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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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半月刊的刊行要算是第二期创造社的事实上的开始。（注意：以后还有第三期。）这个开始可以说是创造社的第二代，因为参加这一期活动的人，都是由国内新加入的一群年青的朋友。在那时，第一期的一些成员有多数还在日本留学，而回了国的几位又是分散了的，只有我一个人住在上海，但我却是最不努力的一个。

真的，我并没有直接主持其事，就连那创刊日期，我都只能约略记得是在“五卅”以后。不过这个“五卅”以后的创刊，其实已是《洪水》的复活。《洪水》的第一次创刊还在一年以前，是《创造周报》停刊了，我跑向日本去了的时候。主持者是周全平、敬隐渔、倪贻德诸人。我那时做了一篇《资本主义与盲肠炎》[1]寄给他们，是在那创刊号上发表了的。但那次的创刊却仅仅出了一期便中止了。一年以后，几位年青的朋友又卷土重来，而我所采取的仍只是旁观的态度。这理由，在“洪水”这个名词的解释上，也就是表现着了。杂志之所以命名为“洪水”者本是出于周全平的心裁。他这心裁，我知道得最明确，是酝酿于他在当年替某教会校对过一次《圣经》。上帝要用洪水来洗荡人间的罪恶，《圣经》上有这种意思的话，这便是那心裁的母胎了，所以“洪水”者洪水也，并非时人所斥为“洪水猛兽”者之“洪水”也。

故尔在第二次的创刊号上，他们要我做篇文章，我也没有做。结果是那《资本主义与盲肠炎》又重被揭载了一次。这样的发轫，在上海方面自然没有得到好评。刊物传到了当时的北京，也同样使人失望，连吴稚晖都在报上泄露过不满意的话。因此我才觉得自己的消极冷淡之有点近于罪恶，辜负了大家的期待，而且使朋友们也难乎为情。于是我又才从旁把柁轮捉着，把那偏向着“上帝”的“洪水”，向着“猛兽”的一方面逆转了过来。

大约是从第三号或第四号起，我才开始做文章的。《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马克斯进文庙》、《文艺家的觉悟》、《新国家的创造》，……那一联的文字便络续地出现了。

除我自己而外，我又把漆南薰和蒋光慈也拉来参加了。他们的参加，不用说，是使《洪水》，否，不仅《洪水》，是使整个创造社改涂了一番面貌。

我和南薰的关系，在前面已经说得很详细，我现在要说到光慈。

光慈，初名本叫光赤。他是安徽人，当时才从苏联回国不久，在上海大学担任教课。他和我的交往是怎样开始的，现在怎么也想不出来。只是我有一次和达夫两人去访问过他，他也有一次和秋白[2]两人来访问过我，我是记得较为明晰的。

我同达夫去访问他是在《洪水》创办才不久的时候，达夫不记得因为什么事到了上海，我们在那时曾短聚过几天。有一天上午，我拉着他，一道往法大马路的明德里去。

天气很晴朗。我们走向那弄堂一隅的绝底，在一家大门上正在扣着门环的时候，光慈先从侧面的楼窗上望出，看见了我们。他是赁居在那儿的。楼房是在上海成为了公式的二楼二底的侧楼，有点象伸着懒腰的懒猫一样，腰身过分的长。但因那家屋子是在弄堂的边际，遂得三面开窗，光线是洋溢着的。

房中没有什么装饰，只在近门的一头安了一张床，另一头靠壁的窗下，和床的轴线成正交地放着一张书桌，周围有几张坐椅。书桌后面靠壁是半壁书架，不十分整饬地摆着些西书和新刊的杂志之类。

桌上最惹人注意的是摆着有汪精卫和蒋介石的像，像是印在明信片上的，同嵌在玻璃匣里。蒋的像我是第一次看见，是经过主人的说明才知道的。他说：“这两位真了不起，简直是中国的列宁和托洛次基。”我们自然也跟着赞叹了一阵。真的，在那时，无论是赞成或反对，谁不把广州当成了莫斯科呢？

他那时正在校读我所译的屠格涅夫的《新时代》，俄文原书和我的译本一同摊放在桌上。校读得还不很多，有些地方略略有点修改。他特别指出一处向我说明过，是那开首处奥斯突罗杜摩夫走进涅暑大诺夫的寓室的时候，我的译文写着“坐到一个椅子上，在抽屈里抽出一只快要压扁了的香烟出来。”（译书二页九行。）

