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出版部的组织，在《洪水》创刊后不久，曾经酝酿过一次。

那时是达夫来上海，他主张得最积极。他说，自己没有独立的机关，处处都要受人继母式的虐待。言之不胜其悲愤。

那是有点难怪的。

在被定性为半封建的中国社会里，大抵的人都跳不出个人崇拜或行帮意识的那个圈子。所谓文化人——其实是尤其厉害的：因为文化便是意识的表现也。

达夫本是发起创造社者的一人，尽管你自己没有那种意识，尽管你自己甚至在鄙弃那种意识，然而帮外尚有帮，那些帮外帮，好意的地或歹意的地，是在你头上打了一个商标的。商标若曰“创造社的才子”。不要说当时的达夫要受“继母式的虐待”，就在现在，不是都还有人在广播无线电，说创造社的某某人曾怎样怎样，某某人又要怎样怎样吗？好在创造社虽然没有建立过什么大了不起的功劳，但也似乎还没有犯过什么万恶不赦的大罪。鞭尸的健儿们，尤其和我们百不相干的一些日本的文笔勇士如M·S·之辈，似乎可以息一下身手了罢。

那一次的酝酿也曾由周全平计划过。募股的办法记得是五十元一小股，五百元一大股。我自己还破过一点费，印了四册比较讲究的三联式的股票簿，一册寄与广州的仿吾，二册寄与武昌的达夫与资平，剩下一册留在我自己的手里。但那股份定得未免太高，事实上连自己要来记上一两小股，都感觉困难。结局是大家都不曾发动，成了一场泡影。

但第二次又从新酝酿起来了。

由角直回沪不久，全平趁着《洪水》满了半年，便把它收了回来自印。同时又另外规定了一个募股的计划，把单位降低，规模缩小，手续简单化了。记得是五元一小股，五十元一大股。股东除应享的权利外，还规定有种种的便宜。这计划又因手头有《洪水》作为宣传机关，一发表了出去，便俨如刺中了时代的神经，远近的青近便都翕然响应了。

就这样在闸北的三德里里面，于当年的四月一日，便看到了创造社出版部的开张。然而，这开张，我自己是没有看到的，达夫也没有看到，仿吾、资平自不用说。那原因呢，是在三月十八号，达夫和我，更和一位新从巴黎回来的王独清，一同往广东去了。

达夫那时是已经离开了武昌师大的，住在富阳家里养病，时而也到上海来一次。

他的失职，据说是因为遭了学校内的国家主义派和一部分旧教职员的攻击。不久连石瑛校长也遭了同样的运命。一年前他们找我去，深幸我自己没有去，去了不还是在背上被人画了一个乌龟？

王独清的和我们发生关系是出于郑伯奇的介绍，因为他们同是长安人，而且似乎还是同学。王还住在巴黎的时候，曾和我通过信，也曾寄过一些诗的译作来，在创造社的刊物上发表过，但我们是不曾见面的。

不记得是那一天了，总得在二月尾上罢。那一天的早晨我接到广东大学的来信，要聘我去做文科学长。达夫那时住在四马路的振华旅馆，我便跑去找他。我们商量好了，决定一道南下。接着我又去找过常云湄和蒋光慈，但他们有职守，一时不能离开。那时候田汉也住在上海，广大早就聘了他，要他去担任文科教授。我也去找过他，劝他同去。但他受到“醒狮派”的遏阻，他是决定不去的。下午回到环龙路，才晓得王独清回来了，在中饭时分来访问过，不一会还要再来。

一个人坐在小堂屋里，正打算给广大写回信，表示接受，并要求添聘达夫。王独清出现在大门外了。他隔着窗口看见了我，眼睛睁得璧圆，直好象多年不见的知已。他急急忙忙地放着小跑，跑进堂屋来和我握手。

——“沫沫沫沫……沫若！我我我我……我是王王王……王独清！”

口吃得满脸通红。

王的身材不高而略矮，不瘦而略肥，到底不愧是从巴黎回来的人，看装束就有点象雨果的儿子。广沿黑呢帽，黑色波赫民央领带，宽裕的玄青哔叽西装，马裤上套了一副黑色的皮裹腿（这副皮裹腿在北伐出发时承他解赠了给我，后来被我的一位勤务兵拿去了。）只是披在帽下的头发也采取着一致的黑色，那却似乎是不应该的。

