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初的分封布局与洛邑经营所显示的东西对峙态势
西周时期周公制礼作乐，成为中国古典文明全面兴盛的标志性事件，后人习惯于将这种文化气象与文明的核心內涵及相关表现形式，槪括地称之为“礼乐文明”。
西周礼乐文明体现到制度建设的层面，就是四个基本制度像四根柱子一样，支撑起了西周礼乐文明这座辉煌的大厦。具体而言，这就是经济上生产经营模式的井田制，社会管理模式上区別并规范征服族与被征服族各自权利与义务的“国野制”，处理和协调统治集团內部各种关系与权力分配的宗法制，整个国家机器从事治理天下的基本模式“分封制”。
所谓分封，就是周天子根据与自己关系的亲疏远近，对自己的子弟、亲戚、功臣和古代王族后裔，授予一定范围的土地和人民，进行武装殖民，建立统治据点，以拱卫周王室，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这种统治据点，就是“封国”，众多的封国就是“诸侯”。
诸侯受封时，要举行隆重的册封仪式，由周天子委派的朝廷专门机构的官员，代表周天子向受封者颁布“册命”，其主要內容就是“授民授疆土”，同时授予受封者官属、奴隶、车旗、命服、仪仗等象征诸侯等级的标志物。受封的诸侯，则要对周天子承担镇守疆土、出兵勤王、交纳贡赋、朝聘述职、参与祭祀等义务。
西周的大分封，先后有两次。第一次发生在武王伐纣灭商之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第二次大分封，是在周公旦东征平定武庚、管蔡之乱以后，这次也许更为重要。康王之后，周王室仍陆续有所分封，但规模和数量皆不能与周初相比了。
周初大分封的对象，主要有四个大类。一是周王室的同姓贵族。这一类封国为数最多，其中又集中于文王、武王及周公的后裔，《左传·僖公二十四年》：“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二是异姓的功臣谋士，如封姜尚于营丘，国号齐。三是殷商之后，先是封商纣王之子武庚于殷，后又册封微子启于商丘，国号宋，爵为上公。四是前代帝王之后，如封神农之后于焦，封黃帝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封大禹之后于杞。这四类中，第一类与第二类乃是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天然的“兄弟之国”（第一类），便是通过缔结婚姻的方式，形成的所谓“甥舅之国”（第二类），自然可以起到“股肱周室”的作用。
分封的目的是“夹辅王室”，“以蕃屏周”，这一点属于常识。而我们感兴趣的，乃是相关分封內容中所蕴含的武王、周公等人的机心深沉，他们通过分封所要实现的战略考量与战略目标。稍加留意，我们就能发现，他们是在下一盘大棋，而整个棋盘上他们的每个棋子，每个谋势，都将以西制东，不让东部势力再度崛起为唯一原则。
这一点，只要看一下周初政权中核心人物的封国地点也就可以理解了。众所周知，西周开国以及随后在周初政治生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也就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以及康叔等人。为了应对东部势力的抵制与反抗，他们受封的地点，无一不在东方区域，在原先殷商王朝与其同盟者的根据地，就近加以监督与控制，从而紧紧扣住了东部势力的命脉，使得殷商及其同盟者无法兴风作浪，破坏天下安宁稳定之大局。
鲁国，为周公的封国，建于东夷大国奄的故地之上，可见它立国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在镇抚东方的战略部署中发挥核心作用。由于周公本人在朝廷摄政，遂由其“长子伯禽代就封于鲁”。不过，伯禽就封后，所有的做法，包括治国理念的确立、治国方法的推行，皆遵循了周公的敎导，可谓是亦步亦趋，中规中矩。这中间，防范和打击东夷残余势力，也是伯禽及其继承者致力于践行的职責之所在。为此，伯禽等人积极主动地反击徐戎与淮夷的侵扰，并将敌人赶到淮河下游地区，从而使命必达，圆满实现了“大启尔宇，为周室辅”（《诗经·鲁颂·闷宫》）的战略目标。这正是周室分封的初衷。显而易见，周公受封鲁国，占有商奄故地，目的与客覌效果，都带有一定的东西大对峙的色彩。
