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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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由日本的第六高等学校毕了业，升入了九州帝国大学，由冈山转到福冈。

福冈是日本西南端九州岛的中心都市，在岛的北端，沿着博多湾海岸。市街是由两个旧市合并而成，西段是福冈，东段是博多。大学的医学部在博多市外，背面就是博多湾。这博多湾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地点，它是六百五十年前元世祖的大将范文虎征伐日本时，遇着大风全军复没了的地方。（日本史家称为“弘安之役”，当西历一二八一年。）当时的遗迹在那沿海一带还是不少，有所谓“元寇防垒”、“元寇断首台”、“元寇纪念馆”。纪念馆中搜存着元军所遗留下的兵器及服用器具之类。

市东尽头处有一带大松原，沿着海湾就和围墙一样，怕有五六里远。日本人称为“千代松原”，在古书上又称为“十里松原”。这“十里”怕是中国人替它取的名字，因为日本的里数一里是要当中国七里。在松原中，离大学后门不远处，有一座大神社，叫箱崎神社，供的是日本人的守护神八大明神。那种神社在日本国内随处都有，从前骚扰中国海边的倭寇，中国的古书上记载着他们在船上打着“八大明神”的旗帜。今年的上海事件[1]，把闸北化成了一片焦土的日本兵也打着“八大明神”的旗子，日本的报上还拍了一些照片下来，这是他们自己意识着就是倭寇，同时也就可以看到日本人信仰八神的程度了。

日本的神社是有等级的，就象官有官阶，学有学级。那箱崎神社是所谓“官币大社”，用学制来譬比，就是所谓“国立大学”。神社面着海，但由社门走向海岸，相隔还有五六百步路光景，一直成为一条甬道，两边是松林，道旁对立着无数石灯。

到了福冈之后，我住在离大学后门不远的一家性质与“当铺”相当、但规模较小的“质屋”里面。时候是八月下旬，学校还没有开课。有一天中午，我很早吃了午饭，为逃避午后所易起的慵倦和睡意，我跑出寓所来，在松林里面散步。正走到箱崎神社前的甬道上，无心之间我遇着由海岸上走来的张资平。

——“哦，你怎的到这儿来了？”

——“哦，你也怎的到这儿来了？”

差不多是同时叫出的两人的声音。

张资平本是一高预科时的同学。那时候的日本的高等学校是分成三部的，第一部是文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医科。一高里面为中国留学生特设的预科也就照样分成三部，但是学医的人少，又加以和文科的性质相近，一、三两部合班讲授。如象物理、化学、博物一类的功课，因为讲堂大，便是一、二、三三部合班讲授。资平学的是理科。我学的是医科。因为不同班，彼此虽没有甚么往来，但也同了一年的学，差不多天天都在见面的。一年的预科毕业，我被分配到冈山的六高，他也分派到别的地方去了，彼此便足足分别了三年。

——“我是来进这儿的医科的，你是进这儿的工科吗？”

——“那里！我们还没有毕业呢。”老张的梅县的广东官话说得分外激越。

——“怎么还没有毕业？”

——“我们五高的校长很顽固，他说我们是因为排日回国的，他不准我们补考。我们说别的高等学校都补了考，为甚么我们又不可以补考？他说：‘你们又要爱国，又要诳文凭，二者是不可得兼的。’”

他这样说我才记起了他是被分配到熊本五高的。熊本也是九州岛上的一个都市，离福冈只有半天功夫的火车。他因为学校还没有开课，便一个人到福冈来洗海水澡来了。

原来在那一九一八年的五月，日本留学界为反对“中日军事协约”[2]，曾经闹过一次很剧烈的全体罢课的风潮。在那次风潮中还有一个副产物，便是有一部分极热心爱国的人组织了一个诛汉奸会。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被认为汉奸，先给他们一个警告，叫他们立地离婚，不然便要用武力对待。这个运动在当时异常猛烈，住在东京的有日本老婆的人因而离了婚的很不少。不幸我那时候和安那[3]已经同居了一年有半，我们的第一个儿子和夫产后已经五个月了。更不幸我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我不消说也就被归在“汉奸”之列了。但好在我是住在乡间，“武力”的滋味我倒还没有领略过。

