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并统一的大势与攻守方针的异同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伴随着铁马金戈、鼙鼓旌旗，历史进入了战国时期，同时战争也以不可阻拦的气势迈上了新的台阶。在当时，随着旧的生产关系大厦的倾覆，土地占有权也相对分散。有土地就有人口，有人口就有赋税，就能组建军队，也就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和权力。因此，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争夺和控制，也就合乎逻辑地成为战国战争活动的根本宗旨。换言之，对土地的争夺如同一条红线，贯穿于战国战争的始终，这一兼并战争的属性，是与以往争夺霸主名分和地位的春秋争霸战争迥异其趣的，所以刘向说：“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敎，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战国策书录》）战争目的决定战争手段，当时兼并战争的激烈和残酷程度也要远远超过以往的争霸战争，孟子所说“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正反映了这一特点。

随着封建兼并战争的进展，在政治上，各诸侯国政治上的交流和联系日趋加强，统一的曙光已渐渐从东方地平线上升起。孟子在答梁惠王时指出：天下“定乎一”，十分确切地反映了这一历史发展趋势。从经济上，由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商业的繁荣和交通的发达，各个地区在经济上的依赖与联系已相当密切，这一点杨宽先生在其《战国史》一书中曾有翔实的论说。它表明到了战国晚期，已出现了“四海之內若一家”（《荀子·王制》）的新气象，这种政治上、经济上的大一统发展大势，势必要在军事领域得到深刻的体现，通过战争完成全国的统一，遂成为历史前进的主流。

统一战争的进程，使得地理环境对各国攻守形势的影响日益突出。这种影响集中体现为七雄在战略环境中所处的不同地位。大致而言，秦、楚、燕、齐诸国处于战略外线的有利位置，三晋，尤其是魏、韩，则处于战略內线的不利位置。具体地说，秦、楚、燕、齐诸国拥有战略进攻或对敌包围的态势，其军队通常处于地位主动，力量优势，对战争的中心地区——中原（黃河中下游流域）保持着相对的距离，时常采取外线作战的行动，不复存在有“诸侯自战其地”的被动状态，而所据的山河之险，又保证了其能够攻守皆宜，进退主动。反之，魏、韩等国则处于战略防御或被敌人战略包围的态势。它们地处中原腹地，被称为“天下之胸腹”，四周大国环列，西有秦，东临齐，北接赵、燕，南邻楚，是十分典型的“四战之地”，很容易陷入多面作战的不利境地，战略地理环境较为恶劣。其军事行动的特点往往是陷于內线作战而不能自拔，被动挨打，成为失败的一方。

当然，光拥有地理形势之胜尚不足以确保自己在统一战争中的最终胜利，楚、齐等国的覆灭即为明证。如果拥有了兵要地理的优势，又能推行彻底改革，做到富国强兵，兼之以实施高明的战略策略方针，那么就可以最终横扫六合，完成统一。在这里，孙子所说的“地形者，兵之助也。料敌制胜，计险厄远近，上将之道也”（《孙子兵法·地形篇》）的价値，也就眞正得到了体现。秦国的情况正是如此，“因四塞之固，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战国策书录》）。由此可见，在兼并统一的大趋势中，列国攻守方针的异同，在很大程度上渊源于各自兵要地理环境，这是我们在研究战国军事史时所不可忽略的问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