兵技巧”十三家了。一千多年下来，被朝廷认可并收录入皇家图书编目体系的，数量不曾增加，反而呈減少的趋势，这实在是不太正常的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之所以会出现，归根结底，乃是受“尚武”转向“崇文”这种民族性格与文化精神之嬗变所左右的。
[1].本文与诸葛瑞强博士合写。
[2].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武士与文士之蜕化，中华书局，1963年，第85页。
[3].王震撰：《司马法集释》，卷上仁本第一，中华书局，2018年，第17页。
[4].[淸]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卷八，小匡第二十，中华书局，2004年，第413页。
[5].《闻一多全集》，《神话与诗·说舞》，三联书店，1982年，第198—199页。
[6].《礼记·郊特牲》有“朱干设钖，冕而舞大武”之语，意谓手执装有铜盾饰的朱漆盾牌，盛装跳大武舞。这也是武舞为重要军事训练形式之一种的重要证据。
[7].[汉]伏胜撰，郑玄注，[淸]陈寿祺辑校：《尚书大传》卷三，周传，四部丛刊景淸刻左海文集本。
[8].参见王晖《庠序：商周武学堂考辨——兼论周代小学大学所学內容之別》，《中国史研究》2015年第3期。
[9].参见王贵民《商周制度考信》，台北明文书局，1989年，第241—246页。
[10].参见罗琨、张永山《夏商西周军事史》，《中国军事通史》第一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38页。
[11].参见江庆柏《汉初墓葬与汉初思想的儒学特征》，《孔子研究》1987年第3期。
[12].班固《汉书·艺文志》源于刘歆《七略》，而刘歆承其父业“总括群书，撮其指要，著为《七略》”。《隋书·经籍志》，又源于刘向之《叙录》。
[13].[汉]许慎撰，[宋]徐铉校订：《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13年，第159页。
[14].吴毓江撰，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第439—440页。
[15].章太炎：《国故论衡》，卷下诸子学九篇，《原儒》，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04—105页。
[16].[宋]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三册卷十八，中华书局，1995年，第394页。
[17].[宋]释文莹撰：《湘山野录》，明津逮秘书本。
[18].[宋]司马光撰：《涑水记闻》，淸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
[19].[宋]王铚撰：《默记》，淸知不足斋丛书本。
[20].《鲁迅全集》第五卷，最艺术的国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85页。
[21].参见许保林编《中国兵书知见录》，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
[22].参见刘申宁《中国兵书总目》，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
[23].就在这二十部之中，《黃石公三略》还是重复收录的，除了《三略》文本之外，尚将《三略直解》收录在其中，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所收的兵书，实际上仅有十九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