全体罢课支持了有两个礼拜的光景，所反对的协约并没有因而取消，于是乎便又产生了全体回国的决议。这一决议下来，凡是有钱在手里的人回了国的也就不少，不幸象我这样的“汉奸”每月所领的三十二圆的官费是要养三个人口的，平时所过的早就是捉襟见肘的生活，更那有甚么余钱来做归国的路费呢？没有钱便失掉了“爱国”的资格，“汉奸”的徽号顶在头上，就好象铁铸成的秦桧一样。我这人的泪腺似乎很发达，自来是多眼泪的人，当年我受着这样的懊恼，在无人的地方真不知道流过多少的眼泪。但说到回国上来，我也是有经验的人。我初来日本的第二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条逼着中国承认，我在那年五月七日的一天跟着几位同学也曾回过上海一次。那时我还做过这样的一首律诗：

哀的美顿书已西[4]，冲寇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但是，慨当以慷地回了国的“男儿”在上海的客栈里呆了三天，连客栈附近的街道都还没有辨别清楚，又跟着一些同学跑回日本。谁料隔不到两年我又变成了“汉奸”呢？

——“回国后到底得到了甚么结果？”

——“那有甚么结果？跑北京的代表们听说是段祺瑞亲自接见过一次，嘉奖了他们，要他们回到日本安心求学，说政府是决不做有损国体的事的。这一部分的代表有的早回来了，有的留在北京在运动做官。又有一部分南下到了上海，和派到上海的代表们合在一道，现在在办着《救国日报》。空空洞洞地只是一些感情文章。我看他们通是一些政客！”

——“真正爱国的人怕也很不少罢？”

——“受牺牲的倒很不少，特别是一些年纪较小的朋友，他们很热心，四处去卖报，去宣传。但那样的生活能够支持好久呢？能有多大的影响呢？要救国怕还是要有点实际的学问才行罢。”

老张很雄辩，大约也是因为落了一年第，所以特别地愤懑。我自己是有过一番经验的人，自己的爱国心觉得也并不比谁落后。

——“假使中国的政府真正能够同那一国开战，跑回去当兵倒还有些意思。不然只是空跑啦。”我对他这样说。

两个人在那甬道旁边的一座石灯下谈了好一会，老张问我吃了午饭没有，他说他要回寓去用饭。我也就跟着他到了他的寓所。他原来就落宿在邻近村落里的一家新修的下宿屋里面。他是住在楼上的。六铺的草席上连矮桌也没有，只有一个藤手箧，手箧旁边散乱着几本书。我顺手拿了一本来看，是当时以淫书驰名的《留东外史》。

——“你怎么在看这样的书？”

——“怎么，不好吗？我觉得那写实手腕很不坏啦。”

我没有再说甚么，看了一下书的内容是旧式的章回体；我又把书给他放还原处去了。

等资平吃了中饭，两个人又走到海边上来。

就在箱崎神社的正面，社前的甬道通向海滨的地方，展开了一片银白的沙原。临海处西侧有水族馆和筑港事务所；东侧有一座旅馆，是城堡般的西式建筑，名叫抱洋阁。自欧战开始以来，西欧的资本家因受战事的影响一时遭了挫折，日本的资本主义便乘着这个机会勃发了起来。那时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财政上采取积极政策的政友会的原敬内阁，对于产业热特别加以煽扬，于是乎有好些通常的家屋都改成了各种各样的小规模的工厂。它们的最大销路不消说就是我们伟大的贵中华民国。中国便替日本人造出了很多的“成金（Narikin）——暴发户来。那些暴发户一有了钱，痛头的便是怎样来把钱消费。依着经济上的铁则，他们自然要向着规模较大的再生产的方面去灌注，而同时是向着享乐一方面去挥霍，物价便如象受着魔术的呼遣一样，暴涨了起来，在这“成金风”吹煽着的时候，日本的企业家自然是遇着了名实相符的黄金时代，一切的无产阶级和中小商人倒也还没有梦想到失业和破产的危险。在这时候最受着打击的是没有营业本领的中产人家和没有劳力出卖的知识阶级。日本的官公吏和教职员等增加了薪水的是在这个时候；中国的官费留学生，高等学校级的每月由三十二圆增加成四十三圆，大学级的由四十八圆增加到七十二圆的，也正在这个时候。抱洋阁和筑港事务所对峙着的箱崎海岸，就是那时候的“成金风”的标识了。

