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七

离别了三个月，又回到福冈。我留在福冈的妻儿是被家主驱逐出了从前的旧居的，新迁的地方离旧居不远，但我不知道在那儿。我走到旧居近处问以前相识的邻里，又才按照着地址去探寻。原来新迁的住居是在箱崎町的街道上，背着海岸，和海岸相隔还有两三家渔家。后面有一方空地，有新的木板墙围着。我先隔着那木板墙看见大的一个儿子和夫，一个人孤另另地坐在那空地当中挖土。头发很长，好象是自从我走后不曾剪过发的光景。就单只这样一个情景已经就使我的眼泪流出来了。我又转到街头的前门去，前门才是锁着的。我也并没有甚么惊异：因为我想到安那一定是背着第二个儿子出外去买东西去了。我在门口伫立着不一会，安那果然背着孩子买了些小菜回来。她看见了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因为我走得很仓促，临行时我没有通知她。

新居是平房，结构和旧居的楼下相同，可说就是旧居削去了楼层的一样。我们本来是没有什么家具的，我的一些书籍又已经运回了上海，看起来真正是家徒四壁，这些不消说又是催人眼泪的资料了。

我那《泪痕》的一首诗，被已故的“诗哲”（徐志摩）骂我是“假人”，骂我的眼泪“就和女人的眼泪一样不值钱”[1]的那首诗，便是在这一天领着大的一个儿子出去理发时做的。我们绕道走去，在以前的旧居前缠绵了一会。那里还没有人住，有两三位木匠在那儿修理。我也就走进去，在那楼上眺望了一回，那时候的眼泪真是贱，种种的往事一齐袭来，便逼得我“泪浪滔滔”了。

我回福冈仅仅住了一天，第二天便动身往京都。在车上过了一夜，到京都时已经是第三天的上午了。我先到三高去访问伯奇。他那时正在考试，我在会客室里坐了好一会才等到他出来。他和我虽通过很久的信，但是初次见面，他信上写的字迹异常纤细，就象姑娘们的笔迹一样，那知一看见他才是一个矩形的面孔，身子比我还高，我觉得他可以称为东方的兴登堡。伯奇对我也一样地感觉着一种意外，他领着我去找一位旧同学李闪亭时，他这样对我说：“从信上得来的想象和实际的印象又不同，文学的要素是不免有些夸张的。”因为我做过《死的诱惑》那一类的诗，我写给他的信上也每多消极的话，因此在他的想象中以为我一定是一位病弱的人，肺结核没到三期，怕至少是到了二期的。

伯奇在考试。我便不好打扰他，便在李闪亭的寓里住下。这李闪亭是冈山六高的旧同学，进的是京大经济科，要算是河上肇的弟子。在冈山时我们同住过两年。因为他是第一部，我们常常叫他是“曼大林”（Mandarin中国官僚），他很不高兴。进了京大，京都的同学们又称他为“中国马克思”了。但这位“中国马克思”到底还是成了“曼大林”，他后来是属于孤军派的中国青年党的一员健将，做过长沙法政学校的校长，一九二七年客死在上海。

我暂时寄寓在“中国马克思”的寓里，不幸我得了急性肠加达儿，那天整个下午不能行动。那时我对于马克思学说还是门外汉，夜间我同“中国马克思”并枕睡着的时候，他对我说了些“唯物史观的公式”，说了些“资本主义的必然的崩溃”，又说了些“无产阶级专政”。他说得似乎并不怎样地把握着精髓，我听得也就千真万确地没有摸着头脑。他劝我读河上肇的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我在当时并没有感觉着有怎样的必要，他这个劝诱，我也没有立地接受。

第二天病算好了一些，我应着张凤举的邀约，到他寓里去茶话。我同闪亭去时，凤举又到近处去把当时在京大研究的沈尹默先生请了来。沈先生那时恐怕将近五十岁了，他戴着一副药片眼镜，眼睛好象很不好。脸色很苍白。那苍白的脸色配着药片的眼镜，怎么也好象是日本的一位按摩。

