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第二天清早，我因为关心着住在东门的一位堂姐，一等学堂门打开，我便跑出去了。
街上是很惨淡的。避难的人已经络续在回到自己的家里。
原来变兵都是向天放的枪，因此，并没有甚么死伤的人。夜间所看见的东一处西一处的火光，真好象全成都城都成了火狱的一样，其实所烧的都是当铺。也有人说是当铺主人自己放的火。因为当铺遭了枪，火烧后便免得偿还。
藩库是烧了，兵械库也的确抢了。在我走到南门大街的时候，还可以看见一些零星的变兵。他们那全身的披挂，可惜我没有照相机，没有拍下一张照片来。他们晓得银钱很贵重，抢了不少的大洋和银锭子。他们晓得枪弹是很好的武器，同时便也抢了一身的枪弹。每人平均差不多要拿四只枪。手里一边拿一只，肩上也一边挂一只。弹囊更加是不计其数，横也是，顺也是，腰上也是，肩上也是，叠叠重重、重重叠叠地挂着。但是，你想，你一个人哪有那样大的力气呢？一夜没有睡觉，身上有不少的金银，还要加上这样多的一些枪弹！
丘八老爷到了这时，不能不起质变了。他们由用枪弹的老虎一变而为驮枪弹的驴马了。
各街已经有自卫团出现，是由各街的江湖、各街的流氓组织成的。他们在这时候把平常很少见的马刀、关刀、牛角叉，通同摆出来了。这些人在晚间抢劫得时候，其实就是有力的队伍。晚间丘八老爷打冲锋，他们便接上二阵。所有各街的抢劫，一多半以上是他们干的。然而摇身一变，他们现在要保卫街坊了。还是该丘八老爷背时，已经变成了驴子，不要说别人还有关刀、马刀，就是赤手空拳把你身上的枪扭一只下来，也就把你解决了。结果是走慢了的一些变兵便都丢了性命。
最繁华的东大街、商业场，被抢劫的最厉害。一街都是包洋货的纸头、货匣、商标，打破了的香水瓶、牙粉瓶、粉瓶，有些地方满街都是粉。在这时候锦绣的成都城倒真真成为十里香街了。
由于自卫团搜逻得很厉害，没有出城的变兵都躲藏了起来。有的也赶快改变了自己的装束，好在改装也很方便，他们是有抢来的现成衣服。在东大街遇着这一件滑稽的悲剧。
一位上穿灰鼠马褂、下穿狐皮袍子的人在街上走着。有几位自卫团抢上前去扭着他，其中一个拦腰便给他一“梭标”[15]把他凿倒了。
原来这位化了装的老爷是露了马脚的。他抢的时候忘了抢裤子，在他的狐皮袍子之下露出了一条有红记的军裤。这位老爷当街便被几位自卫团结果了。但更有趣的是他们把他的灰鼠马褂、狐皮袍子剥开，里面又现出了一件女人的狐皮袍子。
赵尔丰这时候还住在他的总督衙门里面。他和各街的自卫团一样，都还有点机敏的手腕。各处的街头巷口都贴出了他的“总督部堂”的安民告示，然而没有印信。因为藩库烧了，存在藩库里的四川省总督的印信怕也被烧了。
走到堂姐的寓所门前，门是紧闭着的，门上贴了一张红纸的招租帖子。我一看便知道那是姐丈写的字，情不自禁地发起笑来。有了这样一张避邪的符箓。想来他们一定是安全无恙的。门也不容易叫开，我又折到青石桥街去看我的大哥。那时候他住在青石桥街一家大公馆里。因为他的官气太大，我平常少去看他。待我走到他的公馆门前，又同样是一张符箓。毕竟是出过洋的人要不同一点，不比一些旧式的公馆人家，一闻枪声，一见火光，便全家出眷都出门逃难，剩下一座空公馆让自己的用人及邻近的无业者便把“启发”打了。——这“打启发”三个字就是那次兵变之后传出来的话柄。据说那天晚上的新军的口令是“启发”。起初哗变的大抵是营防军，当局者似乎也曾去调凤凰山的新军来弹压。然而新军一进城也跟着变了。一到晚来，彼此成群结队的抢劫，彼此也在互问口令。于是东也是一声“启发”，西也是一声“启发”。从此以后“打启发”便成了成都的新方言。大凡是在上海人要说“揩油”的地方，成都人便叫着“打启发”
在兵变后的几天，成都城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各街的江湖派，恢复了《水浒传》上的梁山泊的风光。他们在各街都组织公堂，牛角叉、枪矛、青龙偃月刀、大红灯笼，摆设得十分威武。丘八老爷的一幕掩闭了之后，现在又是陈涉、吴广草莽英雄的一幕登场了。在城内已经有不少这样的英雄，更加以各县的保路同志军进城来成军，那真是开出了古今未有之奇局了。
蒲殿俊辈登台之后，因为纵容兵士的结果弄到了一个不可收拾的地步。而同时新军又不在他们手里，他们便提出了一个政策，招各路的保路同志军进省成军。这一方面算是了结一场公案，而同时也想借来作为弹压旧军、抵制新军的工具。因为这样，各路的同志军也就络续抵省。但在他们抵省的时候，已经是兵变后的第二天。蒲已经跑得没有踪影了。凡为瞻仰过同志军军容的人，读到贾长沙的“斩木为兵揭竿为旗”，绝不会认为只是文学家的夸张。保路同志军军容有的真是滑稽得使你要夸张也夸张不到。所谓同志军，有一部分是平时的土匪，有一部分是各地的乡团。大部分的鸟枪、梭标、牛角叉、铁锤、铜锤、铁铜、铜锏，虽然陈腐一点，但总还是军器。但有的却拿着锄头、挡耙、扁担、镰刀。而有的更异想天开，把一把菜刀绑在竹竿头上，雄赳赳气昂昂地拿着。我还亲眼看见一位拿“吊刀子”的。——这“吊刀子”我恐怕是四川话，外边不知道叫甚么名字。这东西现在很少见了，在从前稍微讲究一点的人出门便要带“吊刀子”，就是一双牙骨筷、一柄西餐用的小刀，同插在一个鞘子里面。这样的东西本是用来吃饭菜的，然而那位同志军，他把小刀抽出鞘来拿在手里，象牙筷和鞘子便吊在腰间，大有仗着宝剑的钟馗的身手。
