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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庆学堂的事，达夫早有回信来，愿意担任。路费汇去了，他是九月初头回来的。他回来之后有四五天光景，我又转回日本。这一次泰东送了我一张二等票，另外又送了我六十大洋。我动身的一天，朋友们把我送到汇山码头上船。送行的有达夫、伯奇、均吾，还有一位新认识的朋友毕瑞生。

上了船，在二等舱的食堂里开了几瓶啤酒，但待我一搜钱包来付账的时候，钱包不知道几时已经被扒手扒去了。真是要命，急得我这个背时倒灶的“流氓痞棍”几乎流出了眼泪来。我那钱包里面不消说泰东送我的六十块钱是放在里面的，另外还有上海朋友托我到日本去买医书的一百块钱。足足一百六十块钱就那样便无翼而飞了。船又临着快要拔锚的时候，身上一个钱都没有，到长崎上了岸便是问题。在这时候我才知道朋友是可感谢的，达夫连忙把他的钱包搜了出来，倾了五十块钱给我。毕瑞生也尽他身上所有的搜了二十七块钱出来。这些钱在后来虽是由泰东抽出来还了的，但在那咄嗟之间，全不顾虑到自己而能倾囊相助，不是很可感谢的吗？

我离开了上海，把上海的事情移交了给达夫。伯奇因为有别的事要留在上海，他可比我迟得两个礼拜。他留在上海的期间，一切的事情自然也可以和达夫商量。但他们两人的勇气的确比我大。在我回到福冈之后，第一次送来的上海报上便登载出《创造》季刊的预告，计算起日期来，就在我离开上海后的第三天。预告上说季刊准于明年元旦出版，并且还有就在十几年之后都还使我们的鲁迅先生不能忘怀的“有人垄断文坛”的话[1]。那一方面使我佩服着我们达夫的勇气，同时也使我感觉着分外的不安。我在上海呆了将近半年总不敢登出的预告，达夫接事仅仅三天，便把它登出来了。旗鼓一张便不能不有实质相副，我始终感觉着同人们的力量实在并不充足。还有那“垄断文坛”的话，我也觉得打草惊蛇，而且不免有些夸张。因为那时候的中国那里有甚么“文坛”？更那里说得上甚么“垄断”？但把“垄断文坛”的字样一揭出来，于是文学研究会的朋友们便居然“坛”起来，而且也“断”起来了。

回到了福冈，自然是继续学业。医科大学的课程，头两年是基础科学，后两年是监床科学。基础科学的毕业试验本在第二年年末举行，但我当时没有受，便跑回上海去了；要继续学业便不能不补受试验，因而我的时间便不能不为试验准备而花费。但我从上海回来时还带回了好几件工作。第一件是替穆木天修改那部王尔德的《童话集》，第二件是译完《少年维特之烦恼》，第三件便是准备《创造》季刊的文章。这些工作我是在试验准备和学课的余暇中完成了的。还有那被扒手扒去了的那一百块钱的买书费，算我自己是学医的人，我把我自己的医书拿了好些来抵充了。

《创造》季刊既已预告在明年的正月一号出版，发稿至迟便当得在十二月以前。那第一期的稿件，除达夫的那篇《茫茫夜》之外，通是我集成的。我在十一月以前已经陆续把稿件集齐交给了达夫，只期待着到了正月一号便可以如期出版，但不料第一期便愆了期。愆期的原因就是等达夫的那篇《茫茫夜》。达夫是心雄万夫的人，如在一种刊物中，他自己的文章不能压卷，他是不肯苟且的。他到二三月间才把稿子发出，发了稿之后便回到日本受毕业试验；第一期自然没有经过他的勘校和指点，一直迟到五月一号才出了版。产生出来的结果倒还马马虎虎可以过去，单是《茫茫夜》的一篇已经是拍案惊奇的大文字了。但是那排版的拙劣，校对的荒疏，在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刊物中怕要算是留下了一个纪录。有一位热心朋友替我们统计过，一册创刊号的错字在二千以上。还有同时出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错误在五百以上。

