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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月刊》二卷一期（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出版），多蒙田寿昌为我保存了一封旧信：

寿昌：

你近来做了些甚么称心事？还好么？你我已久不写信了，你做的《Violin and Rose》[1]，我很想看，可惜《少年中国》杂志已经停寄了，所以我至今还未入目。你其余的一些计划，已经完成了么？我在年假中也做了两篇短短的戏曲。一篇是《湘累》，是把屈原姊弟优孟化了的，不久在《学艺》杂志上当得披露。一篇是《女神之再生》，现在还在伯奇那儿，将来拟寄往李石岑君在《民铎》上披露。

成仿吾君你近来会过没有？他去年有信来，说有几位朋友（都是我能信任的）想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要约你和我加入。他曾经和你商榷过没有？他的来信上说：“新文化运动已经闹了这么久，现在国内杂志界的文艺，几乎把鼓吹的力都消尽了。我们若不急挽狂澜，将不仅那些老顽固和那些观望形势的人要嚣张起来，就是一班新进亦将自己怀疑起来了。”他这个意见，我很具同感，所以创刊的建议，我也非常赞成，不消说我们创刊杂志另外还有更大的目的和使命了。京都方面的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我在二月间拟往京都——我昨天写到此处便住了笔，今天往校内去取信，成仿吾君竟有一封信来，我才知道他已经和你商量过。其后的进行怎么样了？

我等你来信，再商量以后的办法。

沫若，十八日

这“十八日”是一九二一年正月十八日，那时正是我的烦闷达到绝顶的时候。我说“二月间拟往京都”，便是想转学，进那儿的文科大学。这个计画没有实现，是遭了仿吾的反对。仿吾认为，研究文学没有进文科的必要，我们也在谈文学，但我们和别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学上的基础知识。他这些话把我想转学的心事克服了。

仿吾自从同着那位盲目的陈老来过一次福冈之后，他和我是常常通信的。当我一九一九年与一九二〇年之交正猛烈地为作诗欲所袭迫的时候，我的诗，是用复写纸誊录出来，一份寄给宗白华，一份便寄给仿吾。仿吾最喜欢我那首“读Carlyle：《The Hero as Post》的时候”的《雪朝》[2]，但他不高兴那第二节，说是“在两个宏涛大浪之中那来那样的蚊子般的音调？”但那首诗是应着实感写的。那是在落着雪又刮着大风的一个早晨，风声和博多湾的海涛，十里松原的松涛，一阵一阵地卷来，把银白的雪团吹得弥天乱舞。但在一阵与一阵之间却因为对照的关系，有一个差不多和死一样沉寂的间隔。在那间隔期中便连檐霤的滴落都可以听见。那正是一起一伏的律吕，我是感应到那种律吕而做成了那三节的《雪朝》。我觉得要那样才能形成节奏，所以我没有采纳仿吾的意见。仿吾尤其喜欢“我全身心好象要化为了光明流去”那一句，他在一九二一年的年头所做的处女作《流浪人的新年》，开首的几行中便引用了那一句。

仿吾开始作新诗，据我所知，是从一九二〇年起头。当宗白华还未去德国时，他有两首诗我替他寄到《学灯》去发表过。一首是《澎湃的黄海》，他宣言着我们达到了我们的“Sturm und Drang”（狂飙突贯）的时代。他在那年的暑假，在房州洗海水澡，便做了不少的诗寄给我。我替他集成《海上吟》，在《创造》季刊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仿吾初期的诗和他的散文是形成着一个奇异的对照的。他的散文是劲峭，有时不免过于生硬。他的诗却是异常的幽婉，包含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读他的诗，绝对联想不到他在学造兵科，是和大炮、战车打交道的人。但他和我一样是在烦闷着的。他为甚么要学造兵科，我不曾听他自己说出过他的理由。但那是很容易推想得到的，那也不外是要富国强兵，时代潮流的影响。他后来为甚么又终于把造兵的本职抛弃了，我也不曾听他自己说出他的理由。但我想他的文学趣味的抬头纵不是全部的原因，总要算是重要的一个。

一九二〇年的下半期，他在研究托尔斯泰。达夫写信来对我说，他的研究最彻底，他打算把托尔斯泰的全部的著作都拿来读它一遍。但这项研究在后来似乎中断了，后来我也不曾看见他提到托尔斯泰。他和达夫同在东大。张资平那时候也在东大的地质科。我说的能够相信的几位朋友，便是指的他们。田寿昌和他们的交际是出于我的介绍。那个“想出一种纯文艺的杂志”的计划，便是博多湾上的旧议的复活了。据仿吾先后写来的信，说他们在东京在达夫的寄宿处开过两三次会，第二次寿昌出了席，讨论的结果是寿昌担任在国内找出版处，并邀约些国内的朋友参加。第三次开会时寿昌没有出席，出版处的消息也没有下文。

