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父亲是懂中医的，但他并没有学过医。他只是凭自己的聪明和经验，集收了不少的医药的知识。他看病不评脉，也不谈甚么阴阳五行的玄理。他只望望气色，问问病情，看看舌苔，审审热候罢了。在缺少医师的我们乡下，他虽然并没有挂牌，但也有不少的病人找他。事情也奇怪，凡是找他的人大概都是药到病除。因此，乡里人差不多把他当成了救世主一样。我们的大伯父也时常嘲笑他，说他是“神仙太医”。
这种事实在科学上是可以说明的。本来人的本身具有自然疗养的力量，一切的病患都是自己在疗养，医生不过是帮助这种机构的运行罢了。所以大概的病只要能够静养，都可以不药而痊。一般医生虽然平庸到万分，也能够糊口的原故就在这个地方了。父亲用的药是一些温和的药，这对于人的身体是不会有害的。又加以别人信仰他，这第一着便使患者安心，是医病的第一种妙剂。
我那回回到家中，父亲照着平常的惯例，也就开了一服温和的药给我吃。平常家里人一有病痛都是用父亲的药方的，但我的病情太重了，使他失了主宰。他便不能不去找我们场上的惟一儒医宋相臣先生了。
宋相臣先生是一位秀才，他本来不是我们场上的人，是从流华溪迁徙来的。听说他在小的时候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他在一家药店里当小工，药店主人看见他勤敏，才收他为弟子，教他读书，后来他竟成了名，进了学。他的夫人就是那药店主人的女公子。他是在药店里面陶养出来的，不消说是以医为业。但他的医业的行世，与其说是靠他的技术，宁肯说是靠他的秀才学位。他是专家，但是乡里人却不大肯去找他，或许也怕是要花钱的原故。
父亲和他很相好，对于他的医道虽不很心服，但我的病症太重，因为他是专家，便还是走去和他商量。
我在泻肚子，宋先生说这是“阴症”。我的发烧、流鼻血等等据说又是“外感”。要先治里后治表。于是给我一服分两很重的附片、干姜。
药方的决定是在我回家后的第二天上半天。我的热度那时稍微退了一点——这是当然的，伤寒症的热候通是上半天低，下半天高。我那时候一点意识也没有，怕已经在四十度以上了罢。药方决定了，是我的大嫂亲手替我熬的。大伯父也很关心，他平常是不进我们父母房间的人，却一天也要来看我一两次。他看见大嫂在熬药，还给她些注意，说要留心，不要使药罐沸了，总要熬得很浓。
一服大热药而且还熬得很浓，这吃了便立地见效。所有一切的粘膜都焦黑了，口舌眼鼻没有一处不是纯黑的。脑症爆发了出来，就象发了狂的一样。
——“我要到地下去睡！我要到地下去睡！”
我在床上总是不想安定，总要奔往床下。我不住地乱吼。我所吼的要往地下去睡，听的人又加上了一种不祥的意思。这使全家上下都鼎沸了，尤其不安的是我的母亲。
宋先生缩手无策了。父亲和伯父也都缩手无策了。邻村附近的医生是有限的，谁都配不上去请求。要下城去请罢，医生请来恐怕人已经死了。
但是说死，我又没有断气，只要有法可想总也不能不设法。当天便去请巫师来降神了，听说在我的床前杀了一只雄鸡，把心脏挖了出来敷在我的心上，这倒不晓得甚么意思。
还吃过甚么雄黄丸、六神丸，方法差不多都用尽了。
到了第三天上半天，有位从堂的叔父，他推荐一位姓赵的医生。赵先生住在隔河三十里的太平市，从来没有名望。瑞叔也只是在偶尔的一个机会上认识了他。死马当着活马医罢，没有办法只好去请赵先生了。
赵先生是到第四天上午才请来了的。他一来，就开始了斗争。他的主张和宋相臣完全相反。他说我的病是“阳症”，完全要用凉药。他开了一服分两很重的芒硝、大黄。宋先生不消说是反对的，父亲也不敢赞成他的主张。从上午起彼此讨论病情，讨论到下午，怕要到四五点钟的时候了，药方都还是不能决定下来。母亲为催这药方，从后堂走到前堂来，往返了五六次。
我的四姐是许配在隔河的许湾的，那在太平市下游还有十里路远。我回家的晚上便请母亲派人去接四姐回来。四姐大约是第二天的下午或者第三天的上午才回家来的。她就和我母亲交替地看护着我。
四姐回来的时候听说我好象清醒过一下，我对四姐说：
——“四姐，五哥死了！”
我说了就哭了起来，她起初还以为我是在说谵呓，但我给她说在某一本书里面夹着有一封信，教她不要把给父母看。
信是果然有的，那是五哥从日本写回来的。他在日本和大哥生了点间隙，大约因为钱不够用。他的信上便写了许多要自杀的话头。信我是在嘉定接着的，回家来便夹在那本书里面。但这些我在病好后都失去了记忆，我和四姐的对话完全是下层意识的作用。
在那最后一次我母亲出去催药方的时候，天色渐渐黑下来了，本来是光线不足的房里便愈加阴晦起来。四姐一个人守着我，我是一个半死的人。张起焦黑的嘴唇，翻着白眼睡着。安静的时候，就象死人一样。不安静的时候，就象狂人一样。四姐不消说是很害怕的。她在我母亲出去了一会之后，也走出来唤我母亲。