由于校对的荒疏，同时还惹起了一件小小的悲喜剧，便是田寿昌的抗议了。寿昌在第一期中发表了那篇《咖啡店之一夜》，使我们在纸上领略了一番“咖啡店情调”。他的原稿先是寄给我，由我转寄上海的。他没用原稿纸，只是在随便的纸头上乘着自己的兴趣挥写出的。笔下的龙蛇已经飞舞得有点骇人，他那时做文章还沿着旧时刊物的习惯，凡有得意的文句要在字旁加以密圈胖点，因而愈加是满纸的云烟。那是不折不扣的真正的草稿，涂抹添改很不少，而他在纸上又是写着两面。我最初接到他的原稿时已经就在担心，怕一定会弄出不好的结果。结果是果然不出所料，他的那篇文章错处最多。寿昌在这儿便生了一个疑心，他疑达夫改窜了他的原稿，有意要陷落他，毁伤他在国内的名誉。他很严厉地叫我替他把原稿索回，要在别的刊物上再行发表。他说他可发表文章的地方很多。我是相信达夫决不做那样卑劣的事情的，我把达夫不曾经过勘校的情形告诉了他，又告诉了他泰东的校对素来是荒谬绝伦的，劝他不要疑心朋友。即使真有怎样的改窜，待我在暑假期中回国去检查原稿，查明之后再作理论。当时算好，寿昌听了我的话便没有急切地和达夫决裂。他还把应该在第二期发表的《午饭之前》寄给了我。

六月尾上学校放了暑假，泰东给我寄了一百块钱的路费来，我在暑假期中又回到上海。最先在马霍路的楼上把《创造》季刊第一期和《少年维特之烦恼》来校勘了一遍。寿昌的原稿是还保留着的，结果是证明了他的多疑。从那原稿上除掉为保持杂志的统一，把那密圈胖点删除了之外，丝毫也没有更改。原稿我寄还了寿昌，他的疑团也就冰释了。

回到上海最感受着惊异的是邓均吾的进步。去年在上海同住时，只觉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他的英文还好，对于旧式的诗词也有些教养。我走的时候曾经把我所有的一本英译的《海涅诗集》送给他。隔了一年回来，他已经把那《海涅诗集》读得烂熟。他自己还写了一册新诗稿，交给我看，他那诗品的清醇是举世无匹的。在《创造》季刊二期和三期上所发表的《白鸥吟》及其它[2]，便是经过我替他挑选过的作品。

马霍路狭隘的楼房又添了南公老板的两位亲戚，实在住不下了，他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便顶下了一家一楼一底的房子。我回上海不一个礼拜的光景，便搬到哈同路去了。那儿比马霍路要清静一些，起初是一个人住着，也觉得很舒适。不久我便把《创造》季刊的第二期编出了。

就在我移到民厚南里之后没两天，高梦旦先生和郑心南同学又来访问过我一次，适逢其会我又不在寓里。那时候商务的编译所已经改组成四部，心南在担任理化部的主任，何公敢在担任庶务部的主任，凡是稿件上的交涉都是由公敢经手的。不久公敢也来找我，他说梦旦的意思是叫他和我订下一个契约。凡是我的著译可不经审查，售稿时著作千字五元，翻译千字四元。据说这在商务印书馆是最高的价格。公敢又说，这种优待是对于我的一种报酬：因为去年梦旦托过我为他的侄子调查过医院的事情；但他的令侄在未能渡日之前已在沪上病殁了。我当时觉得自己并没有怎样尽力，没有资格受这样隆重的报酬。同时也觉得还没有售稿的必要，所以把这项契约只在口头听了一番，并没有写在纸上。

达夫在春间把东大的毕业试验通过了之后，早已回到安庆服务。他利用着暑假也到上海来了，他便和我同住在民厚南里里面。那时候肯到寓里来的有张闻天、吴明、汪馥泉诸人，他们当时似乎住在民厚北里，差不多每天都要来一次。来时谈话的对象多是达夫，和我是少有交涉的。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朱自清[3]也来过一两次，他完全象一位乡先生，从他的手里能写出一些清新的诗，我觉得有些诧异。他那右侧的颅顶部有一个很大的秃了发的疮痕，可更助长了他的乡先生的风味。

在那时文学研究会的人和我们已经是有些隔阂了。发起时的劝诱经了寿昌的不置答复，去年夏间劝了我两次参加，我又婉谢了。《创造》季刊出预告时，达夫又暗射了他们“垄断文坛”。于是乎在不知不觉之间便结起了仇怨。《文学旬刊》上早就有好些文章在嘲骂我们，例如骂颓废派的“肉欲描写者”便是指郁达夫；骂“盲目的翻译者”便是指我和寿昌。[4]《创造》季刊出版之后更蒙沈雁冰以郎损的笔名加了一次酷评[5]，所谓文学研究会是人生派，创造社是艺术派、颓废派，便一时甚嚣尘上起来。我们的刊物是季刊，大家都不住在上海，因此对于别人的攻击，只有忍受。但我们毕竟还年青，一回到上海，便逼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就在那样的情形之下有达夫的《血与泪》的那篇小说写出，那是嘲弄雁冰和振铎诸人在当时所空吹的“血泪文学”的。我也有《论文学之研究与介绍》和《论国内评坛》的两篇文字，在正式地和他们交绥。那时又是柯一岑在编辑《学灯》，达夫和我的文章都是在《学灯》上发表的。我们当时的主张，在现在看起来自然是错误，但在当时的雁冰和振铎也不见得有正确的认识。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所谓人生派与艺术派都只是斗争上使用的幌子。雁冰在当时虽有些比较进步的思想，他的思想便不见得和振铎相同。文学研究会的几位作家，如象鲁迅、冰心、落华生、叶圣陶、王统照，似乎也不见得是一个葫芦里面的药。雁冰在那时能够同振铎合作，倒是我们的一种惊异。所以在我们现在看来，那时候的无聊的对立只是在封建社会中培养成的旧式的文人相轻，更具体地说，便是行帮意识的表现而已。