博多湾中有筑港工事在进行着，是商办的有限公司，打算把博多湾浚深起来成为海港，好推进福冈附近的石炭产业，以夺取长崎港的地位。博多湾的外貌很是象一个大湖。在东北角上有一个细长的土股名叫海中道，一直伸向海中，就象缩小了的意大利半岛一样，把外海的玄界滩和内部的博多湾隔断了。博多湾真是风平浪静的，比太湖的湖水还要平稳。

——“令人有点不相信啦，元军的几百艘战舰，在一夜之间通统沉没在这里了。”

——“那是遇着‘二百十日’的大风啦，那样的大风一来，听说是排山倒海的。这个时期不久就要到了。‘二百十日’你懂么？是从春分起算到第二百零十天，正是夏秋之交，北半球的空气寒冷了起来，和南太平洋上在夏天晒得灼热的空气生出猛烈的对流，便激起那股大风。”

资平到底不愧是学理科而且打算学地质学的人，他这样启蒙地对我说。

抱洋阁前面停着好几部汽车，有好些，一看便可以知其为“成金”的人，带着“艺伎”在那儿进出。有时也挟着些戴四角帽的大学生在里面。听说那里面有海水浴池可以男女共浴，又还有好些娱乐的设备，如象台球之类。时而从楼上的窗口中，于男女的笑声之外，响出撞球的声音。

两个人在滨海的一座石造灯台旁边把衣服脱了，便向海里走去。海水是满潮的时候，但是那博多湾真是“远浅”，在水中走了很远很远，依然还可以踏着海底。一只浚海机在将近湾心的地方刮拉刮拉地运转着。运转机械的动力用的是煤油，待我们在海里凫了一会之后，想来是风头转换了，本来是很清洁的海水，一海面都浮起了煤油，在阳光中反映着种种的虹彩。糟糕！糟糕！两个人匆匆忙忙地又赶快朝岸上逃跑。眼望着抱洋阁上临海的大楼，一些寻乐的男女，坐在楼头畅饮啤酒。

上了岸，把衣服穿好了，向右手松原角上停放着两尊大炮的地方走去。炮是日俄战争时的捕获品，是涂着红油漆的。这种废物，日本国内无论神祠、佛寺、学校、官衙，大抵都有陈列，一方面以夸耀他们的武功，同时并唤起国民的军国主义的观感。

在两尊大炮附近的松树脚根上坐着，纳了一会凉，又谈了一些东西南北的事。但在这时有一番话使我永远留在记忆里的了。

我是三年没有回国的人。又住在乡下，国内的新闻杂志少有机会看见，而且也可以说是不屑于看的。那时候我最不高兴的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东方杂志》和《小说月报》，那是中国有数的两大杂志。但那里面所收的文章，不是庸俗的政谈，便是连篇累牍的翻译，而且是不值一读的翻译。小说也是一样，就偶尔有些创作，也不外是旧式的所谓才子佳人派的章回体。报章的乱七八糟，就在今天也还没有脱出旧态，那可以不用说了。隔了三年的国内文化情形，听资平谈起来，也还是在不断地叹气。

——“中国真没有一部可读的杂志。”

——“《新青年》怎样呢？”

——“还差强人意，但都是一些启蒙的普通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点和字数比较起来还要多。”

——“丙辰学社[5]出的《学艺》杂志名誉还好吗？”

