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争霸与结盟的几个阶段
晋楚争霸与结盟，大致可以区分成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标志着晋楚争霸大格局的正式确立。这种格局确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城濮之战后晋国隆重举行践土大会和温地之盟，其霸主地位长期确立与延续，即所谓的“报施救患，取威定霸”（《左传·僖公二十七年》）。晋国的霸权有高潮，也有低谷，但总体来说晋国的霸权国地位是毫无疑问的。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就是这样，“周卑，晋继之”，周朝衰落了，由晋国来引领天下，重建秩序，这就如同大英“日不落帝国”衰落后，其霸权地位由美国取而代之，而且是长时期的。晋楚的长期对峙局面从此正式形式。
但是，公元前627年爆发的秦、晋崤之战，让这一过程发生了一些变化。开始时，秦、晋两国对楚国发起的挑战进行针锋相对的回击，是共同的战略抉择。城濮之战中它们坚定地站在了一起。晋国之所以能在这场关系到“取威定霸”的战事中取胜，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拉拢了其他两个大国，一个是秦国，一个齐国。秦晋之间自晋献公死后，即走得很近，秦穆公曾深度插足了晋国內部的权力更迭，包括晋文公能够登上晋国国君的宝座，也是拜秦穆公所赐，双方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合与协作，并互通婚姻，“秦晋之好”即为象征。但是，崤之战中，晋国杀得秦军片甲不留，“匹马只轮不返”，秦晋关系遂告破裂。这一仗，虽然使得晋国在军事上取得了绝对性的胜利，却在政治和外交联盟上遭受了全方位的失败，产生了非常严重的后遗症。战争结束后，秦国与晋国决裂，并投靠楚国，毫不妥协地同晋国长期为敌，这为晋国称霸中原制造了巨大的障碍。也就是说，晋国此后在战略上深深地陷入了侧背受敌、两线作战、顾此失彼、捉襟见肘的被动局面，根本无法集中全部力量与主要的对手楚国进行决战。到了这一阶段的后期，晋、楚之间的战略态势进一步发生转换。这一转换意味着诸侯各国之间联盟重新整合，重新洗牌，中原诸侯对晋国这个霸主的离心倾向渐渐变得严重，如郑穆公就愤然表示：“晋不足与也！”（《左传·宣公元年》）中原地区中小诸侯国重新选边和站队的结果，是郑国、陈国、蔡国跟楚国慢慢地走在一起，晋国的霸业开拓因此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出现了盛极而衰的征兆。
第二个阶段，可以槪括为是以晋、楚争霸的延续与变化为主題，晋国完全处于守势，陷入被动的困境，楚国全面崛起，进取中原，势头咄咄逼人，锐不可当，天下霸主的权柄其实易手，楚国一度成为天下新的领袖。其标志性事件就是邲之战（前597），此后，中原霸权从晋国转移到楚国，这一点连晋国自己也是承认的：“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天方授楚，未可与争。”（《左传·宣公十五年》）邲之战这一仗打完之后，晋国非常被动，秦国继续在背后捣乱，是为当时的第四大国。第三大国齐国的做法，也不怎么地道，在晋国侧后捅刀子，似乎跟现在的欧盟一样，原来是跟着霸权国美国走的，可现在则是不怎么听话，甚至要闹事了。在齐国眼里，现在晋国旣然已经衰落，而我齐国原先就是首霸，所谓“五霸，桓公为盛”，现在机会来了，就不妨翻转乾坤，乱中夺权，重新恢复原先的天下霸主之地位，总之，齐国这时想上位，想重新当老大了。这一时期，晋国在北方地区跟少数民族杂居，南方地区楚国为第一霸权，秦国是不依不饶，继续捣乱，齐是心怀不轨，兴风作浪。显而易见，晋国当时的确处境十分困难，战略态势相当被动，可谓是內外交困，四面受敌。
那么，晋国又是怎样千方百计来积极破解这一困局的呢？稍加考察，即可知乃是战争和外交同时进行，分兵合击，双管齐下，刚柔相济，文武并用。
首先是看淸了问題的实质所在，秦国作为挑战者，的确给晋国造成了相当的困扰，带来了严重的威胁，这决不能听之任之，而必须加以严厉的抑制与打击，但是，对晋国而言，这时候更为重要的是拉拢齐国，不能放弃。于是乎，晋国通过公元前589年的鞌之战，击败不自量力的齐顷公所率齐军，对齐国以战促和。这个事件非常有意思。战争结束后，晋国漫天要价，提出了齐国不可能答应的两个条件：一是让齐国国君的母亲萧同叔子到晋国当人质；二是“尽东其亩”，即规定齐国所有南北走向的垄亩道路要变成东西走向。这两个条件过于苛刻，是齐国绝对没有办法接受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之下，可以让弟弟、儿子、侄子等人去当人质，但是，如果是让母亲去当人质，那就是对孝道最严重的挑战，对国家来说，这也是颜面无存，贻笑天下。