凤举替我介绍了，说起我们要在上海办一种纯文艺杂志的意思。

沈先生的第一声是“上海滩上是谈不上甚么文艺的”。

我听见了这一声，微微地感觉着一种惊异。我不知道为甚么在上海滩上便不可以谈文艺。文艺究竟是该在甚么地方谈？揣想沈先生的意思自然是舍北京而外没有甚么地方说得上的，这一层也就引起了我的一种反抗心理。北京我从前到过，我觉得象那样暮气沉沉的地方倒未见得配谈文艺。这些话自然没有说出口来，我觉得说是多事。——其实照现在看来，就是那样的作想也已经是多事了。沈先生所说的文艺是大学教授的文艺，讲研究要唐钞宋刻，讲写作要古月荒城。这自然是以北京为宜，上海滩上是说不上的。这儿有一个阶段不同的阶级意识，就如贵族们之鄙视资产家一样，北京城的文士每鄙视“上海滩上的诗人”。这种思想，明白地说，就是封建思想。北京城是中国的封建社会的结穴，蟠居在这座古城里的正人君子和准正人君子，要想超越这种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话一不投机，结果是把杂志的话丢在一边去了。谈了些京大所藏的中国古书，谈上了元曲。我发表了我的中国剧曲在文学构成上优于西洋歌剧的意见，凤举说他没有研究，没有加以赞否。沈先生也是沉默着的。凤举又说到厨川白村（京大的文学教授）称赞过我那首《死的诱惑》，——因为大阪的一家日报翻译过——说是中国的诗已经表现出了那种近代的情调，很是难得。我听了这话，其实并不知道他是在称赞，还是在藐视。

谈不好一会，便同闪亭从凤举那儿退出。那时京大附近的饭堂很多，都是以学生为对象的。用中饭时，在饭堂里遇着了伯奇。那天的下午，伯奇陪我去访问过一次穆木天。木天那时是三高的二年生，他是在专门研究童话的，一屋子里都堆的是童话书籍。我觉得他自己就好象是童话中人。他人矮，微微有点胖，圆都都的一个脸有点象黄色的番茄。他见人总是笑眯眯的，把眼睛眯成一线，因此把他那丰满的前额和突出的两个脸墩便分成了两部分。他特别象番茄的地方也就在那儿。他是吉林人，爱用卷舌音的北方话也特别助长了他的天真烂漫。我觉得他的姓穆而名叫木天，真是名也名得好，姓也姓得好。那时听说他参加了周作人的“新村”运动[2]，我也觉得象他这种童话式的人也恰好和“新村”相配。

伯奇那天很有意思把我引去访问厨川白村，我却是谢绝了。我这人，用我们四川话来说，怎么也是有点“不带贵”。不知怎的，我总有点怕见上人。凡是所谓大人名士，我总是有点怕。外国的大人名士不用说，就连吾们贵国的，我也是只好退避三舍的。在这些地方或许也就是不能受人抬举，十年如一日地只能当着“流氓痞棍”的原因。

到了第三天，我觉得在京都想会面的人，都已会了面，虽然所想讨论的事情并没有说上，但已觉得无可再逗留了。我便决意再往东京。闪亭，已故的“中国马克思”，劝我到晚上乘夜车去。他说那样要方便些，到东京时是清早，省得许多麻烦。我听从了他的话，他便陪我去游过一天琵琶湖，京都近旁的一个大湖。那湖的规模比西湖大，水也比西湖深，有小蒸汽船在里面通行。湖畔也有好些古刹，有所谓“近江八景”，是仿照着“西湖八景”所拟定的。到过西湖的日本人有的说是比西湖还好，但这个比拟似乎有点不伦。因为西湖的好处是在它的小巧玲珑，就象规模放大了的庭园；琵琶湖那样宏阔的大湖，是没有这种风味的。

在琵琶湖游了一天，晚间在大津市乘车东上。坐在夜车里，自己免不得又想到杂志上的事情来。怕是只能出季刊罢，能够寄稿的人至多不上十人，又多是有学校缠着，而且散在四方。一年要出四期，怕已经很费事的。季刊用甚么名目呢？夸张一点的便是《创造》，谦逊一点的可以命名为《辛夷》。名目太夸大了，要求实质相副，是很费力的。书局方面拿不出稿费来，这是一件很大的困难。……这些都在萦想中，但想来想去总得不到着落。最大的希望是到东京后，要靠几位有力的友人来决定。

