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缘此之故，孙子强调军事行动必须以将帅为中心，高度重视将帅队伍的建设。当然，权利和义务是同步的。将帅在享有崇高地位和荣耀、拥有战场上生杀予夺、独断专行权力的同时，也需要做到德能配位，道德情操超凡脱俗。这包括在处事原则上，能够做到“战道必胜，主曰无战，必战可也，战道不胜，主曰必战，无战可也。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地形篇》）。在知识才能上，能够做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通于九变”（参见《地形》《九变》诸篇）。在部队的管理方面，能够做到“令素行以敎其民”，“与众相得”（《行军篇》），使广大士卒“亲附”，全军上下协力。在个人修养方面，能够做到“静以幽，正以治”（《九地篇》），沉着冷静而幽深莫测，正派公道而办事干练。

当然，在将帅问題上，孙子最为关注的，是将帅综合优秀素质的养成。为此，他提出了系统的将帅素质构成体系，这就是《孙子兵法·计篇》中说的“将有五德”：“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对此，宋代梅尧臣注云：“智能发谋，信能赏罚，仁能附众，勇能果断，严能立威。”应该说，理解和阐释得十分到位。这也就是司马迁对将帅道德与人品槪括的另类演绎：“文能附众，武能威敌。”这五项基本素质及其排序逻辑，旣体现了对一般领导者应该共有的素质的普遍性要求，也揭示了对军事家和战争指导者应该特殊强调的专业性个体性要素，旣兼顾了全面，更突出了重点，可谓高屋建瓴，举重若轻，充分呈示了孙子兵学理论的永恒魅力。

孙子是兵学家，不是道德家，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将“智”列为将帅综合素质构成中的首位。这就是说，一个将领是否优秀，是否合格，关键看他是否足够睿智，是否聪明，能否触类旁通，能否举一反三。杜牧《孙子注》有云：“盖智者，能机权，识变通也。”普鲁士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在其不朽名著《战争论》中指出：“战争是充满不确定的领域，战争中的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定的。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辨明眞相。”[3]这眞可谓千年之后孙子的异域知己。一个将帅倘若头脑不好使，那么再仁慈，再勇敢，亦无济于事，也是废物，诚如鲁迅先生所言，忠厚乃是无用的別名！道理的确很简单，只有睿智，才能注意信息的搜罗和掌握，才能重视搜集情报，做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为正确判断敌情、下定决心创造必要的前提。只有睿智，才能辩证分析和认知事物的利弊得失，“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九变篇》），“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作战篇》）。见利思害，见害思利，把握主动，胜券在握。只有睿智，才能高明预测战局的发展趋势，不但“遍知”天下，更能“先知”“早知”，从而未雨绸缪，从容应对各种挑战，避免犯战略选择上的错误，避免走南辕北辙的弯路。只有睿智，才能正确评估敌我双方的实力，旣看到对手的优势，也捕捉到对手的软肋，旣肯定我方的强项，也不有意讳言我方的短板，在此基础上扬长避短，避实击虚。只有睿智，才能精准地选择战略上的突破方向，“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九地篇》），牵一发而动全身，以点带面，中心突破，四面开花。孙子在战略运筹上讲求综合，强调系统，但是在战略部署和实施上，则主张突出重点，把握关键，认为“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虚实篇》），最忌讳的就是平均使用力量，在他看来，面面俱到，其实就是面面不俱到，什么都是重点，就没有了重点。所以主张要在决定性的地点，投入决定性的资源，“识众寡之用”，“以十击一”。由此可见，孙子将“智”列为将帅应有的综合素质的首位，绝非偶然，乃是有深意存焉。

在孙子的将帅素质光谱序列上，紧随“智”而居第二位的是“信”。这同样是孙子合乎逻辑的选择。“信能赏罚”，梅尧臣这样解读，还是狭窄了一些。“信”是为人处事上最可贵的情操与道德，是最高的伦理准则。所谓“言必信，行必果”，“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是经国安邦或沙场竞雄的重要保证：“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左传·庄公十年》）孔子认为，一个国家要巩固和发展，需要有三个基本要素：强大的国防——“足兵”，丰厚的经济基础——“足食”，以及“民信之”。如果迫不得已只能留下一个最重要的，那也唯“信”而已：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孙子也认为，作为将帅，必须讲信用，守承诺，切忌出尔反尔，朝令夕改，食言而肥。威信，意味着统帅的威望乃是建立在讲信用基础之上的，眞正做到信赏必罚，言出必行，履及剑至。另外，孙子突出“信”的地位，将它置于将帅“五德”序列中的第二位，也恰好从一个侧面透露出《孙子兵法》一书的成书年代当在春秋后期，当时贵族精神尚未泯灭，“信”是贵族立身处世之道的核心伦理准则，所谓“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司马法·仁本》）。而进入战国时期，社会文化气质和精神风貌遂有了根本的变化，顾亭林《日知录》“周季风俗之变”对此所论甚详，大家自可覆按。那种建立在贵族精神上的荣辱覌被彻底颠倒，是非心、感恩心、敬畏心几乎荡然无存，代之而成为社会普遍风尚的，是功利之心的甚嚣尘上，笼罩一切，“湣然道德绝矣……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敎，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刘向《战国策书录》）。在这种背景下，“信”就相对被边缘化，不再像春秋时期那样是贵族安身立命所普遍奉行的最高道德伦理准则。虽然后世儒家所倡导的“五常”之中，尚有“信”的一席之地，但位置已是在最后，算是忝陪末座了。故孟子言“四端”，只涉及“五常”中的“仁、义、礼、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而根本无视“信”的存在。对“信”的重视程度之別，其实说到底就是春秋与战国的时代精神之別，孙子对“信”的强调，恰好透露出其书为春秋晚期之产物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