“京都方面的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便是说的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徐祖正诸人。伯奇那时还在京都三高，我和他的交际，又是由于寿昌介绍的。自寿昌来访之后，他便在和我通信了。

我听了仿吾的劝告，打消了转学向京大的念头，但我的烦闷并没有因而打消。我在二三两月间竟至狂到了连学堂都不愿意进了。一天到晚踞在楼上只是读文学和哲学一类的书。我读了佛罗贝尔的《波娃丽夫人》[3]，左拉的《制作》，莫泊桑的《波南密》[4]、《水上》，哈姆森[5]的《饥饿》，波奕尔的《大饥》；还有好些易卜生的戏剧，霍普特曼的戏剧，高斯华绥的戏剧。愈和这些书接近，便愈见厌弃医学，回国的心事又抬起了头来。

当在这样烦闷而动摇着的时候，仿吾也和我一样在烦闷而动摇。他是学造兵科的人而要彻底地研究托尔斯泰，单是这一点已经就可以知道他的矛盾。他在东京是和他的一位同乡李凤亭住在一道的。那是在一处私立大学学法政的人，在一九二一年的二月毕了业，先回上海去了。泰东图书局在那时打算改组编辑部，要分成法学、文学、哲学三科。李凤亭任法学主任，李石岑任哲学主任，是已经约定了的。李凤亭便推荐仿吾为文学主任。于是仿吾就决定了回国的计划，并把临到头的毕业试验也抛弃了。他决定在三月尾上由神户乘船动身，船在四月一号可以抵门司。我得到这个消息，便急转直下地也决定在四月一号到门司去，和仿吾同船回国。

我是在晚上动身的。那时候我家里还稍稍出了一点悲剧；便是我们在海上住了两年多的房子，在我决定了走的三月三十一号的那一天，屋主来领了房金，同时说他的房子要改建了，限我们在一礼拜之内搬出。这到后来才知道只是一个口实，实际上是他另外找到了一家愿多出一倍房金的佃客。那房子是一楼一底，楼上有两间房屋，底下是日本的渔家式的建筑，一边是墙壁，一边是敞放着的，虽也是两间的间隔，但并不成为房间，我们起初租赁下来的时候，房金是每月六元，把我们赶走之后，所新招的一家人听说是每月十二元。在我已经决定了走，而我留在后边的家族却要被人驱逐，这使我的决心发生了动摇。在这儿我是应该感谢我的安那的。她平常虽是阻挡我，不要我转学，不要我回国，但她看到我就象成为了狂人的一样，呆在家里几月不进学校，她也就决心让我把医学抛掉，回国去另外找寻出路。她的性格比我强，只要一起了决心，便没有什么游移。在我动摇着的时候，反是她来鼓励我，执行了既定的计划。

由福冈到门司只有两个钟头的火车。我动身时是在夜里，因为在白天时两个孩子看见我走，是会哭的。安那在夜间煮了些红豆饭，烧了一匹红鲷鱼来替我饯行。这是日本民间的风习，表示喜庆或祝贺的时候便要用这些东西。红豆饭不消说是取其红色。鲷鱼在上海市上称为铜盆鱼，有红有黑，红色的居多。

走的时候天在下雨。安那说要送我到箱崎车站上去，我阻止了她，怕的是两个孩子在夜间醒了来没人照顾。

丢着一妻二子在后边，虽说是回国、实际是等于出外漂泊的我，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和那晚的夜雨一样，是淋漓地洒雪过的。我最放不下心的，便是我走之后，剩下的家里人在一礼拜之内不能不另寻巢穴。

安那安慰我，她说：“在村上有些熟人，在你回国之后暂时还有官费可领，我们的事情你可不用担心。只希望你回国去努力，有了职业时，我们便回来跟着你。”

就这样同安那住了四年另三个月，才第一次要作长久的分离。我在夜雨中从十里松原穿过，到箱崎车站去搭夜车，我心中的感慨就好象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阵一样。——不是说自己很勇敢，有视死如归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在门司的船上遇着了仿吾，天色又晴起来了。海湾中的海水呈着浓蓝的颜色，有好些白鸥在海上翻飞。在晴明的自然中，与久别的旧友重逢，夜来的忧郁已被清冷的海风吹送到太平洋以外去了。我那时候委实感受着了“新生”的感觉，眼前的一切物象都好象在演奏着生命的颂歌。仿吾搭的是三等舱，他在自己的铺位旁边另外替我空下了一个铺位。同时他还替他的友人护送着家眷，那是搭着二等舱的。