而所有的垄亩间道路如果都改成东西走向，那就相当于修了现在的高速公路，齐国哪天不听话、有所企图，晋国的战车部队就可以朝发夕至。这就意味着国门洞开，根本没有国防可言了。所以，齐国再窝囊，再想休战罢兵，也是无法答应的，“反先王则不义，何以为盟主？其晋实有阙。四王之王也，树德而济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抚之，以役王命……吾子惠徼齐国邑之福，不泯其社稷，使继旧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爱。子又不许，请收合余烬，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从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听”（《左传·成公二年》）。晋国早就料到齐国不会答应自己的天价条件，所以就地还钱，逼得齐国表态，要跟晋国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楚国。晋、齐本来就是中原诸侯圈中的同伙，信奉共同的“礼乐”文明，而早在之前的召陵之盟中，齐国对楚国就已产生宿怨，因此齐国接受了这一要求，而没有什么顾虑与障碍。这样重新结盟后，齐、晋联合在一起，携手共同对付“非我族类”的楚国势力，战略局面马上改覌，对楚国就占有了明显的优势。
与此同时，晋国通过公元前578年的麻隧之战彻底打垮了秦国。崤之战后，秦晋两国前前后后征战了几十年，麻隧之战对彼此多年的恩怨纠葛做了一个比较彻底的了断，是役使秦国遭到一次极为沉重的失败，其精锐主力悉数就歼，实力严重受损，数世不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再对晋国构成实质性的战略威胁，换言之，秦国从此在晋国面前变得老实了，不敢再轻易挑衅与捣乱。这样一来，晋国消除了后顾之忧，同时通过大量的外交活动，使得秦楚两国在麻隧之战时无法组成联盟来对付晋国。这中间，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公元前579年的第一次弭兵大会，晋国借假宋国大夫华元为白手套，晋、楚两国各派代表在宋国都城西门外举行会盟，约定“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贽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坠）其师，无克胙国”（《左传·成公十二年》）。很显然，晋国主使下搞起来的华元“弭兵”，目的是让楚国在秦晋角逐中暂时置身局外，保持中立。而楚国统治者居然轻易地中了晋国设计的圈套。从此之后，秦·楚双方都对对方是否为自己的可靠伙伴这一点存有了疑虑，因此秦楚联盟某种程度上已经处于停摆乃至瓦解的状态，为晋国再度全面称霸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第三个阶段，是以公元前575年的鄢陵之战为标志，晋楚之间的战略态势再次全面转变。晋国在外交和战争中的全面优势得以重新确立。这一确立过程一直延续到晋悼公在位期间发起的“三驾之役”。“三驾之役”时，楚国完全承认自己已不再是晋国对手，需要韬光养晦，重新来过，低调，再低调，“当今吾不能与晋争”（《左传·襄公九年》），“宜晋之伯也，有叔向以佐其卿，楚无以当之，不可与争”（《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楚国意识到之前战略上的积极出击包括外交上的猖狂挑衅实在太过冐进，需要重新检视，改弦更张。
但这时晋国也碰到了问題，而这又是跟鄢陵之战的结果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鄢陵之战这一仗旣可以打，也可以不打。从单纯的军事层面与具体战术上讲，打一定会赢，但从战略全局上讲，从政治意义上讲，则会产生严重的后遗症，激化各种潜伏的矛盾。也就是说，如果存在着楚国这样的强大敌人，那么晋国內部就会团结，六卿之间，各大宗族之间，就会暂时放下彼此间的恩恩怨怨，保持一定程度上的团结，共同对付外敌，对此晋国六卿中的范文子所言，可谓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唯圣人能外內无患。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內忧。盍释楚以为外惧乎”，他认为正确的做法应该是：“我伪逃楚，可以纾忧……我若群臣辑睦以事君，多矣！”