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当时四川的总督是赵尔巽，他在清朝末年要算是一位有数的重臣。他是汉军旗，便是他的祖先本是汉人而投降了满人的。这种“奴才”对于他的“主子”——当时的大官或一般的满人都称清室为“主子”，称自己为“奴才”——自然是要表示两倍的忠诚了。
学生在第三天上又开第二次的代表大会。目的是报告常务委员会成立后的经过，及今后进行的方针。
开会仍在午前十点钟，但在八九点钟的时候早就有不少的武装警察和营防军，在步枪上上着刺刀，在教育总会的门前巡逻着了。
这对于学生是很大的威吓，同时也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明哲保身的人预感到今天会发生甚么危险，在报到簿上偷偷地签了名，偷偷地溜走了；然而到会的人依然踊跃，到开会的时候，小小的一个议事厅又塞得象一匣火柴了。
受过了一次训练的群众毕竟不同。一切开会的景象都很井井有条，和前一次的开会判然是两个时代。
开会了。劈头的一个临时动议是质问当局为甚派兵来弹压。当时的封疆天子虽不必身在九重，但那容你几个毛桃子的学生便轻易见面，轻易质问？惟一的拐杖当然又只好去找咨议局的正副议长。
据代表回来报告，他们去会着了蒲议长。蒲议长顿时打电话（当时已有电话，但只限于行政机关）去问警察厅，说是奉了赵制军[20]的命令，怕有乱党借端生事，特地派来保护的。说是蒲议长昨天已经去谒见了赵制军，赵制军已经允许了为我们代奏。照赵的意思以为学生关心国事是出于爱国的至诚，固然可以嘉许；但不可越俎代疱，甚至罢课要挟。
我们的代表质问过议长，问赵答应代奏，究竟有何诚意的表示？他口头答应，而实际不执行，有什么方法保障？我们请开国会即是求言论集会的自由，然在我们今天开会的会场上却派军警来弹压，岂不是完全表示了并无代奏的诚意？
蒲议长自然不能代答，他允许再去见赵制军，一切的回话等得到结果之后再亲自到会场上来报告。在他未来之前，大家应该严守秩序，决不可轻举妄动。
一省最高的言论代表者的议论大家自然是只有遵守的。在代表们报告完毕了之后，已经是午后一点钟的光景，便宣告中休，大家吃用会上准备好了的馒头。馒头，这真是再得机宜也没有的，象前回为饿饭诉苦的代表当然也就没有了。
在学生们休会用馒头的时候，到场的军警差不多全部都把枪架在教育总会门口，在附近的吃食店里，各自去解决他们自己的切身问题去了。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支配阶级的爪牙，真是有点超然物外的神味。假使当时学生要暴动，那不已经是送来了很完备的武器吗？一切都是进展着的，便是支配阶级杀人的手腕也是一样。
有一位比较老一点的警察，大概有五十多岁的光景，他还在门外站岗没有去吃饭。我看他人很和气，看见我们在吃镘头，好象很有点垂涎的样子。
我问他：“老总，你肚子不饿吗？为什么不去吃饭？”
——“不饿？你说我不饿？哼哼，小先生，吃饭要钱呢。”
——“你们平时站岗不吃中饭的吗？”
——“平时是要换班的，今天是专差，署长叫我们没有命令不准动。我们又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一大清早派到这儿来，又不派人来替代。”
——“我好不好送两个馒头给你？”
——“哼哼，”他只是笑。
这儿真是立地表现出了一个天国。究竟是饥饿的力量、馒头的力量大，它立地可以使狮子和婴儿同游，老虎和羔羊携手。
——“小先生，今天你们到底为甚么开会？”
——“你们还不晓得吗？我们是请愿早开国会。”
——“国会国会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就是说让我们一切的老百姓都要来管国家的大事，让我们一切的老百姓都要来说话。”
——“哦吓！”他很惊骇了的一个神情，“怪不得我们的署长老爷说你们要造反啦！”
这个泛泛的插话，我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很有趣味。我们在请愿早开国会，而当前的支配阶级说我们在造反，那位老巡警也承认我们在造反。我在当时不消说还替他解释了一下，怎样怎样，如此这般的并不是造反，然而现在想起来我们当时不真正是在造反吗？造反就是革命，现在想起来那对于封建社会的支配阶级要求立宪，不就是革命的行动吗？当时的所谓“革命”是“灭满兴汉”，乃至是投炸弹、拉手枪，甚至于有时指斥要求立宪的行动是保皇党的行动；但由现在看来，两者在促进社会的变革上不正是同一的吗？当时的革命党人以为清廷是一切罪恶的渊薮，当然也就是立宪的惟一的障碍，但这个见解在事实上已经证明了并没有摩着实际。中国在清朝灭后已经二十年，不是一直都还不能立宪吗？中国在帝国主义者的宰制之下，自己的这个资本制的革命，始终不能由中国的资产阶级来完成。它无论怎样是会要飞跃的，就是两步要当成一步走。中国在不能脱掉帝国主义宰制的期间，它始终是在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阶级上闹轩轾戏。