到了东京，先走到达夫的下宿处去看时，他得了病，进病院去了。我又跑到病院去看他，是骏河台的杏云病院。

我和达夫已经五年不见了，在未见面之前只疑他的病很沉重，我在想象中描画着我那位本来是很瘦削的友人怕已经是骨瘦如柴了；他那苍白而又带着一层暗灰色的面孔，怕已经是面如土色了。但一进病室时，他是坐在病床上的，带着红红的脸色。

他见了我，想立起身来和我握手，我急忙劝他安静着莫动。我问他是甚么病，他说是胃病。但我顿时怀疑起来，为甚么得了胃病就要进病院呢？我疑心是肺病，他不肯说实话。

谈了一天，并陪他去登临过一次在病院附近的俄罗斯正教的尼哥拉斯圆堂。——这是东京的名胜，在大地震时已经毁灭了。他住的病室似乎是头等，在一间前室中摆着一尊钢丝床，一只角上有洗面池等的设备。邻接着的后室是三铺席面的日本式的小房间，是护士或患者家族们的寝处。我那晚便睡在那儿的草席上，同时还有两个看护妇睡在我的左右两边。——这样一写出来，好象很风流，达夫在第二天清早也说过些风流的趣话，其实我被夹在两座肉山中动也不能一动。那两位护士大姐真够胖。一位好象是一条白肥猪，一双肥白的手各个手指节都呈着眼窠；又一位大约肾脏有毛病，面孔上带着暗灰色，全身有点浮肿。达夫有一篇小说叫《友情和胃病》的，便是写的那时的事情，那位白胖的密斯（？）被我们的达夫描写成了杨贵妃。

达夫很热心，他所讲的话，主要是说他明天或后天便要退院，退院之后便要创作了。他已经做成了三篇东西，便是《沉沦》、《南迁》、《银灰色的死》，他打算拿来出一个集子，退院之后便要寄给我。他说，他的《银灰色的死》寄往《学灯》已经四五个月还没发表出来，叫我回上海之后给他要回。杂志的名目他赞成用《创造》，月刊、季刊都不论，每次他可以担任一两万字的文章。

我看见他这种热情，觉得到东京的目的是已经达到了。他能否在一两天之内退院还是未知数，资平他们都还有考试，不好多费他们的时间。在东京方面的事情我便要他做个中心，退院之后把大家召集起来商议一下；最好督促着大家在暑假之内努力做些文章，好使杂志在年内或来年的正月出版。他和田寿昌那时还不十分熟悉，我在东京该做的事情便只有去访问寿昌了。

第二天适逢礼拜，清早在病院中和达夫离别了，便往东京郊外去访问寿昌。寿昌住的地方，就是仿吾从前住过的月印精舍。那个地方，我起初以为是僧寮或者道院，原来只是几个留学生共同组织的“贷家”[3]。寿昌和他的漱瑜[4]是特别住在一间小房里的。他们那时的恋爱已经是在所谓“纯洁的”以上了。他们同住的人在精舍里面养了一些鸡，我到了，在吃中饭时便蒙他们杀了一只鸡来款待。午后寿昌约我去会佐藤春夫，我谢绝了。又约我去会秋田雨雀，我也谢绝了。不拜访名人的我的“不带贵”的脾气在寿昌面前又发挥了一下，其实我所拜访的寿昌，在那时候已经是名人了。他那时虽然还是高等师范的学生，但那儿的学课他已经老早没有去上了。只是他说晚间要引我到银座去领略些咖啡馆情调，这对于我倒是一个很大的诱惑。