但是全体的印象还不坏，因为装束都很旧了，并不显得矜持，而“心贫者福矣”的那句话也可以解释得他那于荒率之中流露着真挚的当时的态度。那时候独清先生还没有出大名，而且腰缠也羞涩，所以似乎也还很晓得谦虚，很晓得珍重友谊。他在初见面的当天，便向我说过这样的话——为避免口吃起见，且用间接叙述法。

他说，他是最重友谊的人，凡是自己的朋友，他总是要生死与共，水火不辞的。

这听来的确是象本心话，因为他说话的态度十分真诚。大约也是因为说得格外费力的原故罢。

在他未回国的几月前，伯奇转寄过他的信来，说他在巴黎的生活不能维持，叫我在上海替他谋卖稿的方法。只要他有稿来，卖是容易设法的，但他的稿子没有来而人却跑回来了。

不过，他也回来得真是恰到好处。

当时的广东虽然是我们的希望所寄系着的唯一的地方，而又有仿吾先在那儿，有达夫答应同去，但我不知怎的，总觉得有点畏途，觉得这一去好象要受着欺负。

好了，现在又有援兵来了。这位雨果第二是西洋留学生，而且又所说他和汪精卫的秘书曾某相识，这不是一个相当有力的助手吗？

我最初见到独清先生，便在这样与兔谋皮——我故意把“与虎谋皮”这个熟语修改了一下，因为当时的独清并不象“虎”，而他的“皮”也是容易“谋”的。

——“好不，我们同到广东去？”

——“好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去去！”

这次的回话，似乎并不纯粹是因为口吃。

我当下把回信写了，并请学校替我们送旅费来，信写好后便和独清一道出去付邮，又和他同往振华旅馆去。原来他也是在那儿下榻的。在那儿，不用说，又把达夫替他介绍了。

在三月十号左右，广大有了回信来，对于我所提出的条件，一概照办，把聘书和旅费托林祖涵[1]的兄弟林祖同[2]，带来了上海。

旅费是六百元，我自己留了两百下来，对于达夫和独清，各付了两百。穷得连馆债都不能付的独清，自然是欢其天而喜其地的。

三个人老早就讲好了，只等聘书和旅费一到，便立即择期启程。这决定，连上海的相熟的朋友们，大家都是晓得的。

记得就在旅费领到了手的那天晚上，楼建南和湖畔诗社的几位朋友们约我们在一家小小的宁波馆子里饯行。当席还讨论过要组织一个小刊物的计划，刊物的名称都定了，叫着《野火》。——但这个刊物，后来却没有出版。

馆子不很清洁，所在的街名不记得了，只是那周围是宁波馆子集中的地方。宁波菜并不怎么出色，仅生吃蛎黄颇留有深刻的记忆，以其和日本风俗相同也。

酒是我们的好朋友，但独清却是不能喝酒的。他喝了酒还有一种脾气，便是喝到将醉时要伤心地哭。这哭倒也并不稀奇，和喝了酒要笑，要唠叨，要生气，要动武等等，其实是同一现象。那是因为脑里的制止中枢先受了麻醉，那些感情的冲动失掉统摄，于是便胡闹起来了。——写到这儿，突然想到了那位遇路穷便痛哭而返的诗人阮嗣宗，那位晋代诗人是嗜酒的，其无端痛哭，大约不外是一种醉态罢。

我们的诗人王独清当晚过于高兴，多喝了几杯，不免也就痛哭了起来。

——“沫若，达夫”独清流着泪喊着我们，奇异而又不足奇异的是，平常很口吃的舌，喝醉了却一点也不“吃”了。

——“我这人是重友谊的，凡是我的朋友，我是生死与共，水火不辞的。”

俗语说，酒醉吐真言，更何况说这话时还流着眼泪，这样的诚恳是怎么也要令人感动的。

然而，这“生死与共，水火不辞”，毕竟只是两句诗。

第二天清晨，独清一个人跑到环龙路来，照例是匆匆忙忙地劈头便叫着“沫若”，口是吃得异常厉害的，听得令人着急。但意思是听懂了。他是说，路上不清静，海贼很凶，前几天才抢了一只船。又说，广东的政局不大安定，怕有什么变动。结论是叫我先去看看形势，他和达夫后来。

——“达夫也是这样的意思吗？我微微感觉着失望地，这样问。

——“是他他他……他叫我来对对对……对你说的。”

——“那我要去问他个岂有此理，学校早已开了课要我们赶快去。你们既要观望，为什么早不说？”

——“好好好……好的！我我我……我去同达达达……达夫讲，你你你……你不要动动动……感情。……”

