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目标的明确性、公开性

《周易·革·彖传》有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统一战争是正义而高尚的事业，它合乎历史的潮流，顺应民众的意愿，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此，作为这一正义伟大事业的承荷者，他们完全有理由、有信心把自己致力实现国家统一、天下太平的战略意图、战略目标，理直气壮、光明磊落地宣示于天下，牢牢树立起自己“吊民伐罪”的正面形象，表达自己“混一天下”的坚定决心，从而先声夺人，震撼威慑那些分裂割据势力，赢得普天下民众的衷心拥护，争取社会舆论的广泛支持。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汉历史上任何一次统一战争就战略目标而言，均是淸晰公开的、明确无误的。尤其是统一大势业已形成、统一战争的发动势在必行的情况下，公开打出平定群雄、再造一统的旗帜，对于澄淸人们的模糊认识，争取覌望摇摆者，凝聚和振奋军心士气，鼓舞斗志，就显得十分必要。而一旦这么做了，则往往可以收到单纯军事打击所不能达到的目的，因此，这一做法为秦汉时期统一大业指导者所普遍运用，成为统一战争战略指挥上一种带有共性的基本现象。

如楚汉战争中，刘邦采纳董公及张良、韩信之策，明确向天下昭告，将为义帝复仇，东向与项羽角逐天下。

汉高祖二年（前205）三月，刘邦在还定三秦、占有关中后统率大军越渡平阴津（今河南孟津东北）到达洛阳，准备对项羽发动进攻。这时洛阳新城的三老董公向刘邦建议说：“臣闻‘顺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无名，事故不成’。故曰：‘明其为贼，敌乃可服。’项羽为无道，放杀其主，天下之贼也。夫仁不以勇，义不以力，三军之众为之素服，以告之诸侯，为此东伐，四海之內莫不仰德。此三王之举也。”（《汉书·高帝纪上》）刘邦采纳了这一建议，立即对项羽发动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和外交攻势，向天下各路诸侯与广大民众展示了其统一国家的战略目标。他亲自为义帝发丧，“袒而大哭，哀临三日”。同时派遣使者遍告各地诸侯：“天下共立义帝，北面事之。今项羽放杀义帝江南，大逆无道。寡人亲为发丧，兵皆缟素。悉发关中兵，收三河（指河南、河东、河內）士，南浮江汉以下，愿从诸侯王击楚之杀义帝者。”（《汉书·高帝纪上》）这一做法收到了明显的效果，诸侯王虽大多没有直接发兵助汉，但普遍对项羽进一步离心离德，采取了中立和袖手旁覌的态度。特別是项羽最亲近的得力助手九江王英布，从此之后竟没有给项羽以实在的帮助。至于陈余更是积极响应，派出一部分兵力直接参与了刘邦主持的联合攻楚的行动。这样，刘邦旣完全达到了从政治上和外交上孤立项羽的目的，也充分展示了自己欲与项羽一决雌雄，追求国家统一的战略决心。[3]

西晋建立之后，其统治者对统一南北的战略目标也是有明确的定位的，这一点，在其统一战略的主要制定者羊祜的《平吴疏》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在《平吴疏》中，羊祜将起兵灭吴，结束南北分裂，达于天下一统，认定为是合于天意人心的正义之举，一再强调“夫期运虽天所授，而功业必由人而成”，天下一统，四海靖宁，“成无为之化”，使“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乐安之心”，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为此，他强调指出，用兵打仗的根本宗旨在于“宁静宇宙，戢兵和众”。（《晋书·羊祜传》）这样，就从“大一统”理念的高度，为灭吴统一南北的战争之性质作了正确恰当的定位，阐发了“以战止战，虽战可也”（《司马法·仁本》），也就是消灭封建割据、混一天下的合理性与必然性。所以他请求晋武帝司马炎圣心独断，排除一切干扰，毫不犹豫地将国家统一大业推向前进。晋武帝最终采纳了羊祜的意见，将统一天下的战略目标明确化、公开化，为灭吴战争的顺利展开并迅速取得胜利，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对西晋统治者统一战争战略指挥上的这一成功做法，后人倍加称誉。如唐太宗李世民就认为：“聿修武用，思启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断雄图于议表。马隆西伐，王濬南征，师不延时，獯虏削迹，兵无血刃，扬越为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祯祥显应，风敎肃淸，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业大矣。”（《晋书·武帝纪》，唐太宗“制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