（《左传·成公十六年》）但如果晋国打败了楚国，那么內部矛盾就会凸显，公室和强族之间的矛盾就会激化，你死我活的政治动乱就会上演。从这个角度看，鄢陵之战应该不打。但是能拍板的中军帅栾书拒绝这么看问題，他只强调政治正确，而不在乎其他：“不可以当吾世而失诸侯！”（《左传·成公十六年》）于是乎，鄢陵之战晋国还是打了，而且打赢了，结果，这之后晋国就如范文子在鄢陵之战大捷后所预料的那样，“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左传·成公十七年》）眞的出现了內部的大动乱，这个变故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也是完全負面的。也就是说，如果没有晋国的內部动乱，那也就不会有后来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晋”，进而也很可能不会发生秦国顺利东出函谷关，在战国全面崛起，横扫六合，一统天下的历史场景，那么最后完成统一大业就有很大的槪率会落到晋国的头上，中国古代的历史很有可能会改写。
《孙子兵法》佚文中的《吴问篇》最后讲到赵氏家族取代晋国的政权，类似于田氏家族取代齐国政权的情况。本来晋国应该是统于赵氏家族一家的，但“三家分晋”后导致了晋国的分裂，这就给秦国的东进创造了机会。于是晋国不得不发起公元前546年的第二次“弭兵大会”，借此与楚国平分中原霸权，所谓“晋、楚之从交相见”（《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让楚国承认晋国的霸主地位，同时，自己也承认楚国的霸主地位，这是双方暂时的战略平衡，这似乎是春秋时期共治天下的模式，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动态战略平衡现象。
第四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其显著特色之一就是晋、楚之间争霸战争与外交结盟中代理人战争与外交现象的呈示，也可以看成是晋、楚百年竞逐的回波余澜，这就是晋楚争霸背景下的吴越战争和吴楚战争。晋国为了对付楚国，打破僵局，就注重开辟第二战线，拉拢了吴国，派遣申公巫臣带着战车与军事顾问到吴国，帮助吴国训练军队，鼓动吴国从侧后攻击楚国。“以两之一卒适吴，舍偏两之一焉。与其射御，敎吴乘车，敎之战陈，敎之叛楚。”楚国因此而陷入战略上的极大被动，“吴始伐楚，伐巢，伐徐……子重、子反于是乎一岁七奔命，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左传·成公七年》）对此，楚国非常恼怒，致力于反击，如法炮制，你这么搞，那我也这么搞，来而不往非礼也。但是楚国很聪明，知道晋国太强大，它的龙头老大地位是不能轻易去挑战的。于是，楚国没有直接去挑战晋国，而是去找晋国的马前卒吴国的晦气，同时积极拉拢越国，让越国在吴国的背后捅刀子。越国最主要的大臣如文种、范蠡都是楚国人，可见楚国在吴越战争中所扮演的影武者角色。后来的《申包胥哭秦庭》乃是小说家言，是后人的文学夸张与包装，其实，从结盟的核心宗旨看，秦国是一定会救助楚国的。吴国柏举之战大破楚军，乘胜追击，五战入郢后，楚国的衰落和灭亡与秦国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秦国也深切感受到了唇亡齿冷、兔死狐悲的阵阵寒意。所以，秦楚两国一定会联盟的，这种出兵相助与申包胥在秦庭上哭不哭根本没有什么关系。
至于兵学家孙子为什么跑到吴国去，我认为其历史的谜底也许跟当时的外交结盟同样有关系。晋国派出军事敎官去帮助吴国，而齐国兵学发达，有著名的军事理论家，作为晋的同盟国，齐国也不能袖手旁覌，坐享其成，也得出力，也得添砖加瓦，于是派人掺和，敲敲边鼓乃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所以孙子就是齐国派出的前去帮助吴国的人。另外，根据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孙子兵法》佚文《吴问篇》的记载，吴王阖间向孙子询问晋国的政局动态与权力重组，“六将军专守晋国之地，孰先亡？孰后存？”也即其政局会怎么演变？他不问齐国的情况，不问鲁国的情况，也不问楚国、秦国、越国的情况，而偏偏问晋国的情况，这里面同样很有讲究。当时晋国是六个大族当政，彼此之间拉帮结派，钩心斗角，暗潮汹涌，云诡波谲，吴、晋是战略同盟，自己在选择与晋国哪一宗族打交道时，一定要小心翼翼，十分谨慎，注意选边站队，千万不能押宝押错了，那样的话，也就前功尽弃，后患无穷了！所以，吴王阖闾才向孙子请敎分析晋国的政局，即所谓“不知诸侯之谋者，不可豫交”（《孙子兵法·军争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