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说来差不多好象是一种奇迹。
都喇嘛先生那样严烈地说要斥退我们，我们自以为从此以后再也不能吃学生饭了。然而，他终竟没有挂我们的斥退牌。在现在想来，事实上他也没有挂斥退牌的必要。他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仇恨，他又何尝不知道我们也并不是可以左右全校的人，他不过使用了小小的权术，杀鸡给猴子看。他是把我们弱者拿来做个榜样，在一般学生面前显示一番威风，好教别人震恐。他的目的是达到了。他当着众人骂了我们一番，全堂学生便都俯首帖耳的上了课堂，去受试验。我们当时就搬出了学堂，他又何必要费一番挂牌的手续？
凑巧的是就在我们搬出学堂的那一天，大哥回省来了。他和我们同落在东大街上那家嘉定人常住的旅馆。
大哥自从乙巳年（一九〇五）出省，他在日本学了几年的法政。后来回到上海，在盛宣怀的商埠督办衙门里做过工作。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在北京考上了法科举人，得到了七品小京官的头衔，分发在法部衙门里行走。他这次回省来了。他回省的消息早就有的，但没有想出他回得这样快。
我们是六年不见了。这六年不见的兄弟的重逢自然克服了所有一切不愉快的情绪。他听说我们遭了斥退，也没有十分责备我们。他反而安慰我们说：
——“斥退了也不要紧，明年好进官班法政学校。”
接受了他这个安慰时，委实说，我不免感受了一番惊异。他在去国之前不是再三叮咛过我，要学实业、要学实业的吗？他不是常常说实业救国、实业救国，要振兴实业才可以富国强兵的吗？曾几何时，他自己去做了一个小小的官儿回来，而他又劝我去学法政了。
他回成都，是受了官班法政学堂的聘请。成都的官立法政学堂有两个，一个是官班，一个是绅班。官班收容一些候补官员或宦家子弟；绅班便是一些绅士或其子弟了。法政本来是我们所鄙屑的，而尤其鄙屑的是那官班。那真腐败得有点程度。那儿的学生都是一些封建余孽，上学下学都坐轿子，有的还要带着跟班。这样的学校，他要去就聘，我已经有点诧异；而他还劝我去当学生，那更是出自意外了。不过我们那时候对于他还有点原谅，因为他是才回省的人，他不大明了学界的情势。
他回省便有很多的交际，一时不能回家。因此，他也留着我们，要我们和他同路。
来访他的人也很多，都喇嘛先生也是其中的一个。分设中学的甲班已经是五年级了，每周有两点钟的法制经济，要请大哥兼任。没想出这两点钟的法制经济便成了我和张伯安两个人复学的交换条件。他对我们大哥说：这两个学生平时很用功，成绩也很好，不该乘着一时的感情为别人所利用了。他要我们再进学堂去读书，到下学期开始时补受试验。
就这样我们在一九一一年仍然得以在成都读书，仍然住的是分设中学。
回想起来在成都的几年中，实在是甚么收获、甚么长进也没有。差可自慰的或者可以说是使我们得以看见了保路同志会的经过，乃至反正前后的一些大小事变、大小人物的真相罢。
记忆已经十分朦胧了。保路同志会的成立究竟是在那一月那一天，我已经不能确定。我所能记忆的只是快要受暑期试验的时候，而且开会一天的确是礼拜。所以推算起来，在阴历总是五六月之交，在阳历总在六月后半[3]。运动的发生离五月二十二日的上谕相差了这么久的原因，也因为要召集股东会议，不免需费一些时日。
这次的运动，主持者就是咨议局的一批新人，在开股东会议之前他们有一部分人已经在鼓动着反对的空气，因而学生的工作倒反没有甚么了。
在开股东会的那个礼拜日的上午，我们有几个学生在一位泸州人的英文教员家里闲谈，那时候来了一位当时的青年名士朱山。这位朱山先生好象也是泸州人，他和罗纶、蒲殿俊是一党。不消说他也是《蜀报》的一位编辑，他会做旧体诗，在当时很觉得清新隽逸。他还相当年青，在当时怕还不上三十岁。
——“朱山先生，今天下午的会你去参加不去？”英文教习问他。
——“我去参加的。”
——“你看这一次可以闹得出一个名堂么？”
——“嗯唔，”朱山冷笑了一下，“趁趁热闹罢了。”
我们和他本不相识，看他来了，便让座。听他说了这几句话，我们也就起身告辞了。
我的堂兄，三哥，他在铁路公司做科员。每逢礼拜，照例是要到他那儿去一次。在股东会开会的时候，因此我们也得以在那儿参观。
股东代表大概有二三百人，会场是设在一个天井里面的，上面搭着棚厂。铁路公司是设在从前打大小金川封了公爵的岳锺琪的公馆里面。全部是旧式的建筑，没有那样宽敞的可容几百人开会的会场。做讲坛的是一座戏台，前面摆着一张方桌，靠壁和两侧放着一排太师椅。坛上坛下的人都坐定了。铁路公司的总理——姓甚名谁我已不记忆了[4]——起来摇铃宣布开会。
劈头讨论的便是铁路国有问题。关于这个政策的情形，好象是邓孝可起来报告的。他的报告很平淡。他本来是赞成国有政策的人，后来随着潮流的进展却成为了保路同志的急先锋。在他报告完了之后接着是罗纶登坛。
