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军事思想比较视野下所呈示的差异性
众所周知，中西文化比较研究，是学术界热衷搞的热点之一。这当然有积极的意义，但是，也往往难以避免有张冠李戴、郢书燕说的尴尬，其症结，就在于强调矛盾特殊性的同时，忽略或掩盖了矛盾普遍性。即在比较的过程中，经常在强调事物的某些方面因素的同时，漠视和淡化了事物的其他方面因素。这个问題，在中西方军事学研究领域同样存在。
譬如，拿《孙子兵法》与《战争论》做比较就是有明显问題的，它们产生的时间有落差，它们并不处于同一个时空中，不在同一个社会形态里，《孙子兵法》是古代兵书，而《战争论》则是近代工业革命以后的产物。这样做中西比较是很困难的，我们容易拿一点有意无意地掩盖其他方面。比如我们说，西方讲个体，中国讲集体，西方是独创的，中国是协作的，中国是讲抽象的，而西方则是注重具体的，等等，这在音乐方面就不成立。在中国，独奏曲才反映出中国音乐的水准与成就，如《广陵散》《二泉映月》《江河水》《春江花月夜》《十面埋伏》等等；而西方音乐的最高形式，恰恰是由弦乐部、木管乐部、铜管乐部、打击乐部组合演奏的交响乐，那是典型的合奏。所以简单地作中西比较，并推导出某种结论，往往似是而非，缺乏逻辑。
除了时空上的落差，再就是比较中对象选择性也很容易出问題。我们在进行中西方军事思想比较时，参照范本往往局限于《孙子兵法》《战争论》《战争艺术槪论》等极个別的代表作，可是，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军事思想的载体是丰富多彩、形式多样、內涵不一的。仅就中国古代而言，除了占主导地位的“兵权谋家”之外，还有“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等三大学派，它们之间的学术宗旨、思想內容、价値取向、逻辑结构、表述方式、文字叙述，可谓差异巨大，各不相同。“兵形势”的“雷动风举，后发而先至，离合背向，变化无常，以轻疾制敌”，完全不同于“兵技巧”的“习手足，便器械，积机关，以立攻守之胜”（《汉书·艺文志·兵书略序》）。因此，即便是所谓的“百世兵家之师”《孙子兵法》也无法覆盖中国古代兵学，它的许多特点，只能说是《孙子兵法》所独有的，而不是中国兵学所共有的。把《孙子兵法》所呈示的文化特征，泛化为整个中国古代兵学特征，实际上属于以偏槪全，挂一漏万。
例如，我们经常说，《孙子兵法》重战略，讲宏覌，重理念，讲抽象，这应该没有大的问題。事实上，《孙子兵法》阐述兵理的确极具特色，其突出的特点是：舍事而言理，词约而义丰，具有高度的哲理色彩和抽象性。后世兵书祖述《孙子兵法》，很自然形成了以哲理谈兵的历史传统，如《孙膑兵法》《吴子兵法》《尉缭子》《六韬》《三略》《李卫公问对》《阵纪》《兵经百篇》《草庐经略》《投笔肤谈》等著名兵书都以哲理性强而著称，一些大型综合性兵书如《武经总要》《武备志》等也收录了很丰富的军事理论內容。即使是那些阵法、兵器等技术型兵书，也大都以理论为纲进行编纂，从而形成了中国兵书“舍事言理”或“以理系事”的创作风格。至于编修形式上，后世兵书亦多有模仿《孙子兵法》者，如《投笔肤谈》即“仿《孙子》之遗旨，出一隙之管窥，谬成十三篇”（西湖逸士《投笔肤谈》）。但是，并非所有古代军事文献都是以这样一个特征面世，它就无法囊括《盖庐》《伍子胥水战法》《火攻挈要》《墨子城守十二篇》等“兵阴阳”或“兵技巧”的內容与特色。所以，我们仅仅拿《孙子兵法》与《战争论》为中西方军事思想进行比较的素材，在有限的材料的基础上，再来分別归纳和揭示中西方军事思想与文化的具体特征，就不免会陷入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逻辑困境了。
当然，我们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中西方军事思想之间不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槪括而言，这种差异性大致体现为：槪念范畴精确性与顿悟直覚形象化之別，宏覌定性与微覌定量之程度不一之別，侧重理念提炼与注重操作践行之力度有异之別。
