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〇七年的秋季我从小学升入中学了。
中学的校舍就是从前的考棚改修的，在高标山的东麓。学校的后部有一段是在高地上的。考院的中堂改成了礼堂。左右的考棚，左边的改成讲堂，右边的改成自修室了。自修的右边是一带寝室，一直地绵延着差不多与学校的深度相等。
学堂的地位是在嘉定城的正中，正面便是最热闹的玉堂街，左边的侧门与县街相通，右边的侧门与府街相通。但因为学堂的地基很宏大，学堂的前面也有一个很宏大的敞地，正面是完全和玉堂街隔断了的，平时只开左边的侧门或者右边的侧门，以供学生出入，所以虽然处在城的中央，一点也不觉得城市的喧哗。
从前的嘉定府管辖七县。七县是乐山、犍为、威远、荣县、峨眉、洪雅、夹江。这几县的文化程度大约也就依着这个顺序。
中学堂的第一学期是发挥尽致了一种过渡时代的现象。
校长是我们乐山县人，在湖南作过几任县官的，对于办学的经验和知识完全没有。由他这样的人当然聘请不出甚么好的教习，而且教习的产生法是要按照县份摊派，有这样一个条件限制，结果是愈见笑话了。
张胡子是夹江人，住家在草堂寺小学校附近，他的不通是很有名的。但因为夹江要摊派人，也就聘他去当监学。在行开学式的时候，本来客气一下不讲话也未尝不可以的，他偏要出一次风头。他登台演说，开口就是：
——“学问之道，得于师者半，得于友者半，得于己者半……”
说得满堂的人都笑起来，但他还很得意，后来我们就称他为“三半先生”。这个徽号由夹江人传到他耳里去时，他很不心服。他还说：“一个橘柑不是有十好几半吗？”
有一位姓林的地理教习，我不记得是峨眉人还是洪雅人，他公然讲起五行八卦的辨方正位来。他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楚。他说日本是在中国的南边，朝鲜是在日本的东边，讲得比《山海经》、《淮南子》的《地形训》还要神秘。
此外大概都是这样相差不远的一些先生。只有一位英文教员是湖北人，他一上讲堂便用英文来说话，写也写的一些旁行邪上的蟹形字。我们不知道他的程度怎么样。他说的写的究竟是不是英文，我现在也不敢保险。
在这样的一些教职员之下，四方杂处的从各县来了四五百名学生，嘉定城从此便多事了。
学生在教课上得不到满足，在校内便时常爱闹风潮，在校外也时常惹是生非。城里的各处会馆差不多毫无间断地要演戏的。礼拜可不用说，就是礼拜三、礼拜六我们那时都有半日的休假。在这样休假的时候，每处的戏场差不多都有学生闹事。
我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是怎样的呢？
我焦躁，我怀疑，不知道自己将来究竟会成为一种甚么物什？
对于学校的课程十二分不满意，能够填补这种不满意的课外研究又完全没有，我自己真是焦躁到不能忍耐的地步了。
那时留学外国热在蔓延，我对于欧、美不消说起了很大的憧憬。但是，这是断难实现的。我的大哥是早出了东洋的，五哥在我入中学的时候也由武备学堂毕业派到东洋去实习去了。这儿也是很景慕的地方。东洋去不成便想往北京、上海。再办不到，至少也要到省城了。到这些地方去学习甚么，那时候并没有怎样明确的志愿，实在也是不能有怎样明确的志愿。科学里面究竟有那些分科，各种分科的大概的概念是怎样，实在是一点也不知道。不过到了外边去觉得总可以学些甚么，总比在三半先生、五行教习的陶冶之下要得到更多的知识。
奋飞，奋飞，这是当时怎样焦躁的一种心境哟，但是我的父母怎么也不肯许可。父亲不知道学堂的情形，他总以为不至于象我所说的那样厉害。母亲是完全出于溺爱。自从大哥、五哥出洋以后，我们母亲时常思念他们，差不多一说便要流泪。她常常说：“我的心是碎了，小的两个是怎么也不肯放他们出远门了。”
我究竟是一个胆怯的人，家里一不许我出远门，我虽然几次想逃走，但终竟没有这种决心。由是自暴自弃的念头便一天一天促进起来，闹事的学生中当然是有我一份的了。
礼拜，陕西街的秦晋公所唱戏。我因为换洗衣服都拿出去洗去了，身上穿的是一件洗白了的竹布长衫。这件长衫不幸的是纽绊带红色的，当然是裁缝师傅误把红色的布条做了骨子的原故。这样的衣裳怎么也不好穿出街去，这使我破天荒地礼拜日也在学校里留下了。
吃中饭的时候，一位从戏场回来的同学说：“清和班的王花脸下午唱《霸王别姬》。”