我在一九一四年初到东京时，预备入学试验的最初半年住在小石川的偏僻地方，我不曾到过银座一次。在一高预科的一年是青年矜持期的绝顶，不说银座的咖啡馆，便连浅草的电影馆都没有去过。以后便分派到乡下去了。在暑假期中虽然偶尔有到东京的机会，但象银座的咖啡馆，实在是受了禁制的乐园。“咖啡馆情调！”这是多么诱惑人的一个名词哟！我听说那儿有交响曲般的混成酒，有混成酒般的交响曲，有年青侍女的红唇，那红唇上有眼不可见的吸盘在等待着你，用另一种醇酒来使你陶醉。那儿是色香声闻味触的混成世界。在那儿能够使你的耳视目听，使你的唇舌挂在眉尖，使你的五蕴[5]皆充，也使你的五蕴皆空。这样的一种仙境，能得深有研究的寿昌来向导，这真是我到东京的一种意外收获了。

咖啡馆情调要到晚间才能领略，午后寿昌引着我在代代木松林里盘桓，追忆到了一年以前的千里松原内的散步和太宰府的遨游。他谈到了漱瑜最近和他闹过一次闲气。他说他和“康月昭姐”——这位女士据说是广东人，寿昌是这样称呼她的——太亲密了，漱瑜有一次便对他说要和他分离，免得成为了他和月昭姐两人的交谊之障。他说漱瑜是在摹仿欧洲某一位作家的戏剧里面的女主人公。可惜我把这位某作家的名字忘记了，我的贫弱的外国文学知识里也没有这个典故的储藏。

好容易到了晚上，吃了晚饭后，漱瑜说要到某姐处，叫我们等她回来之后再往银座。这个礼节自然是应该遵守的。不一会漱瑜回来了，寿昌先走去迎接她，他们好一会都没有进来。我也走去看时，看见漱瑜坐在门道上带着一个很不愉快的脸色。

——“怎的？生了病吗？”我问她。

——“是的，我肚痛。”

——“最好是赶快休息的好了。”

这样一来，所谓咖啡馆情调已经飞到另一个太阳系统里去了。

第二天漱瑜的病算好了，她和其他同住的人都去上课去了。那时有一种表现派的电影叫《格里格里博士》，在神田某戏馆开演，是不可不看的，寿昌留着我，定要我把这场电影看了再回福冈。他和我两人便坐上电车进东京市去。起初是陪着他到上野，因为他要去会一位美术学校的朋友。那朋友住在一家临着背街的楼房上，下面是汽车行。到了那儿，寿昌在楼下叫了一声：

——“老王，在家吗？”

——“是老田吗？你上来。”从那楼上有湖南人的声音回答出。

寿昌叫我在下面等着，他跑上楼去了。刚上去又跑了下来，又叫我走。我们在上野公园里逛了一下，快到吃中饭的时候，他又拉我到本乡去会他的一位“剧友”。

原来那位“剧友”就是屠模，本是我在冈山的同学，但不幸我们在冈山时，为了一些小事有点不和睦。他是武进人，有演剧的天才，寿昌和他的交际便是由演剧而来。他在帝大学植物学，但他那时正在热心制造香水，进了他的房间，一房都是香气，随处都是香水瓶。中饭是在他那里用的。用了中饭之后他要去上课，我们又才分了手。

寿昌又拉着我走，在大学前面的街道上，就象两个梦游患者一样走来走去，进过好几家旧书店，在几家书店店头也立读过一些杂志，不知几时已经走到了万世桥。是电影快开演的时候了，我主张坐电车去。两人上了电车，我拿出一张五圆的老头票来买电车票，车长找不起。我的零钱，却又不够，坐了一站路，车长又把我们放下车来，意思是让我们把钱换了再坐电车。我到这时候才知道寿昌是囊空如洗，他是连坐电车的零钱都没有的。我这个太不聪明的脑筋，也才悟到在早上他为甚么要到上野去会那位“老王”，为甚么到中饭时又去找屠模，为甚么几次都不坐电车。说不定昨天晚上漱瑜去会某姐，也怕是去借钱，因为钱没借到，所以肚子才痛了起来，让我们的咖啡馆情调也就成为了画饼。脑筋太迟钝的人，就是在享乐上都是没有资格的。我假如早悟到了他们是没有钱，我自己虽然也穷，但还有从书店老板那儿领来的路费，一小时的咖啡馆情调或者是可以领略的。可惜我就在那一次把机会失掉了，自有生以来一直到现在终还不曾把我们的“咖啡馆情调”领略过一次。——我这样写来倒不是要奈示我是一位道学先生，也并不是想否认我之为“流氓痞棍”，不过我这个“流氓痞棍”委实是一位胆小的家伙，凡是没有经验的地方，实在没有胆量一个人去撞。自然，在这儿也有一种东西在说话，那种东西多的便是胆量十足的人，那种东西一缺乏不怕就是想要以“咖啡馆情调”来款待我的寿昌，反因我而得到一番梦游患者的经验。