召公，是武王宾天后周室新政治格局中的第二号大臣，即便是周公，要办成大事，也无法独断专行，而必须首先获得召公的首肯与支持，东征之举已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他和周公旦、太公望同为武王灭商的功臣，成王时又是协助周公平定三监之乱的副手，因此，他的分封，按理来说，应该是封于交通发达，土地肥沃，经济繁荣，人口稠密的中原核心地带或王畿周围，可事实上，却是被赐封在遥远而苦寒的燕地，金文载：“召公建匽”（《集成》2556）。东征结束后，召公返回宗周佐助成王，“以元子就封”（《史记·燕召公世家》）。此说在克盉等铭文中得到证实，它们明确记载，燕国的受封人为召公奭（“王曰太保”），而就封者是其子克（“令克侯于匽[燕]”）。功高德劭的召公之所以被册封在东北一隅，很显然，同样是出于压制东部势力的考量，它南有邶国，东有孤竹国，北有蓟，越燕山而东可与肃慎发生瓜葛，军事和政治地位十分重要，孤竹等方国，与殷商关系较近，也属于东部势力集团中的一分子，如果放松警惕，它们一旦与东夷及殷商残余势力联合在一起，那么就势必会对周室的统治造成相当大的威胁，所以有必要将重臣分封在这里，以点带面，控制局势，维系安全。
太公望姜尚，是最重要的异姓功臣，在武王伐纣灭商和周公东征时，功勋卓著，“师尚父谋居多”，“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为本谋”（《史记·齐太公世家》）。后世的人们多认同司马迁的看法，如《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中就有这样的见解：“周之始兴，则太公实缮其法：始于岐都，以建井亩，戎车三百辆，虎贲三千人，以立军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以敎战法。陈师牧野，太公以百夫致师，以成武功，以四万五千人胜纣七十万众。周司马法，本太公者也。”缘此，太公在成王时被赐封于齐，并被授予“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的征伐大权和辅弼王朝的使命，其征伐范围“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豫鄂交界的穆陵关），北至于无棣（河北卢龙）”（《左传·僖公四年》）。周室的战略意图很明显，有这样的重臣坐镇齐地，镇抚薄姑、莱人，南可得鲁国之策应，北可恃强燕之奥援，何惧东方集团的势力寻衅滋事，万一变生腋下，事起仓促，也无须惊慌失措，因为有齐、鲁、燕携手应对，谅对手也难成气候，纯属以卵击石，自取灭亡！所以，太公望受封于齐，亦是从东西势力之间对峙的大局运筹帷幄的产物，要眞正起到“夹辅周室”的作用，发挥一种类似于定海神针的功效。
除了上述周公、召公、太公三大巨头，周室的其他重要人物，大多也被分封到东方一带，共同致力于防范和镇压东部势力的反扑。如，武王少弟康叔，在平三监之乱中立有大功，故受封于殷墟，建立卫国，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镇守殷王畿故地，治理殷遗民七族。康叔兢兢业业，不辱使命，统领封在豫北和冀南的邢、凡、胙、祭、原、雍等姬姓诸侯和其他异姓诸侯，确保了周室东土的安全，圆满实现了周公要他成为“孟侯（侯伯之长）”（《尚书·康诰》）的期许。又如，蔡国本为武王之弟蔡叔叔度的封地，都于蔡（河南上蔡），蔡叔因参与叛乱而被囚禁，其国一度被废，但其子胡与乃父行事完全不同，能“率德驯善”，故不久就被复封于蔡（《史记·管蔡世家》）。