这种意识，一方面促进了我们对外的抗争，另一方面也促进了我们的内心的哀感。我们感觉着寂寞，感觉着国内的文艺界就和沙漠一样。有一天晚上似乎是在达夫把《血与泪》写成之后，我们到四马路泰东书局的门市部去。赵南公正在过瘾，我们在他的房间里坐了一下，问及《创造》季刊的销路，他说：“初版两千部，还剩下有五百部的光景。”这样的一句话在那时使我们感觉着特别的悲哀。创刊号由五月一号出版已经有两三个月了，才仅仅销掉千五百部——其实这在当时已经要算是很好的成绩了——我们感觉着同情我们的人真是少，在那电光辉煌的肩摩踵接的上海市上就好象只有他和我两个孤另另的人一样。

——“沫若，”达夫叫着我，“我们去喝酒去！”

——“好，我们去喝酒。”

两个人挽着手走出店门，就在四马路上一连吃了三家酒店。第一次是在一家面馆的楼上，我们喝了两壶酒，以后叫添酒菜，怎么也叫不来，一座大楼上空空洞洞的也只有我们两个人。把头伸出楼外一望，酒店招灯上的红字是用白纸贴了的，原来才是有丧事的人家。我们急忙下楼去付了钱，又跑进别一家馆子里去。第二处也因为堂官送来的酒接济不上，饮了几壶又冲出去了。最后一家是在那青莲阁旁边的一座酒楼上，两人坐在一张方桌上吃喝，喝到酒壶摆满了一方桌，顺次移到邻接的空桌上去，终于把邻桌也摆满了。两个人怕足足吃了三十几壶酒。我们平时是没有那样大的酒量的。我就到现在也还有点怀疑，我恐怕喝到后来的一些壶数，堂官看见我们喝醉了一定是作了假的。有一轮满月从街头照进楼来，照着桌上的酒壶的森林。我连说“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们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结果是只有在首阳山上饿死”！达夫红着一双眼睛就象要迸出火来的一样，可他说过的一些话，我现在通不记忆了。我只记得我们决定请仿吾出来主持社务。

两人都喝醉了，彼此搀扶着踉踉跄跄地由四马路走回民厚南里。走到了哈同花园附近，静安寺路上照例是有许多西洋人坐着汽车兜风的。因为街道僻静、平坦、而又宽敞，那连续不断的汽车就象是在赛跑的一样。那个情景触动了我们的民族性，同时也好象触动了一些流痞性，我们便骂起西洋人来，骂起资本家来。达夫突然从侧道上跑到街心去，对着从前面跑来的汽车，把手举起来叫道：“我要用手枪对待！”我连忙去把他挽着，汽车从我们的身旁取了一个抛物线形跑过去了。

虽然和文学研究会的人有些意见，但也并不曾怎样的决裂。记得在八月初头达夫发起过一次“女神会”，是纪念出版后满了一周年的我的诗集《女神》。这种聚会在日本是常有的，好事的达夫要把它输入中国。在开会的头一天晚上，达夫拉着我到闸北去找振铎，请他们参加。振铎那时候是一个人住在一层楼房里，书架上陈列着不少的古书。在深处的一角，一张长条的书桌后面，有圆顶的罗纹帐子罩着一尊小巧的床，那床想来定是单人用的钢丝床了。振铎高兴地答应参加，并答应要多多邀约些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出席，想借这个机会来组织作家协会。

开会是在晚上，地点是在一品香，文学研究会的同人到的有振铎、雁冰、谢六逸和卢隐女士诸人，日本帝大出身的同学也到了不少。那回雁冰先生在席上确是含着敌忾地演说过一次，组织协会的事情就没有提起。席终后在屋顶上还拍过照，但那次的照片我不曾看见过，也不知道它的下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