这真是含有无限的魔力的一句话。王花脸是嘉定优伶界有数的名角，《霸王别姬》是他的拿手好戏，这把我害羞的心事完全打破了。
红纽绊的葱白竹布长衫，光头，松三把的长搭辫，还拿着一把张开时要超过半圆以上的黑纸扇。——这实在是极不庄重的一种装束，就这样跑到秦晋公所。
旧式的戏场在演戏的时候，舞台前面的左右两翼要摆着两列连环着的二十排左右的高脚长凳，正中和后部空着，看戏的人不是立在这空着的地方便是坐在那高脚凳上，坐凳的要被征收座钱，大概看半天戏每个人顶多不过十文钱的光景。不消说这种高脚凳是谁也想争着坐的，特别是靠近舞台的最前两排，在未开戏以前总时常是坐满了的。
我走进秦晋公所，戏场早已坐满了。但这儿正是学生逞威风的地方，他是不讲理的。选着第二排的坐凳我就想擎上去。坐在凳头上的人大大地表示出一种不愉快的样子。第二的一个更指着他们两人中间伸出着的凳脚的榫头对我说：
——“这儿有个桩，你来坐！”
这句话是含着一个很下流的意义的。
——“好的，我就来坐！”
不客气地我便一直擎上去，一坐就坐在两个人的大腿上。两个人不消说都是不舒服的，便向我罗唣起来。
我说：“是你们教我坐，我才坐的啦。”
已经不是看戏的兴趣，只是吵架的兴趣了。你一句，我一句，口角愈斗愈烈。坐在我正前面的也是两人的同党，他回过头来打邦槌。
——“这儿不该你来闹！”
——“该谁来闹？”
我劈的就给他一耳光，端端正正地就打在他回过头来的脸皮上。他伸过手来抓着我的领襟，我一掌便把他推下去，同时我的衣裳却被他拉破了。
——“打哟！打哟！”全场都号叫起来了。这儿的高凳上立起一个人，那儿的高凳上立起一个人。有的从人头上便扑过来，就象在水面上游泳的一样。全场轰动着的都是学堂里的学生。和我口角的看见势火不好，便混在人丛中偷跑了。
——“清查！清查！是那个？是那个王八蛋！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我们查出来了。被我打了一耳光的是铁牛门掌码头的刘大爷，还有两个便是他的弟兄。这位刘大爷是张伯安的父亲栽培的。伯安那天也在戏场上，他隔的很远，听说我在打架，也从人头上游泳过来了。当时我们就去找伯安的父亲，那刘大爷还陪了不是，补好了我的衣裳。
在四川的江湖界是有等级的，好象有仁、义、礼、智、信的几种堂子，就象高曾祖父儿孙的五族一样。那位刘大爷大约是没有把我看成学生，把我看成了义字堂或者礼字堂的矮辈，或更看得不值钱罢？他竟上了一个当，折了不少的威风。不过，我也好久不敢一个人到铁牛门去，我怕的是他的弟兄们要向我报仇。
象这样倚仗人多势众在戏场内惹是生非，这在当时的学生界是最流行的风气。而我又差不多是十处打锣九处在的人。闹得来嘉定城内在休假日不敢唱戏，以后竟连戏都少唱了。这儿不消说还包含着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经济的萧条。
最初我们才下嘉定的时候，嘉定城里有三座班子，各处会馆的堂戏差不多连续不断。那时候纸烟还没有到嘉定，学生身上穿的还多是一些银绸、茧绸、巴绸、或毛蓝布大衫之类的手工业的土产。但是隔不两年身上的穿着完全变了。洋缎、大呢、哔叽、天鹅绒，乃至葱白竹布，一切的东西差不我都带着一种洋味。机械生产品的大洪水流到了嘉定，大英烟草公司的“pirot”、所谓“强盗牌”的纸烟，也跟着他的老大哥鸦片阁下惠顾到我们城里了。
在这时候，我们可以想象得到的，自然是土产生意的衰颓，行帮制度的崩坏。以行帮为基础的各省会馆自然要遭打击，要减少他们的行乐机会了。
唱戏的机会减少，戏班子也就一天一天地减少下来。从前的三座归并成两座，更归并成一座。一座也不能维持，后来终竟消灭了。
这时候如象省城、重庆、自流井[1]那些繁华的地方，唱戏的生意已经开始成了资本主义的营业，已经有戏场主集资合设的常设的戏园了。这些常设的戏园不断地吸收各地的名角，名角一走了，戏班子便坍台。这也是地方上停止演戏的一个重大，原因，不用说是表示着社会变革的。
经受学生的捣乱、行帮的溃崩、常设戏园的吸引，封建制度下的会馆戏便渐渐绝迹了。学生的出现其实也就是社会变革的一种上层现象。结果是封建制度的经济组织逐渐被资本主义的洪涛冲破，在戏台的一角上很鲜明的表现了出来。演戏的方式、演戏的内容、演戏的剧团组织、演戏的舞台建筑，一切都表示着一部很正确的唯物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