光慈对我说：“抽屉在原文是作荷包，这一定是译错了的，来客初进人的房间也不会从‘抽屉’中去找香烟吃。”

他说的十分在理，那不用说是我译错了。我便请求他详细地把全书校改一遍，做篇文章在《洪水》上发表，同时我也可以做个勘误表请求出版处挖改字版。光慈是欣然答应了。但他日后却没有践约。这自然是因为他过于忙，没有多的闲工夫来做这种义务校对。但在我，就单只这一事也已是增加着怅惘的回忆了。

古人每爱说“文如其人”，然如象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却是很少见的。凡是没有见过光慈的人，只要读过他的文章，你可以安心地把你从他的文章中所得的印象，来作为他的人格的肖像。他为人直率、平坦、不假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南方式的神经。这种人，我觉得，是很可亲爱的。可惜太死早了一点。假如再多活得几年，以他那开朗的素质，加以艺术的洗炼，“中国为甚么没有伟大作品”的呼声怕是不会被人喊出的罢？

方块字往往要在不必要的程度上误人。economics被意译成“经济”，往年的经济学教本在开宗明义章便要大讲其“经国济民”。romanticism被音译成“浪漫”，这东西似乎也就变为了一种“吊尔郎当”。阿拉是写实派，侬是浪漫派，或则那家伙是浪漫派，接着是嗤之以鼻，哼了。不过近几年似乎“浪漫”也走起了运来。原因呢？大约是由于我们的高尔基，他很在替“浪漫派”张目罢。猫儿眼照例是容易变的。

但我却要佩服光慈，他在“浪漫”受着围骂——并不想夸张地用“围剿”那种字面——的时候，却敢于对我们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

他这所说的“浪漫”大约也就并不是所谓“吊尔郎当”。但他很恳切，他怕我们还不能理解，又曾这样为我们解释过几句：

“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漫派。”（大意如此，就作为我自己的话也是无妨事的。）

光慈的确是这样的一种人；可惜实在太死早了一点。而在把他对于结核菌的抗斗力减弱了的一点上，“围骂”怕也是相当奏了一点功效的。

我眼睁睁地看着文字在杀人。“浪漫”，“才子”，“诗人”，“标语”，“口号”，“洋八股”……这些字眼如用罗马字写出来，都有guillotine[3]的发音。

光慈有一种奇癖。凡是见过他的原稿的人总会注意到它是被写得异常整齐的，一个字的添改剜补也没有。看那情形谁也会以为是起了草稿又誊写过的东西，但他却说他是决不打草稿的人。他说，他写东西在中途错落不得一个字，错落了往往会使全篇文字流产。因此他的文章是不肯修改的。有几次请求他修改，但他说与其修改，宁肯毁稿。这，我总觉得是一种奇怪的脾气，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矫情的说辞；和他的私生活更曾接近过的朋友，我希望能够写些东西出来为我证实。

严格地说明，光慈的笔调委实太散漫了一点，那种笔调做长篇小说倒还可以敷衍得过去，做短篇小说便不甚相宜。因此他做来希望登《洪水》的文字便每每有被退回的时候。而编《洪水》的几位年青朋友，尤其是有点忌避他的：自然是因为他不仅“赤”其名，而且是“赤”其实了。

他和秋白两人的来访，又是在我的《穷汉的穷谈》、《共产与共管》已经闯出笔祸以后了。这笔祸倒也并不是因为干犯了当时的执政，而是干犯了一位学艺大学的董事。且让我在这儿简单地追溯一下罢。

学艺大学的董事共有十人，其中有一位姓林名骙，表字植夫，别号灵光者，乃福建人氏，由日本东大农科毕业，曾在哈尔滨办报，与“十大学教授”之一人王新命有同寅之谊，由安那其[4]转入国家主义者也。一九二四年寄寓上海，在商务印书馆当编辑。创造社办《创造周报》，他以灵光之名曾联续发表过几篇给青年的信，因为后来论到了要求恢复约法，要求裁兵的滥调上来，我们实在没法顾情面，把稿子退还了他；他便在《孤军》杂志上写出文章来骂了我一顿。我有过一篇笑剧式的短品，名《无抵抗主义者》的，即以此君为模特儿者也。

