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十一

回福冈不久，达夫从安庆寄了一封很悲哀的信来，同时寄来了一份胡适编的《努力周报》。胡适在《骂人》的一段杂记里面，骂了达夫，同时不用说也连带着骂了我们。骂我们是“浅薄无聊而不自觉”[1]。达夫挨了骂，他便异常地悲愤，写来的信上说，他要跳黄浦江。我得了信，又看见了胡适的那段杂记，也很悲愤。我尤其怕的是我的朋友会真个跳进黄浦江里面去了。

先是达夫在《创造》季刊创刊号[2]上发表了一篇《夕阳楼日记》，指摘了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家菊由英文重译出的《人生之意义与价值》的错误。余译的错误委实很厉害，但不幸达夫的指摘的开首的几句中有“establish”的一个字应该是“证实”或“证明”一类的意思，达夫又译成了“建设”（恐怕是“建说”的误排）。胡适大博士便抓定了这一个字，又把达夫所指摘的几句重译了一遍。但我们大博士的翻译更错得一塌糊涂，连“while”这个极普通的英文，都译成“虽然”去了。

《人生之意义与价值》是德国哲学家威铿[3]的著书，因此要使问题得到最后着落，就必须查看德文原本。我有德文原本第四版，和英译本的内容完全不同，达夫所指摘的那几句根本没有。英译本所根据的是初版，在这儿却于不意之间得到一个重译之不必可靠的实证。便是著者本人已经废弃了的文字，在别一国的旧译里却珍重地被保留着。这个事实，我想就让我们尊重重译的鲁迅先生，无论怎样把他手中的一只笔自由自在地曲，曲得就象卓别林手中的一根手杖，也是难于曲护的。但这当别论，我们要驳倒胡大博士的《骂人》，自然又当去找寻威铿的初版。这却是难事，因为问题不是买书，而是买骨董了。

仿吾的见解不期然地和我两相契合了。他那时候已经到了上海，由寿昌应中华书局的聘也回到了上海，仿吾便在寿昌的藏书中找寻到一本初版，他给我寄了来。结果是发现初版的原文和英译文都很有距离。原文只是半句话的文章，英译者竟译成了好几句。胡大博士的重译不用说和原文是更隔了十万八千里了。胡大博士结果仍然是错了的（参看《创造》季刊第三期中《反响的反响》）。

全书译得不成名器（即是本无译书的能力，因投机而不负责任地乱翻）与偶尔有一二字的误译，这本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达夫的误属于后者。然而胡大博士的身份却拿得十足，他指摘了达夫的错误，骂了我们“浅薄无聊而不自觉”，又还说了一句“彼此都是初出学堂门的人，相差也是有限”（大意如此）。他的意思就是说：你郁达夫和余家菊都是才毕业的学生子，有好深一点的水，落到我大博士手里，你看，怎样了，不空落得一个“浅薄无聊而不自觉”的骂名吗？是的，可怜那大博士的骂语却不折不扣地落在了他自己的头上！

我们这位博士只是一位有些常识的启蒙家，而他的常识也不是怎样高级的。我这样空空洞洞地说来，显然也有些心存报复地在骂人，让我在这儿把他的文章来举个例罢。

我手里有一本《新月》月刊二卷十号，那里面有胡大博士的一篇高文，便是《我们走那条路？》，那篇大文章开端处引了一句《淮南子》上的话，他说“这正是我们中国人今日的状态”。

今夫盲者行于道，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遇君子则得其平易（今本作“则易道”），遇小人则蹈于沟壑（今本作“则陷沟壑”）。（原注：淮南《泛论训》，文字依《意林》引。）

我们的大博士引用了这一句古语，十足地表示他是一位学者；而且他的标注更表示出他是一位精细周到的考据家（可惜“蹈于沟壑”四个字似乎是依据《御览》[4]，“于”是作“於”的），不是寻常的学者；这样一位大学者的高论你还不好信吗？所以博士先生的引古是有意义的，便是标注也是有意义的。但可恨我们多生了一副脑筋。我们只要让自己的脑筋来思考一下，便会知道《淮南子》的话完全是睁眼子说的瞎话，世间上绝没有那样无聊的瞎眼子。我们知道瞎了眼睛的人，他的视官虽然失了，在视官以外的听官、触官，乃至所谓第六官，比睁眼子更锐敏得多。他能够以听官、触官来补足视官的缺陷。他能够因丝微的气流而辨别方向。他能够依杖梢的点触而辨别高低。他的耳朵上有眼睛，竹杖上有眼睛，脚上有眼睛，全身的皮肤上都有眼睛。所以我们在极繁华的都市上，每每能够看见有独自一个人能够上电车的瞎眼子。瞎子走路，绝不是“人谓之左则左，谓之右则右”的。淮南王刘安是两千年前的人，那样的话作为两千年前的常识倒还没有甚么；而我们胡大博士就好象从前的闱墨文章爱引“子曰”、“诗云”的一样，引用来做了自己的木铎（motto[5]），那是证明了胡大博士的常识至少是落后了两千年。