蔡国的战略地位相当重要，它立国于淮河支流汝河之东，是淮河中上游诸姬中的大国，对于防范东部势力，控制那一带的局势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由此可见，周初大分封过程中的具体布局，都是根据东西势力双方角逐较量这个根本问題而展开的，这是认识周初政局演变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同样的性质，周公经营成周（洛邑）的作为之动机与相关做法，也应该置放在东西势力竞逐无已、纷争不休这个历史演进之主旋律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周公东征，历尽千辛万苦，虽说最终凯旋奏捷，胜利回师，但是，事件本身也让周公等人从伐纣灭商的胜利陶醉中淸醒了过来，对“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的道理有了切身的感受，知道了“夫战胜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孙子兵法·火攻篇》）的历史昭示。他们明白，以“小邦周”来消化“大邑商”是个十分艰巨的任务，更何况殷商作为东部势力的代表者，还拥有广大东夷集团的支持，可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中间原因很多，但是从战略地理来考究，宗周的位置过于偏于西方，这对军事防御体系的完善而言，是个很严重的缺陷，所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一旦东部势力卷土重来，宗周做出反应就比较迟钝，容易错失战机，不便及时制止动乱，控制形势。当务之急，就是要做好东西势力长期胶着于博弈状态的思想准备，果断地调整周室的军事部署，将战略前沿基地加以东移，将军事防御建立在东西部势力博弈的第一线。
要达到这个目标，有几点是必须考虑到，并事先做出安排的。一是权力结构要有所调整，职責划分要合理区隔和明确。周公固然强悍能干，但也不能将所有政务全压在他一个人的身上。这时候需要有人替他卸掉一些事务，減轻他的負担。所幸的是，召公义无反顾地站了出来，替周公減压，两人开始分工合作，分別承担起治理王朝东、西部两地的重任，东部问題更多，难度更高，自然由一号周公来处置，“自陕以西，召公主之。自陕而东，周公主之”（《史记·燕召公世家》）。有召公鼎力相助，周公便能够集中精力来应付东方的事务，而不再有什么后顾之忧了。二是掌控东方局势的战略中心点，需要有地理上的形胜之利，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主动地位。于是乎，洛邑很自然就成了这个军事战略前进基地的首选地点。洛邑地理位置优越，处于东西交通的要冲，地势亦易守难攻，它东有成皋之固，西有崤函之险，“背河向雒，其固亦足恃”（《汉书·张良传》），且有经济方面的优势和便利，“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
由于淸晰地意识到镇抚东方的迫切需求，又看到了成周的特殊地理优势，周公辅政后，便以其为政治与军事重心来治理东方，东征平定三监之乱后，周公和召公通力合作，全面规划与营建成周，不惜为此投入大量人力、财力、物力，仅短短一年，成周便粗具规模，最后终于成为一座牢固的城池。至此，西周朝廷终于分別建立起以丰镐和成周为中心的战略防御体系，两大中心东西相望，互为表里，而这种战略布局，归根结底，也是东西势力角逐竞雄的现实形势与战略逻辑条件下的自然结果。从相关史料记载来看，成周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这表现为：一是周室军事力量的大部分部署在成周，宗周为六师兵力，称“西六师”，而成周拥有八师兵力，号称“成周八师”（也称“殷八师”，有学者认为，殷八师与成周八师是两支部队，那么成周拥有十六师兵力，更是占据绝对优势）。二是周室的重大军事行动往往从成周出发，周王越来越习惯于在此处理朝政，接见诸侯，颁布政令[11]。三是同时成为手工制作与生产基地，大面积铸铜遗址的发现，或标有“新邑”“成周”铭文铜器的出土[12]，显示出成周在当时已是手工业发达、经济逐渐繁荣的大都会，是西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向东拓展与交流的大本营，功能上已渐渐超越丰镐的宗周了，而这种情况的发生，毫无疑问，是东西势力博弈下的产物。为了全方位压倒东部势力，依托成周一是为了战略上就近掌控，在力量上碾压对手；二是为了展示新生王朝对殷商王朝的全方位超越，在精神上击溃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