隔了一年，灵光先生因募款出力，荣膺学艺大学董事。照例在《孤军》杂志上发挥淋漓的大笔。不记得是一篇什么论文了[5]，那里面在痛骂当时的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为“穷汉”，又大声疾呼地吼着，中国只要一共产便要受人共管。我在这些文章中感觉着了很浓厚的“幽默”味，因此也就不免多事，写出了上述的那几篇闲文字来。

自己的文字记得也还写得相当“幽默”，不过在打着“幽默”招牌的专门名家看来，或许又会说“只是那一套”。但是，管不得那许多。我是说，唯其是“穷汉”所以才要来闹点乱子，不穷谁个肯去干那种傻事？弄得自己家丧人亡，还要把一个脑袋子准备给别人拿去建功立业。又说“共产”与“共管”的关系似乎只是双声与叠韵的关系。据我的看法，中国是不待“共产”已经老早遭了“共管”。我们的作为国家而存在的太上支配权已经是老早被操在了别的一些什么人手里。问题是与其与担心着莫须有的什么“共产”，倒还是应该努力采取什么方法和行动来解消这种实际上的“共管”。云云，云云。

就只是如此这般的一些戏作，倒有点近于“土八股”，——此其所以“幽默”也——然而却又触犯了我们董事先生的逆鳞。董事先生又在《孤军》上大做其长篇高调的檄文，连那题目都已经够长，公式是“论什么的什么，以质问共产党，兼质问郭沫若”[6]。这一长枪杀下来倒还容易招架，因为他杀的只是风车。

公平地说起来，我这个人究竟要比灵光狡猾得多。前面已经说过，学艺大学的经费，全靠募款所得的，是很有限的，学生又少，收入自然说不上来。因此在仅仅开办了三个月之后，经费便不能支持，十一和十二两个月的教职员薪水便不能不拖欠了。我在这时是靠着卖稿过活的，正苦于碍着朋友的情面，没法抽身，而身为董事的灵光先生却在他那长篇高调的檄文里面授了我一个话柄。

我在这儿须得先行声明，我在学艺大学任上的薪水，每月是一百五十元。那十一和十二两月份的欠薪在隔了两年之后的一九二八年，正月，我已经失掉了自由，在上海生了一场大病的时候，没钱付医药费，是由宏实校长补发了的，虽然那时候学艺大学已经早已不存在了。这层，我是应该在这儿特别声明，而且表示着深厚的谢意。

董事灵光说：“一个人每月坐拿一百五十元的薪水，怕也不配说是‘穷汉’罢。”

这话如译得通俗一点，便是：我董事老爷每月赏我百五十块钱的大洋，你这不识抬举的小瘪三还要吵“穷”吗！

言外之意是：妈的，你给我滚蛋！

是，是，董事老爷，我就滚蛋！

正在苦于脱不了身的我，真是得到了一个天来的救星，你怕我不够狡猾，我还不会把捉着这个机会吗？

因此我便向校长辞了职，把第一学期教满之后，还我初服，坦坦白白地大做其“穷汉”焉。

关于学艺大学还有一两件事情值得记述，我顺便在这儿写出罢。第一是学校的招牌出于海藏楼大名士郑孝胥的手笔，其次是把自己的藏书寄赠学校图书馆的第一名社员是殷汝耕阁下。真真是“无巧不成双”。这两位先生，曾几何时，竟先先后后成为了“万年”式的人物，长垂青史了。

光慈陪着秋白的来访，是在我已经辞掉了学艺大学以后，但是，是在一九二五年的年底，还是翌年的年初，我不记得了。只记得是在午后一点钟的光景，是颇阴晦的一天。我正坐在楼下的小堂屋里看书，他们突然进来了。光慈在先，秋白在后，秋白戴着一副药片眼镜，一进门便取了下来。

秋白的相片早是看见过的，光慈虽也简单地介绍了一下。

小堂里只有正面有一堵窗，正对着外边的铁栅门，在那窗下摆了一张长条的西式书桌，是达夫住在马霍路的泰东编辑所时用过的，我把它要了过来（现在这张书桌我相信是在周全平家里。）我就在那书案前正对着窗口坐着，秋白从右侧的门口进来，便在门次傍桌的一张椅子上坐下了。光慈也从正中的小圆桌旁拉了一张椅子来，一同凑紧地坐着。