那场《格里格里博士》的影戏，所描写的是一种狂人心理。开首是疯人病院的场面，是现实的情景。接着是那院里的两个患者在谈话的光景，以下便是幻境了。

德国的某一个都市有一对青年同爱着一位姑娘。有一次节日，他们三人同往市中观看种种的游艺。格里格里博士利用着一位梦游患者在市上营利，说是能够判断人的吉凶祸福。那两位男子和他们的共同的爱人也就进了博士的斋馆。馆里是一座小小的戏场布置，正面一段高坛上立着一个细长的木匣。坛下围着座席，观光的人已经坐满了。停不一会，格里格里博士走了出来，字幕上表现出了他的说话，就是说他要向着看官们开示他的能知人吉凶祸福的梦游患者。他把木匣揭开，里面立着一个人，就和干槁了的尸首一样，眼睛闭着。博士向看官们发问，有没有人要问自己的吉凶。那对男子中的一个便要立起身来，几次都被他的友人和爱人拉着了，但他终于站起了身来。他问的是知不知他几时会死。在这时候博士叫那梦游患者把眼睛睁开来。眼睛徐徐地睁开，睁得璧圆，放出一种可怕的凶光，直射着问者的面孔。患者的口奇怪地动了几下，字幕上表现的是：“你呀，你今晚就要死！”说了又把眼睛闭了。

三位爱人大笑了起来，便各自退了席。谁料那质问者在那天晚上就寝之后，就由格里格里博士的梦游患者潜去暗杀了。另一个男子揣想到是那位游方博士作怪，便要替他报仇。经了几多转折，得到了一些实证，便率领着人们去逮捕博士和梦游患者。两人逃跑了，人们紧紧地追赶着，一直追进了最先现出来的那座疯人病院里。银幕上又是现实的景象了。一些狂人仍在那病院的中庭游散，有一个象死尸一样的人闭着眼睛立在一边，便是那位梦游患者。又有一个女的患者象垂着眼帘的白蜡观音一样，是那两位男子所共爱的一个爱人。格里格里博士是那儿的院长。不用说谈出这番幻想出来的人也是患者中的一个。

走出电影馆时，满街都已经上电灯了。寿昌问我还到咖啡馆去不？我却也早已经回到了现实世界来，只是买了一些西洋点心，敦促着他，赶快回去安慰他的漱瑜。

跑到东京，混混沌沌地便过了三天，到第四天清早又和寿昌告了别，我是决定回福冈去了。因为想买几本书，便又打算跑到东京大学前面的书店里去渔猎。坐在电车里自己觉得真是无聊，跑来东京一趟，也就和在京都混了几天的一样，真是空洞。自己也会了一些朋友，但好象所当解决的问题，一个都没有得到解决。朋友们自然大家都在答应要做文章，但那不是和几个月前还未回国时的情形一样吗？未知数依然还是未知数，X依然还是X，问题并没有进展得一步。想到达夫说要退院，觉得最可靠的还是只有他。他的寓所本就在大学附近，我便决心再往他那儿去探望一次。

他果然是在我会见了他之后的第三天退院的，我再在他的寓所见面时，他已经在做他的《友情和胃病》了。

这一次的重逢才会见了好些朋友。会见了资平和何畏，是东大同学们在学校里把他们找来的。无心之间也会见了徐祖正，他在我到京都的时候，已到了东京，那时他好象是和达夫同住在一个馆子里。就在那天下午，在达夫的房间里聚谈了一次，大家的意思也都赞成用“创造”的名目，暂出季刊，将来能力充足时再用别的形式。出版的时期愈早愈好，创刊号的材料，就在暑假期中准备起来。这个会议或者可以说是创造社的正式成立，时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初旬，日期是那一天我不记得了。[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