她只叫了一声“妈！”
我母亲号啕痛哭起来了：
——“啊，八儿死了吗？八儿死了吗？赶快把账子给他下子，免得他打进枉（网）死城去。”
说着，哭着，便朝里面走，再没有工夫听四姐的分说。伯母、叔母、嫂子、姐子，都跟着母亲朝里走。但是我是并没有死的。后来在我病好的时候，我母亲笑我四姐，我四姐也笑我母亲。
母亲说：“四姑娘，你想，那时候大家都是提心吊胆的，你把他丢了，一个人跑出来，哭声哭气地喊我，谁个也会想到八儿是已经死了的啦。”
我们四姐也说母亲太着急了，一点都不由分说。
——“那时候你就向我分说，我以为你是假意说来安我的心的。”
赵医生的主见很坚决，他绝对要用他的药方。如不用他的药方他就要走。他说他的药方虽然是泻药，但吃下去病人泻的次数会一天一天地减少，而且要乾到没有的程度。连父亲要稍微减轻他的分两他都不肯赞成，他那种刚愎的态度听说实在是少见的。
在那时我也奇怪。我母亲说是我有神人搭救，是我该得不死。但那也自然是一种潜在意识的作用了。分别是失了意识的我，我卧在床上偏偏会喊出：“我要吃姓赵的药！我要吃姓赵的药！”我们母亲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不可思议，吃姓赵的药最后是母亲作的主，她是照着我的要求决定的。父亲呢？他完全没有主宰了，他只是听天由命。假使吃了是死，那不吃也是死。所以他也赞成吃了，是一种绝望的赞成。
出乎意外的是吃了姓赵的泻药，病情并不见增加，而且果如所料，泻的次数减少了下来。大夫主张还要吃，一连吃了六服，大概是两天一服的光景，这也差不多有两个礼拜了，我那时候下的只是一个两个很小很小的黑结，臭气是非常厉害的。那时候我的意识渐渐恢复了，我自己也晓得臭味了。那种黑结我到现在还不知道是甚么东西，或者是那肠内的结痂的排除罢？在这时候那姓赵的还要用下药，父亲便再没有依照他的主张了。大夫把药方开好总是不用，用的是父亲自己处的药方。这或许也是我该得不死，是我父亲把我搭救了。肠伤寒在那脱痂期中，最容易发生肠穿孔、肠出血的危候的，假使在那时还要继续用泻药，那会得到一个甚么结果，真是谁也不能预料了。
高度的热候渐渐地平复下来了。我差不多有三个礼拜水米不曾沾牙，我是骨瘦如柴的。到我能够起床，能够坐着不发生动摇，也好象还经过了三四个礼拜。不幸的是并发症发作了。耳朵聋了好久，一直到现在都还是十分重听。这是并发症的中耳炎。腰部痛了好久，痛得夜里都失了睡眠，这是并发症的脊椎加里司（Wirbelcaries）。这些并发症和治疗在当时都是不知道的，虽然也吃了些汉药，但等于听其自然！耳朵的半聋，腰椎的不能久经劳动，这是我生理上的最大的缺陷。
当我热度很高的时候，我一切知觉都失掉了，但我的潜在意识却非常活跃，我是做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梦。
我已经到了上海，而且在上海进了学堂，那学堂也是考棚改的。
我在那儿住了一学期竟公然考了第一。在第二学期中我因为跳木马把左手跳伤了，不能不回家就医，但我又舍不得抛荒了学校的学业。后来我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便是把手切下来送回家就医，我自己仍留在学校里。
就这样昏昏瞀瞀、似梦非梦地继续下去。一时好象看见自己的左肘挂在父亲的床柱上就医，脱离了躯干的左肘已经枯黑了，自己不免有些感伤。同时自己也觉得好象有些不合理。
但一时又站在上海城头看东海日出。那时候我以为上海是在海边，只要立在城头便可以看见海。茫茫的一片大海从城下一直迷漫出去，一望都是云雾。在那云雾当中昏昏瞀瞀的一轮红日。这便是所谓东海日出的光景了。但过细的看，又好象只是立在嘉定城头看青衣江上的旭日。
自己的左肘在家里就医，在上海的身体不免时常想回家来看看。正在疑惑着：太远了怎么可以回去？但一转瞬间又已经飞回到家里了。飞回家时是要经过巫峡的，很想在飞回上海时看个清楚，但总是云雾层层的，看不清楚。
有时候好象有一位朋友把我引到一家人家去，一进门才晓得是娼家。我便责骂了那位朋友一场和他绝了交。
有时候又好象因为自己的书法很好，被那一个的国王看中了，便聘请我去做客卿。因为我爱菊花，便替我修了一个菊圃。我住在一座玻璃亭子里面，四面都是各种各样的菊花。
就是这样的好象有联系好象又没有联系的不规则的幻想，时隐时现，一直缠绕了我好几天。我在梦中就好象过了好几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