这个小小的波澜就这样没有壮阔下去。关于这事我以后不曾问过达夫，达夫也不曾向我说过什么，我们是三月十八号一同离开了上海。

那天在下着微雨，有楼建南、应修人、周全平诸人，到码头上替我们送行。我自己的家眷留在了上海，是托全平替我照料的，创造社的事情也付托了他。他就在我们走后，把那出版部成立了。

日期碰得那样凑巧，真正是偶然的事情。刚刚碰着了“三一八”！这是一个世界的纪念日，已经就足够名贵。谁料到就在同一天，北京的段祺瑞还在天安门用青年学生的血来把它更染红过一次，成为了我们民族的纪念日呢？

在船上住了五天，是二十三的早晨到的广东。沿途的记忆虽然多少还有一点，但在此不愿意缕述了。

憧憬了多久的广东，到了之后所感到的，却也并不是什么乐土。码头上照例是有很多苦力的，话既不通，人手又杂，实实在在弄得人有点头昏。但是有一种景象觉得比任何名画家的圣母玛丽亚还要动人的是那些穿着黑而发亮的香云纱、驾着船、运着货物的很多的女人。那些大抵是中年妇人，身上的浮脂为生活的重压和南方的炎热所榨迫干净了，都是很瘦削的，但也并不羸弱，倒显示着有不折不扣的铜筋铁骨的风味。而她们之中的大多数还在背上斜背着一个婴儿。那紧张着的全身神经，象鹰隼一样，在生活战线上飞来跃去的身手，真正是无上的画材。但这样的画我是还没有看见过的。

在苦力群中看见了仿吾，他笑着老远便向船上的我们叫出：“我守候了你们三天了。”

靠着由仿吾所带来的人手帮助，算把各人的行李和书籍，安全地运上了岸。先是落到了一家旅馆，接着便去访问林祖涵：因为聘书和旅费由他的兄弟所手交时是叫我们到了广东后最先和他接洽的。

到了祖涵家时，他却不在，在他的书房里却遇着了毛泽东。

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语说：“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

吾于毛泽东亦云然。人字形的短发分排在两鬓，目光谦抑而潜沉，脸皮嫩黄而细致，说话的声音低而娓婉。不过在当时的我，倒还没有预计过他一定非“魁梧奇伟”不可的。

在中国人中，尤其在革命党人中，而有低声说话的人，倒是一种奇迹。他的声音实在低，加以我的耳朵素来又有点背，所说的话我实在连三成都没有听到。不过大意是懂到的，所谈的不外是广东的现状，仿吾在旅馆里早就告诉我们了。

当时的广州因为“三二〇”之变[3]还在戒严期中，在市面上虽然看不出有什么动摇，但在政治圈中是还呈着发酵状态。

不一会林祖涵回来了，那位高长的老大哥，背有点穹，头发已经有点斑白，态度是异常的明朗，声音虽然象在嘴里含有一个汤团，但很宏大。他似乎是一位彻底的乐天家，什么忧虑都是不挂在眉梢上的。

林一回来，毛泽东和他商量了一会，便先告辞走了。

当天在林家吃了中饭。午后，他和仿吾把我们引到学校里去接了头，是到二十八的一天才一同搬进学堂里去的。

在未到广东以前，我自己虽然也在干着别的事情，但自己的生活和意识是以创造社为中心的。到了广东以后，这种情形便逐渐改变了。虽然创造社的朋友如穆木天、郑伯奇，在几个月后也都先后到了广东，虽然在广州和汕头也成立过创造社的分社，创造社的书籍尽管在广州畅销，剧本在广州上演，但自己的意识是和它渐渐疏远了。因此，我在广州的一段生活和蝉联着的北伐期中的一段生活，我不想把它们写在这儿。

不过那两段生活的时期倒也并不长。我是三月底到广东，七月底参加北伐军出发，在广州算整整住了四个月。看见了别号英雄树的木棉开红花，看见了别号英雄树的木棉散白絮。吃了荔枝，吃了龙眼蕉[4]，吃了田鸡饭，吃了烧鸽，吃了蠔油板面，吃了一次文科教授们的“杯葛”[5]。

我留在上海的家眷是五月中旬到的广州，但在北伐期中我又把他们留在那儿了。

北伐的那一段，在我只是由广东到广东，即是由一九二六年七月由广东出发，一九二七年九月回到广东的那一段。在这一段的期中我和创造社几乎是绝了缘的。这一年中和以后的创造社的情形我不明了，只好让别的朋友们来补写，假如他们是有写的兴趣。

时代是在飞跃着，文章也只好飞跃了。

本篇写于1937年，最初于1938年1月由上海北新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