但是，朋友，你们且莫忙单作为滑稽的现象，而以一笑付之。我有意把这些滑稽的现象写出来，我是想使大家知道保路同志会乃至同志军的军事行动的本质。那自然不是蒲殿俊辈所代表的立宪论者，也不是董脩武辈所代表的革命党人，而是货真价实的“人民大众”！这种人民大众的威力，我们不要把它轻视了。就是他们，在竹竿头上绑的菜刀，手里拿着的吊刀子，不已成为推倒了赵尔丰的原动力，杀死了端方的原动力，乃至送葬了清廷的原动力吗？
要记着，辛亥革命是一九一一年。这后于一九〇五年的俄罗斯第一次的革命仅仅六年，先于一九一七年的俄罗斯第二次革命也仅仅六年。革命的性质大略相同，然而革命的结果却完全两样！我想，假使中国有好的领导者，把那真正的革命民众从那时起便引到真正的革命的道路上，中国不早已有充分的力量和帝国主义者对抗，而成为世界革命的前驱吗？保路同志会之起，直接虽是和封建社会作斗争，而间接却是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直接的一步没有走完，间接的一步却完全忘掉了。问题依然要归结到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上来。中国的革命如在新兴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它毕竟只能出于向帝国主义投降或畏避的一途，而萎缩到旧有的封建社会的窠臼里。中国哟！你究竟该到那儿去？
在营防军猖獗的时候，谁都兢兢业业地预感到一定会出甚么乱子，乱子终于出现了。现在又来了第二个兢兢业业的预感。你想，那样多的草莽英雄又闯进了成都城，这不正好是“前门去虎后门进狼”？
在城外草堂寺旁边，自从我初上省的那一年起，便计划着要设立公园，由官、绅、商、学出资合办。费了几万块钱和将近两年的工夫，公园刚好修成，便遇到革命。同志军一抵省，他们说那公园是赵尔丰、周孝怀辈的私产，便把它捣毁得片瓦无存了。
四川在初办新军的时候，原来预计的是两师人。在凤凰山驻扎一师，在新津驻扎一师。新津是进入西藏的通道，驻扎一师人在那儿是为了要控制西藏。自从我上省的那一年，新津城外也就在建筑西式营房，前后也差不多费了两年工夫，经费更不知道费了多少万。快要落成了，同志军也说是赵家的私产，把它捣毁成一片砖块。
这样的盲目的破坏不能不使当时的有产者震惊。有产者便想靠着有新式武器的军队来防御这行将临头的第二次的祸灾。一些军政上的人自然便乘机而起，扶植自己的势力。这个要求在我们学生的心中也生出了反映。就在兵变后的第二天，成都的学生界发起了一个组织学生志愿军的运动。以武备学堂为中心，凡是志愿者都到那儿去成军，略受训练便要到街上维持秩序。我也自告奋勇去参加了，那是兵变后的第三天。我把我的行李也搬进了武备学堂。武备学堂在那时已经改成陆军小学，是西式的建筑。因为它在北门城外，和南门区域相隔太远，直到去当志愿兵的那一天，我才第一次和它见面。我把行李搬进了武备学堂去了，在寝室里看到那陆军学生所睡的床，窄窄的刚好可以容下一个人的身子。
“这怎么能够睡呢？”在去当志愿兵的志士的心中，劈头便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这可和志士的招牌抗衡起来了。要当志士便要受这样的苦！这怎么吃得消？于是志士的招牌立地折下来了，行李刚好搬进寝室，又由原挑脚急忙搬出学堂。和我同去又同出的很不少。这样滑稽的一幕，我并不想把它当成忏悔的资料。这只表明着当时一般青年少年的心理。我自己即使忍耐着去吃一点苦，做到一个忠实的维持秩序的好兵，结果又怎样呢？只添了一个新军阀的爪牙，新富豪的鹰犬罢了。说得光大一点，我顶多可当成了四川境内的如蛆如猬的一个军阀。因而当时的落伍虽然不甚么光荣，然而也不是怎样的耻辱。
保路同志军虽然是四川独立的元勋，但他们依然是封建社会里面的骨董！他们不过是被有产者利用来做为争路的工具罢了。他们根本没有收拾四川的能力，也没有人期待他们来收拾四川。演傀儡剧的人，在把戏钱骗到手之后，傀儡又要被收拾进破箱子里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