——“那和《新青年》比较起来又太专门，太复杂了。陈启修的政治论文被蔡元培看中了，聘去做了北大的教授，他便不再做文章了。许崇清的哲学论文，和蔡元培大打其官司，老陈从北京写信到上海，叫社里的人不要再做反对蔡老头子的文章，大家都很不满意。我看中国现在所缺乏的是一种浅近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学杂志啦。中国人的杂志是不分性质，乌涅白糟地甚么都杂在一起。要想找日本所有的纯粹的科学杂志和纯粹的文艺杂志是找不到的。”

——“社会上已经有了那样的要求吗？”

——“光景是有。象我们住在国外的人不满意的一样，住在国内的学生也很不满意。你看《新青年》那样浅薄的杂志，不已经很受欢迎的吗？”

——“其实我早就在这样想，我们找几个人来出一种纯粹的文学杂志，采取同人杂志的形式，专门收集文学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话。科学杂志，我是主张愈专门愈好的，科学杂志应该专门发表新的研究论文；象浅近的科学，我想各级学校有各级的教科书和参考书，不已经够了吗？似乎用不着办杂志。象《学艺》里面所收的科学论文，专门翻译讲义的钞本，我最不赞成。”

——“出文学杂志很好，但你那里去找人？”

——“据我所知道的，我们预科同班就有一位郁达夫……”

——“哦，不错，不错，老郁是会做诗的。听说他常常做旧诗到《神州日报》上去发表。听说他也在做小说呢。”

——“对，我想他可以来一个。我还知道一位我们在冈山同过学的成仿吾。他去年进了东大的造兵科，恐怕他今年也回了国。他也是很有文学趣味的。他的英文很好，他似乎也可以来一个。你可还认得些甚么文学上的朋友吗？”

——“我可没有的。比我们早的同学如象文范村、吴君毅，都在《学艺》上发表小说的翻译，但他们恐怕不肯和我们一道。比我们后的同学我就不知道了。在熊本的人是一个也没有的。”

——“大高同学[6]的系统之外怕还有些人罢？”

——“有或许有，但我可不知道。”

数来数去可以作为文学上的同人的还是只有四个人，便是郁达夫、张资平、成仿吾和郭沫若。

——“我想就只有四个人，同人杂志也是可以出的。我们每个人从每月的官费里面抽出四五块钱来，不是便可以做印费吗？”

资平很赞成我这个办法。他约定就以我那儿为中心，待学校开课以后，征求仿吾和达夫的意见，再策进行。

这一段在箱崎海岸上的谈话，在我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痕。我和资平发生交谊实际上是从那时起头。我知道他有文学上的趣味的也是从那时起头。所以我一想到创造社来，总觉得应该以这一番谈话作为它的受胎期。我这部《创造十年》要从这儿叙起，也就是这个原故。

在海岸上谈了一会，日脚渐渐偏西了。我约资平到我寓里去吃晚饭，他也乐于同行。从那陈列大炮的地方穿进松林，走向我寓居着的“质屋”，为时只消两分钟光景的。

——“我们在研究自然科学，”我一面走着，一面这样说，“只是在教我们观察外界的自然。我是想由我们的内部发生些甚么出来，创作些甚么出来。”

——“要创作，不也还是先要观察吗？”

资平这样地回答了我，我当时觉得他似乎没有懂到我的话。但在现在想来，这两句话正是两人当时的态度不同的地方。资平是倾向于自然主义的，所以他说要创作先要观察。我是倾向于浪漫主义的，所以要全凭直觉来自行创作。我现在觉得他的话是比我更有道理了。无论是怎么深渊的精神活动，没有外界的素材是不行的。

进了我的寓所，我替资平把安那介绍了。资平到这时候才知道我是有日本老婆的人。他回头便用中国话来对我这样说：

——“你把材料提供给我罢，老郭，我好写一部《留东外史》的续篇。”

我听了他这话，觉得受了一番小小的侮辱。在我心里这样想：“这家伙太不客气。这家伙的趣味真是下乘！”但我没有说出口来。看他倒并没有侮辱我的意思，反觉得他这人的自信力很强，他直觉到我是不会做小说的人，要叫我把材料提供给他。

在这次会面后，不两天，资平便回学校去了，大学也开起课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