罗纶是一位白皙的胖子，人并不很高。他一登坛，向满场的人作了一揖，开口便是：
——“各位股东！”他宏朗的声音，“我们四川的父老伯叔！我们四川人的生命财产——拿给盛宣怀给我们出卖了，卖给外国人去了！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
接着就号啕大哭起来，满场也都号啕大哭起来——真真是在号啕，满场的老年人、中年人、少年人都放出了声音，在汪汪汪汪地痛哭。
——“是可忍孰不可忍呀！汪汪汪……”
——“我们要反对，我们誓死反对！汪汪汪……”
——“反对卖国奴盛宣怀！反对卖国机关邮传部！”
连哭带叫的声音把满场都哄动了。罗纶在坛上哭，一切的股东在坛下哭，连在场的警察、公司里跑动着的杂役都在哭。不消说我们在旁边参观的人也在哭。已经不是演说，不是开会的事了，会场怕足足动摇了二三十分钟。
接着还是罗纶，以他那很宏大的声音叫出，在他看见会场稍稍在镇定的时候：
——“我们的父老伯叔！我们，我们，我们，要誓死反对！”
——“我们要誓死反对！”砰的一声在桌上一拳。坛下也同声的反响了一声，大家也在自己的席上砰的一拳。
——“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方面我们要联络本省的人，另一方面我们要联络外省的、全国的同胞，我们要一致反抗。反抗到底！达不到目的，我们四川人要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赞成！”
两三百人同声叫出的这“赞成”的一声，要用古式的修辞来形容，是有点“声震屋瓦”。
就这样，铁路总公司的第七次股东大会摇身一变就变成了川汉铁路的“保路同志会”。公司总理的主席的位置，无形之间便被罗纶诸人夺去了。保路同志会顿时便成立起来，会长举的是蒲殿俊，这是罗纶当场推荐的，副会长就是罗纶。下面分四股办事，有总务股、文书股、交际股、游说股。各股的干事都是当场的人自告奋勇来担负的，大体上都是罗、蒲一派的人。他们当时真是有点本领，把那满场的股东群众，好象抟成了一团粘土一样。
游说，在现在说来，就是宣传。这是很重要的。那一股的干事好象是罗纶兼任。游说股中要分派出四位游说员向川西、川南、川东、川北各道去宣传。这也是当场由各人自己来担任的。我最感觉着趣味的是那位朱山先生。那位朱先生，上午在英文教员家里的时候，不是说过这次运动只是“趁趁热闹”吗？然而这时候他登坛了。当罗纶在坛上大声地说：
——“川东的游说员那一位同志担任？”
朱先生两脚跨到方桌面前，激昂地说：
——“川东的游说员，我朱山担任！”
他也一拳向桌上打下去。桌上差不多满面都是春茶碗。他那一拳不幸便打中在一个茶碗上，把茶盖打翻了，茶碗打破了，茶水打得四处飞溅，手也打出了血来。这朱先生竟有这样的热烈，真是有点出人意外。不过就是这位自荐为川东游说员的朱先生，走到重庆，竟投到督办铁路大臣、带着剿办四川使命而来的端午帅[5]那儿去当幕府去了。这虽然是后事，但也后得并不久。这真是使我有点怀疑。怀疑当时保路运动的指导者们，究竟有多少是出自诚意。
在同志会的部署大体就绪之后，又是一个临时动议，便是全会场的人一同到藩台衙门去请愿。这不消说是没有人不赞成的。大家从铁路公司走出，沿途步行，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示威。街上的市民都簇拥着跟来，走到藩台衙门的时候，把那辕门里面的一个大敞地完全站满了。
这时候赵尔巽已经调京，继任的他的兄弟赵尔丰，还在西藏。在这过渡期间是藩台王人文在署理。他在当时确是比较进步的分子，四川保路同志会能够收到那样的成功，一多半应该说是他的功劳。
群众拥挤在藩台衙门的大堂面前，为首的罗纶先进衙门里去了。不一会朝衣朝冠的王藩台走了出来。群众狂欢地鼓掌。一省总督部堂，尽管是署理，要出来和群众见面，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破天荒的事。
一位师爷提了一把太师椅来，王藩台立在太师椅上和群众说话。他真是再温和也没有，满脸都堆着笑容，很心平气和地说。他说，大家的来意已经由罗副议长传达了，他始终表示同情。他自己虽是云南人，但是四川是他的祖籍，所以四川实际上是他的乡梓之邦。只要于国计民生有关休戚的事，他在职责上，无论怎样要据理力争。更何况是有关桑梓的利益！所以这次的问题，他要向朝廷力争到底，在他在任的一天，他决不负桑梓的希望。他希望大家安心。
这真是从古以来所未有的奇事，以一个宫僚而能和民众接近，而且对于民众加以煽动。素来是怕官怕惯了的老百姓，得到了官府的这一道护符，他们还有甚么顾忌呢？于是乎保路同志会的气势便真好象在火上加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