在门司时天色异常清明，但不料船一出海便遭到风雨。我是爱晕船的人，睡在那黑蜮蜮的三等舱中一动也不敢动。仿吾很强，他时而要跑到二等舱去照拂友人的孩子们，时而又跑到三等舱来和我谈话。仿吾随身带了不少的德文书，雷克朗牟（Reclam）版的屠格涅夫的小说。他的托尔斯泰的研究又已经转换成屠格涅夫的研究了。我睡在船上算得到机会把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等读了一遍。

船到上海是四月三号，天色已晴起来了，但是风浪还没有止息。我渴想着看海中日出的光景，忍着眩晕，跑上甲板，好容易把那光景目验了一下，但几乎把自己的肝脏都吐了出来。我那《归国吟》中的《海舟中望日出》的一首便是写的这时候的情景。

船进了黄浦江口，两岸的风光的确是迷人的。时节是春天，又是风雨之后晴朗的清晨，黄浦江中的淡黄色的水，象海鸥一样的游船，一望无际的大陆，漾着青翠的柳波，真是一幅活的荷兰画家的风景画。几年来所渴望着的故乡，所焦想着的爱人，毕竟是可以使人的灵魂得到慰安的处所。靠在船围上呈着一种恍惚的状态，很想跳进那爱人的怀里——黄浦江的江心里去。但这个幻觉不一刻便要象满盛着葡萄酒的玻璃杯碰在一个岩石上了。

船愈朝前进，水愈见混浊，天空愈见昏朦起来。杨树浦一带的工厂中的作业声，煤烟，汽笛，起重机，香烟广告，接客先生，……中世纪的风景画，一转瞬间便改变成为未来派。假使那些工厂是中国人在主宰，那面未来派的画幅是中国人画出来的，再不然我自己不是生在中国的人，或许也未尝不可以陶醉一下摩登的风物。然而不幸的是我自己和那岸上活动着的和乞丐相差不远的苦力兄弟们是同属于黄帝子孙，神明之遗裔！那时候我还没有阶级意识，我只有民族意识。看见自己的同胞在异族的皮鞭之下呻吟着，除非是那些异族的走狗，谁也不能够再闭着眼睛做梦。美好的风景画被异族涂炭了！

到了上海了。这儿我虽然是再度刘郎，但等于是到了外国。那时候，上海女人正流行着短袖子的衣裳，袖口快要到肘拐以上，流行着长大的毛线披肩，披在肩头象反穿着一件燕尾服；男子的衣裳却又有极长的袖管，长得快要嚲过膝头。那些长袖男，短袖女，一个个带着一个营养不良、栖栖遑遑的面孔，在街头窜来窜去。我在“走肉行尸”中感受到一种新鲜的感觉。街上跑着的汽车、电车、黄包车、货车，怎么也好象是一些灵柩。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时候索性又以不同的意义流出来了。

我跟着仿吾和他所送的友人家眷坐在马车上先到了一家公馆。那公馆是谁的，是在甚么地方，我不知道，后来我也没有问过。在那公馆里面吃了一会茶，不记得又是取的怎样的路径，同仿吾两人到了马霍路[6]的泰东书局的编辑所。到了编辑所，昏昏蒙蒙地会过一些人，谈过一些话。那时的详情我已不能记忆了，只是记得自己感觉着没有着落。我们从一些人的谈话中，知道了改组编辑部的事原来才是一场空话。担任法学主任的李凤亭已经担任了安庆法政学校的教职，担任哲学主任的李石岑还在编辑着《学灯》和《民铎》，听说不久有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的消息。仿吾所当担任的文学主任却本来有一位姓王的人[7]担任着，那姓王的人也十分高兴地欢迎着我们，说是他得了两个很好的助手。这样一来，在我倒是出于自动，没有甚么，在仿吾要算是等于落进了一个骗局。