通常而言，以《战争论》为代表的传统西方军事思想相对是以槪念和范畴的归纳、描述、阐释为主体，而中国古代兵学的很多表述却是相对模糊的，如孙子对“形”和“势”的论述，“胜者之战民也，若决积水于千仞之谿者，形也”（《孙子兵法·形篇》）；“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孙子兵法·势篇》）。这都是非常形象、文学性的语言，但是显然不怎么具体，更谈不上是科学准确，它所体现的，恰恰是混沌整体的东方思维特点。
在对有关的范畴、槪念阐释上，这种差异性是屡见不鲜的。如“攻守”问題，是中西方军事思想家所共同关心并加以深入阐发的，但论证的方式与文字表述，却是各具特色的。孙子主张根据战场情势的变化，采取相宜的攻守策略，主动灵活地打击敌人。一般地说，受种种主客覌条件的制约，在临战之前，双方的力量对比尽管有强弱之別，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作为战争指导者，要善于根据战场情势，发挥主覌能动性，采取正确的、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使己方的军事实力得以充分施展，已有优势进一步加强，若处劣势则设法改变摆脱，高敌一筹，稳操胜券。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采取适当的作战样式，仍是一大关键。通常的作战样式不外乎攻与守两种，两者各有自己的功能，一般地说，“不可胜者，守也；可胜者，攻也”。高明的军事家应该按照“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作战规律，从自己军事实力条件出发，灵活主动地实施进攻或进行防御。若是实施防御，要善于隐蔽自己的兵力，“藏于九地之下”，令敌无法可施；一旦展开进攻，则要做到“动于九天之上”，使敌猝不及防。总之，只有在攻守问題上眞正做到因敌变化，随机处置，才算是完全掌握了灵活机动的指挥艺术之精髓。这时候无论是实施进攻，还是进行防御，都可以得心应手，从容自如，无往而不胜，“故能自保而全胜”。（《孙子兵法·形篇》）
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书中，也曾对攻守问題进行过深入的探讨，并且得出了和孙子近乎一致的结论。他说：“假定使用的是同一支军队，进行防御就比进攻容易。”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就其本身来说，比进攻的作战形式要显得优越。这是因为防御者可以得到的“待敌之利和地形之利”，“不仅仅是指进攻者在前进时所遇到的种种障碍（如陡峭的山谷、高山峻岭、两岸泥泞的河流、成片的灌木林，等等），而且是指那些能使我们隐蔽的配合军队行动的地形”。因此，在“力量弱小”之时就不得不采用防御的作战样式，“防御是一种较强的但带有消极的目的的作战形式，那么，自然只有在力量弱小而需要运用这种形式时，才不得不运用它。一旦力量强大到足以达到积极的目的时，就应该立即放弃它……所以以防御开始而以进攻结束，是战争的自然进程”。[1]而富勒的看法亦和克氏相近，“作战艺术有赖于进攻和防御之紧密结合，犹如建筑大厦少不了砖和水泥一样……正确的作战艺术取决于攻防行动的紧密结合，换言之，作战的胜負取决于两者结合的有效程度。几乎也可以说，搞好攻防结合就胜利，搞不好攻防结合就失败。……确实，有时打算用防御行动来避战。但是，这并不是彻底避战，只是暂时或局部的避战。避战是为了在更加有利的条件下再次作战，在一地避战是为了在另一地更有力地作战。这样的避战行动可稳定战斗，即为尔后战斗（如不是当前战斗）奠定基础。因此，让我们永远牢记：防御是进攻的基础；也让我们永远不忘记：适时的防御是胜利的基本保证。”[2]这些都是非常谨严的表述，不过，其说的道理同样不外乎“守则不足，攻则有余”“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的含义罢了，然而，其形式逻辑展示路径与语言文字描述方式，彼此间的差异性乃是相当明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