秋白的面孔很惨白，眼眶的周围有点浮肿。他有肺病，我早是晓得的，看到他的脸色却不免使我吃惊。他说，他才吐了一阵血，出院才不久。

我那时的意趣是集中在政治问题上的，因为在和“孤军派”、“醒狮派”的那些国家主义者论争，目的总是想怎样地去破除他们的国家主义的迷信和其催眠力。

同样是主张国家主义，在社会的声名上“醒狮派”虽然赛过“孤军派”，更几几乎有独占的形势，但在实质上“孤军派”的人实比“醒狮派”的人高明得多。“醒狮派”的人只会做点煽动文章，惯于用些慷慨激昂的笔调以挑拨青年的爱国情绪，说到实际的主张上来是空空如也的。

他们也有两个口号，叫作“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在表面上，似乎也就是“打倒封建军阀，打倒帝国主义”的闱墨式的翻译。然而，他们一方面可以和当时的军阀巨头孙传芳携手，而对于吴秀才[7]也在暗送秋波，则他们所“内除”的“国贼”乃反抗军阀的那些“国贼”也。在另一方面，他们又反赤最力，把苏俄甚至广东都视为“洪水猛兽”，则他们所“外抗”的“强权”乃企图打倒帝国主义的那种“强权”也。假如开门见山地这样说，中国的青年并不那么易骗，但他们的锦囊里有的是美辞丽句，呜呼噫嘻，密圈胖点，尽能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尔也尽足以麻醉得一部分青年。

他们，尤其首领曾琦，也倡导过飞潜政策，便是天上用飞机，海里用潜艇，用以应付外来的进攻。这在作为旧日的秋闱中应时的策论一道看，或者倒可以侥幸备荐：然而说到实行上来，可羡我们的圣人似乎把飞机当成了鹞子，潜艇当成了鱼秧。那些东西似乎都是从天然界孵化出来的一样。

在“五卅”前我自己沉默着的时候，因友人的招待，和曾琦在消闲别墅同过一次席，他那时不知道是诚心还是客气，曾向我征求过文章，希望在他的《醒狮》报上发表。（记得钱玄同也曾说过“郭沫若、曾琦好一批国家主义者”的话。）——“我和你们的见解不大同，”我这样对他说，接着又把当时苏联所施行的“新经济政策”敷衍成了我所憧憬的理想，“我是想用国家的权力来发展一切的基本产业，而这国家是要从新创造的。”

——“那不正和我们一样？”圣人的痰音高兴地说，“请你尽量写出来，在我们的报上发表。”

我在心里只好暗笑。

但在“孤军派”便迥然不同，象这种烟幕是不能蒙蔽他们的。他们大抵是从日本京都大学研究过经济学回来的人，其中还有好些是河上肇的弟子。他们对于河上肇的初年的学说是实地信奉着的，以为资本主义的扬弃非经过一道个人资本主义的阶段，绝对不能实现。所以要振兴中国，根本是须得厉行个人资本主义。他们就为中国的经济路线曾经举行过长期的讨论，连我都是参加过的。讨论的结果，主张采仿苏联的办法厉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就只有我和林伯修（当年的杜国庠）两人，其余都是反对派。因而“孤军派”的经济政策便由周佛海所想出的巧妙的名词来模棱了，那纲领便是什么“社会的产业化和产业的社会化”。这个半头红萝菔，如把一层皮剥掉，不外是个人资本主义的奖励与保护而已。所以“孤军派”的国家主义，如说得更切实一点，是国家社会主义。

有好些皮相的人，直到现在对于国家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每每要起着感情上的绞线，有的人看着“资本”两个字便要蹙额，又有的人见到“社会”两个字便要白眼。此“醒狮派”的圣人之所以要叫我做文章的原故了。然而“孤军派”的人，象这点皮毛，他们是懂得的。