到了编辑所已经四五天，仿吾的任务依然没有决定，我自己也没有找到出路。仿吾是领了归国费的，他那时还有余钱，便在四月八号约我去游西湖。

游西湖时的心境和经过，我在《西湖纪游》的几首诗中保留了下来。仿吾的一首长诗《由长沙寄沫若》也叙述到了这件事。

去时我们乘的是晚车。到南站时，天上有赤色的晚霞，有大而明朗的长庚星出在西边，由车头冒出的蒸气在那红色晚景中映成紫色。我那时候在思念着我离别了八年的母亲，同时又在担心着留在日本的妻儿。火车是由南而北地奔跑，我的心思是在东西的纬线上梭织。我们坐的是二等车，车上有几个中国人，好象是上海市的马路政客，带着两名妓女，在一只角上大事吃喝。火车上没有特设的食堂，就在客车中便可以叫番菜，喝酒。那几位先生一面和妓女开着玩笑，一面牛饮着啤酒，男的女的都在吸香烟，吸得一个车厢都是烟雾沉沉的。把酒菜吃喝了，又打扑克，又闹又笑，两位妓女特别闹得厉害。车上的有好几个西洋人，都沉默着在拿着一些文件校阅，在他们心目中似乎除掉自己之外，没有身外的世界。又有几位日本人在高谈阔论，时而带着极轻蔑的眼光望着那一群吃喝赌博着的中国人取笑。我和仿吾都穿的是日本帝大的制服，他们大约把我们当成日本人去了，有的远远用眼睛来向我们示意。我的不值钱的眼泪，在这里又汹涌起来。我愤恨的自然是我们的贵同胞太不争气，同时是连想到中国的政局和国际上的形势：车中的情景便是这时局的一幅缩写图。凡是自己不能够抱一个妓女在怀里的中国人，想来是谁都会痛哭流涕的罢。

到杭州时是半夜，我们投宿在清泰旅馆里。——这座旅馆我不妨在这儿给它登一个广告，但我恐怕现在已经没有了。进了旅馆使我第一件感着惊异的是杭州的清静，连那穿长衫、戴京帽的茶房都很斯文，就好象中、小学教员一样。

第二天清早起来，吃了早饭之后，便去游湖。在杭州没有熟人，只买了一份地图来做向导，决定沿着湖的西南岸走去，先游雷峰塔。这个路向便是一个顶外行的路向。在图上看来不很长的一段湖岸，走起来却是费了半天工夫，而那一段湖岸在西湖是最没趣味的一段。我们的没有经验还闹了一个小小的笑话。我们不知道在西湖里面只要有钱随处都可以吃喝，我们照着日本的“远足”式的办法，备办了一些干粮。我们所备办的干粮又有些特别。因为“素心馒头”的名目别致，又听茶房说有甚么“素鸡”、“素火腿”，以为那冠在头上的“素”字是清洁的意思，便拿了两块大洋叫茶房替我们置办。于是乎一个人一块钱的干粮便是荷叶两大包。挟着两个大荷叶包子走了半天的路，真真是再别致也没有的西湖游，但有火腿和鸡肉在手中可以犒劳，倒也不觉得有怎样的厌烦。走到雷峰塔，正是所谓“日午当空塔影圆”的时候，两个人都感觉着口渴，而同时肚子也有点饿了。于是在塔下草地上坐下，把荷叶包子解开，把那“三素”来赏心。谁知所谓“素心馒头”才是甚么心子也没有的馒头，所谓“素鸡”、“素火腿”才是一些豆腐皮。“三素”嚼在口里，倒也没有怎样的难吃，只是愈嚼愈见口干，嚼不上半个馒头，怎么也难吞下喉去。只得又把荷叶来包好了。

在雷峰塔下停着一只湖船，船中的矮桌上放着一个茶壶，那诱引我们把沿湖走路的计划抛弃了。我们坐上了船，把船家的那壶冷茶倾向肚子里，比吃了两大杯冰淇淋苏打水的还要快意。船家把我们摇到北岸，在湖滨公园近处的一家小馆里吃了中饭，我们把我们的“三素”送给船家去了。

在西湖北岸游了一回，参拜了一些英雄英雄的坟墓，没有感受着多大兴趣便折回了旅馆去。

第三天逛了一回孤山，遇着一番微雨，雨中的西湖给人一种寂静的感觉。回头又到湖滨公园去过，遇着了几位画画的女子，想来怕是杭州女子师范的学生。

“un dane！”我这样用日本话对仿吾说。

“un da！”仿吾也回应了我一声。

我在这儿对不住我们那天看见过的几位女同胞，要把这个隐语解说一下。这是日本学生间所惯用的隐语，un字是由德文的unschoen省略下来的，意思便是不美。反过来遇着好看的女人时便说一个schoen字。这德文的schoen字正确的发音当如中国的“熏”，日本人没有这个音，他们所发出的声音都象中国的“香”。

杭州一下过雨，街上的道路就和黄海一样。两位初到西湖的外国回来的学生，在西湖里费了两天工夫，到第四天上来便遇着那黄海样的杭州，把所有的迷恋都打破了。于是又匆匆忙忙地折回上海。就这样，我们也说是去游过西湖。我也做了些游西湖的诗，但西湖的好处实在连边际也没有摸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