学学博士的笔调：“古人说得好：文章争一起。”胡博士在一起上想以学者的资格来钓人，可惜我们在这一起上已经看穿了他的落后。他以后的文章，除非是好事家或者同是爱说瞎话的睁眼子，是可以不必看的了。但我们为忠厚起见，不妨再看一下他的下文。

博士说：

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那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为什么偏爱光顾我们的国家？岂不是因为我们受了这五大恶魔的毁坏，遂没有抵抗的能力了吗？（加圈照原样）故即为抵抗帝国主义起见，也应该先铲除这五大敌人。

胡大博士真可说是见了鬼。他象巫师一样一里招来、二里招来的所招来的五个鬼，其实通是些病的征候，并不是病的根源。要专门谈病的征候，那中国岂只五鬼，简直是百鬼临门。重要的是要看这些征候、这些鬼，是从甚么地方来的。

胡大博士在疾病的项下举了一项疟疾，他把疟疾说成亡国灭种的大病，说“我们不得不承认疟疾的可怕甚于肺结核，甚于花柳，甚至鸦片”。这位先生假如多少学过两天近代的医学，我想他断不会这样的夸张；同时凡是多少学过两天近代医学的人也立地会知道他张皇得真有点程度。我们暂且就把疟疾来做譬比罢。这是由于病源虫Plasmodium所唤起的疾病，有间日疟、三日疟、四日疟等的类别，但假如这几种疟疾的病源虫同时侵犯了一位病人时，由时间的组合上可以形成不规则的疟形。这种病是有特效药的，便是金鸡纳霜（Quininum），用得得法时可以药到病除。古时候没有这样明确的认识，故也苦于无法治疗，在中国更是当成鬼病在处治。说起那鬼状来要举出“五大仇敌”可以俯拾即是。第一大敌是寒热间作，第二大敌是肝脾浮肿，第三大敌是谵呓迷离，第四大敌是食欲不进，第五大敌是衰弱无力。假使不顾惜纸面，还可以举出好些。在古时当鬼病治的时候，便是对于这些征服“一点一滴”地想方法，所谓“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照着那样办去，或者也怕会弄到胡大博士所夸张的那样，亡国灭种了。但到现在已经不是再见鬼的时候了！现在有特效药来扑灭病源虫（古时疟疾也每服药而愈，是因药中含有鸡纳成分）。有预防的知识来扑灭那传播病源虫的媒介。（这是一种花脚蚊子，立在壁上后体斜翘与壁面形成一种角度，学名为anopheles，见了这种蚊子务请打倒，千切不要怀疑说这蚊子并不在疟疾之内！）而且还有一项新奇的知识，便是利用疟疾来医治淋病、梅毒。因为后二者的病源菌是不能耐高热的，疟疾有四十度至四十一度的高热，可以扑灭那些病源菌。去了虎再来驱狼，这可以说是以毒攻毒。但是要有明确的医学知识的人才行，倘是见鬼医生，听了都是会骇倒的。

说到了梅毒，再来谈谈梅毒罢。从前在上海的小报《晶报》上看见过一篇文章，说胡适博士害过梅毒，确否虽不得而知，但好在博士是把花柳病看来比疟疾还平常的人，而在我们学过医的人看来，梅毒患者和疟疾患者也是一视同仁的，倒没有甚么名誉不名誉。即使说胡适博士害过梅毒是讹传，也就如说胡适博士是得过疟疾一样，倒也不会发生毁坏名誉的诉讼。而且我们还知道，梅毒单由简单的接吻也可以受传染。好了，还是来谈谈梅毒。博士先生把梅毒看得来比疟疾还平常，我想这是因为知道了有“六〇六号”的特效药的原故。但其实这病依然是可怕的。病由驱梅疗治即使断了根，便是把病源菌的Spirochaeta pallida扑灭了，但那病菌的尸骸留在人体里，在神经系统中有时仍然要发出种种不愉快的脑症和脊髓痨。那究竟不是疟疾可比的。但就有这样稀罕的例症也还是要用根本的驱梅疗法，不能够委弃梅毒而不治，或者是在梅毒的征候中举出五大仇敌来打倒。拿第三期的梅毒来说罢：第一大敌是毛发秃落，第二大敌是鼻头腐烂，第三大敌是声音变哑，第四大敌是骨髓疼痛，第五大敌是运动不灵。此外还多，还多，让你去一点一滴地去打倒！