会场在继续开会的时候，大概已经两点钟过了。这时又来了一批新的巡警，他们走来便把刘子通先生提去了，说是提学使司要请他说话。
刘先生在会中指使，当然有内探已经向当局报告了。大家阻挡着，劝他不要去，但他终竟去了。他以为不会有甚么意外，就有也用不着畏怯。
刘先生去了，但从此以后便渺如黄鹤，不仅那天他没有再回会场，就在四川的学界也永久没有他的形迹了。有人说他是被递解回到了湖北，但是以后在中国的活动上也就再没有看见“刘子通”这个人了。我想，他或许在四川遭了暗算，或许是在武汉起义的时候，他已经阵亡了。
刘先生去后，群众事实上是失掉了它的领袖。他们等蒲议长的到来，而蒲议长却终不容易到来。时间迟缓得就和癞病患者的脚步一样，只带来着许多的焦躁、愤懑、恐怖、不安。直等到蒲议长的到来，已经是快要上灯的时候了。
我第一次得瞻仰蒲议长的风采的便是在这个时候。其实他貌不惊人，我现在也想不出他有甚么殊异的特征。不过他来的声势真是浩大，大家一听说他来，便都狂涛一样拍起掌来了。拍掌的声音差不多一直等到他登了台开口说话。
议长的声音很尖锐，不过他的说话却还井井有条。我很感谢他的是他把当时要求立宪运动的历史，叙述了一个梗概。
中国立宪运动的具体的表现大约是发轫于戊戌政变，但最可注意的是光绪三十二年，就是民国前六年，在上海静安寺路成立的“预备立宪公会”。这个公会的发起，江苏的新兴资本家张謇，是主要人物。运动的起源是由英国资本家手里争回沪航甬铁路，在这争路的工作告了一个段落之后，便一转而为立宪运动。这正是资产阶级革命的由经济斗争转到政治斗争的一个最规范的事实。将来假使有想编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或者是中国资本家政治运动发展史的人，我觉得这个事实应该占最重要的一篇。
就因为有这些代表资产阶级的提倡，所以一时才四方响应起来。在宣统元年（民国前三年）才有九年立宪的诏书，到宣统二年更由这些人斗争的结果又才有六年立宪的缩短。当时一般新兴阶级的要求是在宣统三年就要立宪，我们学生界的运动，自然就是承继着他们的意识。
蒲议长不消说也是当时斗争中的健将，他是才从北京请愿了回来。温世霖的被捕，外边运动的风潮已经镇摄，他是知道的。四川学生界的运动，只是圈外的余波，当然他也不会有甚么不明白。所以他始终劝学生不要操切，他以为只要省当局答应了代奏，尽他口头也好，实际也好，只好暂时认为满足，静待时机。而且他说，当局是有意拿人，假使运动尚要继续，那就非出于流血不可了。
议长的舌锋便突入革命与立宪的问题上来。他说两者的对立便在这儿。一种是以非法的手段争夺政权，一种是以合法的主张要求立法。只有法是必由之路，只有依法才能生法造法。譬如要走入议事厅必然要由门径，不能打破玻璃窗乱跳。
议长的话很有他的条理，学生方面终觉驳不倒他，然而总感觉不到充分的满足。自然，在老人们看来，总会说这是学生幼稚，学生的客气未除。但仅仅这样的批评终竟是难以使人心服的。譬如入门不跳窗眼的譬语，那只是片面的事实。万一有甚么意外的灾难，突然逼来，你就要不跳也不容许你不跳。这就是所谓突变的理论。这在当时是没有人明白地认识到的，然而真理的影子总暗默地反映在人的脑中。
夜分已经深了。
蒲议长辩论了一番，劝解了一番，但没有得到一个决议的形式，他便走了。不过他的辩论、他的劝解也好象收了很大的效果。在一部分的代表辩论正热烈的时候，多数的人已经在络续地退场。刚才拥挤得象一匣火柴一样的会场，真个又象一匣使用着的火柴一样，一根二根的抽出，抽到后来只剩下三分之一的光景了。
人一少，会场的热度自然也就减退了下来。还有是大家奔波了一天，疲劳和黑夜女神随身带来的睡药，帮助把问题暂时告了一个结束。大家最后的决议是：一律再继续停课，拒绝试验，侦查刘子通先生的下落。
就这样，在一个不得要领的观望的形势之中，也就只好宣告散会了。
在我们退出会场的时候人已很少，早来的军警依然还在那儿站岗，有的在纷纷吐出怨言：
——“妈的，今天不晓得见了甚么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