“孤军派”的人有一个共同的信仰，便是学习日本和土耳其。

日本采用个人资本主义，仅仅几十年工夫便成了功，这是人目所共睹的事。日本不正好是我们的指路碑吗？我们应该学习日本。这，也并不是“孤军派”诸人的特见。自甲午中东之战以来，这种倾向早已成为了我们中国的国是。象我们这一代可以说便是在这种国是中被陶冶出来的人。三十年来，年年都有几千人到日本去留学，毕业回国的自也不在少数。然而仿效的结果呢？

有的人归之于人，以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一批人物都是好人，因此我们中国也应该在人材的精神方面着想，便主张着组织好人政府。

孤军社的人则归之于法，以为日本的法律严明，宪法早就颁布，人人都有法可依，故国事容易上轨道。清朝末年漫无法纪，民国成立以来虽有约法，但屡经毁弃，等于弁髦。这便是中国之所以不长进，故尔他们极力主张恢复约法。只要约法一恢复了，在他们看来，中国的布尔乔治德谟克拉西便可以建立起来，中国便可以顺畅地走上日本所走过的路。

这些，自然都不失为一种爱国的见解，前者是所谓“有治人无治法”，后者是所谓“有治法无治人”。在某种共通的条件下，这两者委实都是可以实验成功的。然而这个共通的必要条件，他们两派的人都把它看掉了。条件是什么呢？那是说要有完全地或近于完全地和外界的影响绝缘了的一个实验场所。只要没有外来影响扰乱，无论好人政府也好，约法政府也好，都可以或早或迟地把中国兴盛起来。然而中国这个实验场所和外界影响是绝缘了的吗？百年以来的世界趋势和中国局面用不着再缕述了，必要条件分明是缺乏着的。把这种缺乏都不放在眼里或甚至盲昧无所睹，只在治人治法的畸轻畸重上兜圈子，真可以说是等于痴人说梦。

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得到成功，治人治法之两得其宜，诚然不可否认；然而他们在实验场所却和我们不同，而是近于完全的绝缘体，也同样不可否认。在六七十年前发生着“黑船事件”[8]，划口通商，允许过外国人以治外法权等等的日本，其以半殖民地的风貌出现于世界也，和我们实在是难兄难弟。但不幸中之幸，却有所亏得。我们中国人中所并不缺乏的悲歌慷慨之士，对于日本人要泄泄气的时候，直到现在不是都还能提起笔来，蔑视之为“弹丸蕞尔之邦”吗？就是这同一的心理了！那已经人满为患的几个岛子，在殖民价值上那里赶得上我们？因此在日本民族觉醒了、自行振作起来的时候，欧美人倒也满不在乎。他们乐得有我们这个太牢在手，无暇去争吃小鲜。有了这种近于完全绝缘的条件而又益之以治人治法之两得其宜，此明治维新之所以成为“近代的奇迹”也。

我就象坐在书斋里的浮士德一样，把秋白和光慈作为自己的听众，在那儿唱独白。

秋白是很寡默的，他只说我的意见是正确的，可以趁早把它写出来。

但关于土耳其方面的情形，我便有点隔膜。我的直感是土耳其的改革[9]之所以成功，也是由于近东问题已被解消于远东问题的原故。反正是我们中国当了撑天的长汉子。

我希望秋白给我些关于土耳其方面的资料，他答应了，并说随后检出，由光慈交来。

秋白那时已把《新青年》杂志恢复，注重在文化方面的问题。做文章的似乎就只有他和光慈两人，他希望我们也做些文章去。但那复活的《新青年》似乎只出了两期，以后又停顿了。

零碎地又谈了些俄国文学，秋白劝我翻译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他说那部小说的反波拿伯主义[10]，在我们中国有绝对的必要。我那时还没有读过《战争与和平》，并有点小儿病的地不高兴托尔斯泰，因为他是贵族，又还倡导无抵抗主义也。秋白的劝说，我在三年后是遵照了的，但可惜那书只译了三分之一便中断了。目前精通俄文的朋友已经不少，七分生意三分文化的那种出版家之出现，都是我们所渴望着的。

谈了有一个钟头的光景，秋白说他另外还有事，便又和着光慈一道告辞走了。

不久便在报上看见秋白到了广州的消息。又不久便有广东大学聘我的消息。后来陈豹隐对我说过，这事是出于秋白的推挽。但秋白自己却不曾对我说过。