哼哼，我们的博士先生“浅薄”得真是有点可爱。他说“资本主义不在内，……资产阶级也不在内”，是的，内或者是不在。外呢？中国的金融、交通、矿山、纱厂等等是在贵何国度的贵何主义、贵何阶级的手里呀？他说“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这只是在名词上玩把戏。他说的“封建制度”是秦以前的封功臣建同姓的说法（但那种说法已经靠不住，周代的诸侯大多数是自然生长的国家，当时的社会还是奴隶制度）；现在所谈的“封建势力”是指在行帮制下的各种旧式产业，在地方上割据着的军阀、官僚、地主的那个连锁，以及因之而发生的各种痼弊的迷信与腐化（胡博士所说的五大仇敌都包含在这里面），这些是崩坏了的吗？问题不是徒逞唯名的（nominalistic）诡辩，而是要你看着事实！更可爱的是我们的博士问“帝国主义为什么不能侵害美国和日本？”——这该不是多喝了两杯洋酒时说的话罢？因为这等于在问：“疟疾的病源虫为什么不侵害Plasmodium，梅毒的病源菌为什么不侵害Spirochaeta pallida？”先生是无知呢，那倒还可恕，因为他究竟还年青，还可以再读几年书来再谈。虽不能说“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胡博士的原文很严正地引用了这两句，其实世界上并没有这样大的牛皮），至少可以说“一言可以留芳，一言可以遗臭”。

其实中国积弱的病源，就象盲目者依然有方法找寻正确的道路一样，中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在暗中摸索了一百年，毕竟早已摸着了。只可恨有好些狂牛不遵循民众所找寻到的正确道路，只是象五牛奔尸一样乱跑。弄到现在来还要让我们的博士问“我们走那条路？”

博士先生，老实不客气地向你说一句话：其实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个微菌。你是中国的封建势力和外国的资本主义的私生子。中国没有封建势力，没有外来的资本主义，不会有你那样的一种博士存在。要举实证吗？好的，譬如拥戴你的一群徒子徒孙，那便是你一门的封建势力；替你捧场的英美政府，那便是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者。你便是跨在这两个肩头上的人。没有这两个跨足地，象你那样个学者，无论在新旧的那一方面，中国虽不兴，实在是车载斗量的！

这一个例证举得未免太长了，还是收回本题来，便是我们的博士始终是一位稍稍有点常识的启蒙家，在五四运动的前后他这个启蒙家是起过相当的作用的，所以他当年骂起人来也很有使我们达夫先生想跳黄浦江的力量。但我想假如达夫现在肯来骂骂胡适，那或者怕会使我们的博士去跳瓦儿池[6]罢。

由达夫的《夕阳楼》惹起了胡适的《骂人》，由胡适的《骂人》惹起了仿吾和我的回敬[7]，以后便愈扯愈远了。张东荪来参加过这场官司[8]，接着是惹出了仿吾的《形而上学序论》的指摘，张东荪的“手势戏”[9]喧传了一时，成仿吾的“黑旋风”[10]也因而名满天下。吴稚晖也来参加过这场官司[11]，接着是惹出了陈西滢对于《茵梦湖》的指摘[12]。还有是“诗哲”徐志摩在《努力周报》上骂了我的“泪眼滔滔”。这场事件的因果文字，如有人肯好事地把它收集起来，尽可以成为一部《夕阳楼外传》。但我们那位聪明的夕阳楼主，他是最先把兵马收了的。这是后话，在下边自然要慢慢地谈到。

仿吾由长沙再到上海是在我们离开了上海以后，他便住在我们住过的民厚南里里面。在他到上海之后不久，田寿昌受了中华书局的聘，也由东京到了上海，寿昌是住在民厚北里。同在民厚里里面，一南一北地住着我们的两位同人，在局外人或者会想到创造社的进行是会要更加圆满的。但不料在这儿有小小的一点意见，使寿昌和仿吾决裂了，并因而和我们断绝了关系。

事情是《创造》季刊二期出版之后，仿吾由长沙写了一封信给我，这是在季刊三号上发表的。信中批评了第二期里面的作品，批评了达夫、资平和我。中间有一笔带说到寿昌的《蔷薇之路》。仿吾说他不知道寿昌为甚么要把那样的文字来出版，他对于他的前途真是绝望了。这封信我留在上海，留给仿吾编入第三期，是用红笔把那两句勾了的。寿昌和仿吾起初自然是时相过从，不幸有一次寿昌在仿吾的抽屉中看见了那封信，自然也就看见了那用红笔勾了的两句。那使寿昌感觉着很大的不愉快，中间虽也经过我的通信调解，但两人终于决裂了。我早就在这样想，寿昌的离开创造社虽以仿吾的信为其近因，其实是有远因埋伏着的。寿昌是少年中国学会的人，那个学会本来就带有很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寿昌在前虽不必便是怎样鲜明的国家主义者，但他在那一方面的朋友特别多。一种团体无论是怎样自由的集合，多少总是有点立场的。一个人无论是怎样超脱的性格，入了一种团体也自会带着那个团体的意识。寿昌以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而参加创造社，他在出马的时候便不怎样热心，可以说仅是出于对我个人的友谊。初期创造社本没有标榜甚么主义，但至少可以说是非国家主义的。这种意识和少年中国学会的宗旨隐隐成为对立。使寿昌因些小的意见便和仿吾决裂了的，是这种对立意识在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